王可非遗照

美丽善良的天使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出生于长春市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会计师，母亲是工人。家里兄弟姊妹五个，可非排行老四，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

可非天生丽质，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又活泼好动，象个美丽的小天使。街坊邻居，亲戚朋友，谁见了都喜欢她。

可非外表美丽可爱，内心单纯善良，性情朴实厚道。“文革”期间，人们物质生活匮乏。可非家里生活并不富裕，孩子们的零食很少。因为可非长的白净可爱，街坊邻居、亲戚朋友，所有人都喜欢她，都愿意把好吃的送给她，所以她手里好吃的就比别人多。兄弟姐妹们就想出各种理由去哄可非，跟她要好吃的。“我跟你玩儿，你给我掰一块儿吃吧。”这么一说，可非就给。每次都能成功，不用费什么劲儿。家里吃苹果，每个孩子只能分到一条。可非没舍的吃，一会儿，就让别人给哄走了。到了中秋节，每个孩子分到一块月饼。可非手里拿着月饼，舍不得吃。哥哥姐姐、妹妹们吃完了自己的，就去哄可非。最后可非总是把自己的月饼掰一块给别人。在大家眼里，可非心地善良，单纯憨厚，没有那么多“心眼儿”。

可非七、八岁时，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去合作社买东西。那是家属区一家比较大的商店，往来购物的人很多。从商店出来，可非看见地上有四块钱。在七十年代初，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只有三十几块钱，一根冰棍儿是二分钱，四块钱能买两百根冰棍儿，这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个不小的诱惑。可非看到钱，马上说：“妈妈，快喊，谁丢的钱？”比丢钱的人还着急。母女俩一起喊，最后找到了失主。失主很感动，摸着可非的脸蛋，一个劲儿说：“谢谢！”

可非有很多小伙伴。因为她憨厚、诚实，不要尖儿，不装假，所以大家都乐意跟她玩儿。

健美端庄的姑娘

王可非家教极严。可非的父亲从小念私塾，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必须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言谈举止要有礼貌，说话要谨慎，做事要三思而后行，绝对不能撒谎。孩子们稍有差错，就会挨打，可非的两个哥哥挨打比较多。可非也经常挨打，不过因为她很懂事，特别惹人喜爱，挨打就比较轻。

可非从小身体健康，天生喜好运动。可非五岁时，姐姐到体校打乒乓球，可非就要跟着姐姐一起去打乒乓球。可非爱打乒乓球，有一股不认输的劲儿，必须打赢才罢休。她从不怯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高手，都敢上去比一比。

可非上小学时，被长春市二道区体校乒乓球队看中，到体校去学习、训练。小学期间，可非参加长春市小学生乒乓球比赛，获得第三名。小学毕业后，可非又被吉林省实验中学选中，到省实验中学继续学习和训练。

一九八三年，可非初中毕业，就不再打乒乓球，而是专心学习，考到了长春市第四中专，学习财会。三年后，可非中专毕业，分配到长春市二道区医院做财会工作。

严格的家教，十多年的体育训练，加上三年的专业知识学习，使王可非出落成了一个健美端庄、知书达礼的姑娘。她身高一米六八，眉清目秀，谈吐文雅，举止端庄，性情温柔沉稳，更加令人喜爱。

走入大法修炼

一九九一年，王可非休完产假之后，就调到吉林省农业银行长春市南关区支行工作了，她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年。

可非的父亲身体不好，为了祛病，看了很多气功书，也参加了许多气功学习班，但都没能把病治好。一九九四年四月末，听说李洪志大师在长春办法轮功学习班，老人家就买了十三张票，老两口加上四个孩子和孙子孙女们每人一张，就没给可非买，因为她身体特别好。当时大家都认为法轮功和其他气功一样，是祛病健身的，没有病不用练气功。从法轮功学习班听完课回来，一家人都说好，说这不是一般的气功，不光讲祛病健身，更多的是讲心性，讲如何做好人。可非知道后，非常渴望的说：“我也想去。”

一九九四年八月五日，可非听说李洪志大师要在哈尔滨办班，就自己买了票。她说：“我不是为治病来的，我就是觉的法轮功好才来的。”可非的父亲、大哥知道了，也买票一起去了哈尔滨。第二天听完课，可非感触很大。她告诉父亲：“爸，我整个世界观都改变了！我知道怎么做人啦！”每天听完课，可非都滔滔不绝的跟父亲讲她的感受，讲她内心受到的强烈震撼。

现在的中国社会，人的道德急剧下滑。为了满足个人利益，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社会上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可非在银行工作，见的就更多了。请客送礼，走后门拉关系，好象人不为己，真会天诛地灭似的。耿直善良、单纯质朴的可非学不来虚假势利那一套，常有人讥笑她傻，说她不会来事儿。甚至亲友也说她办事太死板，不圆滑，不会处理人际关系。可非自己也十分困惑：难道真的是自己错了吗？说真话、讲原则不对吗？从小接受的传统价值观都行不通了吗？今后自己的人生道路该怎么走？

学了法轮大法，可非信心十足，她说：“这回我可知道怎么做了，就应该按照真、善、忍去做，不管谁怎么说。我能抵御的住了，否则我就完了。大法能使人变好，这大法太好了！”如果没有大法，可非觉的自己也难免会随波逐流，是大法挽救了她，使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和方向，知道了如何做一个好人。可非从心里感激大法，感激李洪志大师。

得法修炼以前，可非的正直善良是出自于感性，在世风日下的潮流面前，显得脆弱乏力，难以招架。那时，每遇到什么事，可非往往不知所措，常常要去问姐姐怎么办。得法修炼后，可非整个人都变了，行为举止都变了，变的成熟干练了。再遇到事，她也不去问别人了，就用大法去衡量，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心里非常踏实。修炼法轮功后，可非表现出来的正直善良、宽容忍让是理性的，能够抵御世俗间利欲的诱惑，给人的感觉是有智慧，踏实稳健。

真修大法严以律己

王可非对法轮大法坚信不疑，在实际生活中，她身体力行，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有一次，可非和同事一起上街买东西，回来后发现营业员多找了钱。可非马上打出租车给送回去，怕去晚了营业员着急。同事不理解，说她傻。她却很坦然，说修炼人凡事要为他人着想，去掉利益之心。

在农行南关区支行工作十年，每次群众评议，王可非都是最好的。全行从领导到同事，上上下下，说起可非，没有不夸的。有一次，可非的亲戚在火车上遇到一个省农行的干部，谈起法轮功，那干部说：“我们单位有个姑娘是炼法轮功的，那人可好了。”亲戚问：“她叫什么名？”那干部说：“叫王可非。”当知道对方是王可非的亲戚时，那干部惊喜的说：“你可有个好亲戚呀，她可真好啊！”其实，可非不过是农行南关区支行的一个普通职员，和省行领导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直接业务来往，可是人家都知道农行有个炼法轮功的好人，叫王可非。

王可非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别人不愿意干的她去干，别人干不好的她想办法干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天早晨，可非到单位先打好开水，再把厕所打扫一遍，让大家有个干净舒适的环境。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也没有人给她额外的报酬。可非把自己当作一个法轮功修炼者，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自愿的做到了，几年如一日。

有一年，支行人员调整，领导问王可非：“你打算留行里，还是去储蓄所？”可非说：“听领导的。”可非就被派到储蓄所。可是没过多久，又被调回来了。可非一回来，照样每天早晨打开水，扫厕所，工作做的井然有序，用领导的话说：“王可非工作干的好，一个人顶几个人。炼法轮功的就是不一样。”

王可非身材相貌出众，待人和善，品德高尚，被公认为农行最漂亮的姑娘。有一年，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领导来吉林省视察工作，可非承担接待任务。长春市农行拨款四百元，给可非买衣服，做头型。可非说：“我是炼法轮功的，不能占国家的便宜，这钱我自己拿。”市农行工会主席感动的说：“你这孩子太实在了。炼法轮功的真行！”

王可非在银行工作，总有人求她办事。可非为人正直，不图私利，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真、善、忍”。不该办的事就不办，该办的主动做好。一个开发商想让可非帮助贷款，因为不符合规定，被她拒绝了。开发商不甘心，要送给可非一套房子，让可非帮助疏通，又被她拒绝了。可非说：“无论是谁，无论什么事，该咋办咋办，不卑不亢，有啥说啥，我的为人就是这样。”

为此，王可非的丈夫不理解，对可非大发雷霆，说她傻，说她笨，说这个社会都这样，不要白不要，你不要，别人也要，没有你，人家照样贷款。面对此情，王可非跟丈夫耐心解释，说：“我是修炼人，做事要光明磊落，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违反国家规定。”

王可非非常孝顺，不但是个好女儿，更是个好媳妇。公婆都喜欢她，曾说：“我们老两口将来就依靠可非了。”有一次可非去父母家，正赶上家里打扫卫生，可非抱歉的说：“爸妈，今天不能帮你们了，我定好了要去公婆家给他们擦玻璃，收拾屋子。改天再来帮你们吧。”可非的父母非常高兴，说她做的对，炼法轮功的人都讲先他后我。

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王可非去参加一个法轮功修炼心得交流会。会上得知天津法轮功学员由于向《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社说明其刊登的文章诬蔑法轮功，与事实不符，在天津教育学院被绑架。为此，一些法轮功学员已经到北京上访，要求释放被抓的人。可非听说后，直接赶到火车站，准备和父母一起去北京。可非的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吉林省公安厅工作，听说可非要去北京，害怕她被绑架，更害怕自己受牵连，就和一位民警一起开着警车赶到车站，把可非拽走了。当时，象许多人一样，他们还不理解法轮功学员为什么无所畏惧，为什么一定要讲真话。在中共半个世纪的恐怖统治下，人们已经习惯于在谎言和欺骗中苟且偷生。法轮功学员挺身而出，这一壮举所维护和争取的已经不仅仅是其自身的荣誉与修炼环境，更是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善念与正义而无私付出和承担。

七月二十二日，王可非和大批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吉林省政府请愿，希望政府能够了解法轮功，不要把广大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可是，当天下午，中央电台、电视台播出了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消息。可非听到消息，心里非常难过，她立即决定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北京，到更高一级北京中央政府去反映情况。当时车站到处是警察和便衣，看见象是炼法轮功的就上前盘问、拦截。可非想尽办法，躲过丈夫，绕过拦路警察，费了很多周折，找到一个可靠的亲戚，开一辆小轿车先辗转到四平，再从四平坐火车去北京。

关于是否应该去北京，当时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同认识。有人说：“不让炼了，就在家偷着炼，不出来，应该忍。”可非说：“不对。举个例子，匪徒打人嘴巴，如果打我的脸，我忍。现在是打在大法上，打在法上就不能忍。因为“真、善、忍”是宇宙大法，迫害大法是有罪的。”法轮功使上亿人摆脱病痛，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境界提高，道德升华，于社会、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在邪恶势力利用恶人迫害法轮功时，法轮功学员去北京是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因为大家都是法轮功的受益者，不能忘恩负义，这是一个人最起码的良知。况且大家向政府反映的都是事实，是相信政府能够倾听民声、体察民意的表现，所采取的方式也是合法的逐级上访，是和平、自律的，没有暴力，没有对立，完全是善意的。

在去北京的过程中，王可非所想所做都是无私的，是善的。对待丈夫和他人的不理解，可非总是耐心解释，宽容忍让。丈夫的无理打骂，她都默不作声的忍受了。在去北京的路上，她总是替其他法轮功学员买吃的喝的；到了北京，她去找旅店，帮助法轮功学员安排吃住，最重的包都是她拿着。有的农村法轮功学员没有钱，她就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钱给他们。而她自己却舍不得花钱，吃最简单的饭菜，住最便宜的旅店。第一次去北京，她带的银行卡里有八千多元钱，还带了一千多元现金，回来的时候，没剩多少钱，都给了有困难需要帮助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了。

2000年9月末，王可非去北京上访。在北京，同住一个旅店的一位安徽法轮功学员被警察绑架，她的衣服、户口本、一千七百元钱还留在旅店。每天去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很多，来自全国各地，大家虽然互相都不认识，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目地，那就是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临走的时候，大家说：“这位安徽学员的东西谁给拿着？”几个人都看着可非。可非就把它放到自己包里。后来，可非也被警察绑架。长春市西安广场派出所警察、街道办人员、可非单位领导一起到北京截访，他们在看守所找到可非，把她带回长春。派出所要把可非送到铁北看守所，可非对派出所长说：“这衣服、户口本和钱是别人的，你一定给我保管好，我回来要给她寄回去。”从看守所回来，可非马上到派出所找所长，把东西要回来，按照户口本地址，写了几次信才联系到那位法轮功学员的父母。可非马上把衣服、户口本邮寄回去，把一千七百块钱如数汇过去，再打电话确认都收到了才放心。派出所长很佩服可非，说：“你真是好人啊！”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到二零零一年八月，王可非多次去北京上访，有几次被丈夫拦住，到了北京的有四次。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王可非在北京被警察绑架，长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她带回长春，送到八里堡拘留所。省、市、区农行的各级领导被“六一零”（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叫来劝说可非，要她放弃修炼，写保证不去北京上访。可非没有答应。“六一零”就命令单位派人整天看着可非，限制人身自由。

多年以后，一位农行领导回忆说：“王可非，多好的孩子啊！王可非那可是全行最漂亮，工作最好的。”另一位农行领导也说：“这共产党多黑，这么好的孩子，硬逼着辞职了。”王可非被迫辞职后，就到商场去打工，每月挣五百块钱。

二零零零年，王可非的丈夫要入党、提干，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要他“转化”可非，否则影响仕途。在诱惑和压力下，王可非的丈夫选择了配合邪恶。他想了种种办法，找到可非单位、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来做工作，甚至动手打可非，串通“六一零”跟踪监视可非，但是都没能改变可非修炼的意志。最后他把王可非赶出家门，可非带着年幼的儿子，流离失所。在王可非居无定所，被绑架、被严重迫害的情况下，她的丈夫害怕受牵连，抛弃了可非。十年夫妻恩情换来的是一张离婚书，对于忠贞贤惠、恪守妇道的可非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

王可非的丈夫尽管卖力的协助江氏集团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妻子，结果却没有得到承诺给他的任何好处，反而落的家破人亡。由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几年来，在中华大地上，反复上演着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中共却造谣说“法轮功不讲亲情”。实际上，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对每一个人的迫害，是对每一个家庭的迫害。

被迫害和虐杀

王可非由于坚持修炼法轮功曾多次被关押迫害。二零零零年十月，在长春铁北看守所，王可非坚持炼功，被狱警施以“手脚连铐”的酷刑。他们把可非的双脚戴上重型镣铐，双手戴上手铐，再用不足一尺长的铁链子把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见图）人戴上这种刑具后，坐不得、蹲不得、站不得、躺不得，只能佝偻着，蜷缩着，吃、喝、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时间一长，会导致肌肉劳损，手脚浮肿，失眠烦躁，极其难忍。一般人四十八小时就到了承受的极限，可是狱警用这种刑具折磨王可非整整十一天。警察提审，王可非都是被狱警抬出抬进的。家人看到王可非时，她头发散落着，面黄肌瘦，无法行走，已经被折磨的虚弱不堪。

手脚连铐

二零零一年八月一日，王可非再次去北京，在天安门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绑架。长春市公安局警察把可非送到铁北看守所关押。

二零零一年八月末，王可非被转到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关押迫害。在劳教所，王可非先是被关押在六大队。在六大队，可非被打的很厉害，曾经被打晕过去。管教用尽了各种方式威逼可非“决裂”，背叛法轮功，放弃修炼，但都没有达到目地。对于邪恶势力的迫害，王可非坚决不配合，不妥协，也没有仇视和怨恨，“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慈悲的对待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以无私而宽大的胸怀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王可非被转到七大队三小队。为了评先进，追求“转化率”，黑嘴子劳教所用尽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调大队就是其中的一招，这个大队不行，就换另一个大队，变着法折磨，以达到所谓“转化”的目地。七大队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招数除了酷刑，还有超负荷的奴役劳动。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劳教人员每天早晨四点开始劳动，一直干到晚上十点，有时到半夜十二点，甚至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很多人到了身体承受的极限，有几个人受不了，晕了过去。在王可非到七大队之前，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月。

十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加班干活到深夜二点还不让睡觉。王可非站出来讲：“我们没有犯错误，没犯罪，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值班管教、主管生产的大队长栾云娟把王可非拉出去毒打。王可非坚持认为自己没错，为了抗议迫害，开始绝食。三小队管教王丽华把王可非单独关在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里，站立着绑在双层铁床的床架子上，不能动。这种刑罚不亚于死人床，身体全部重量都压在一双脚上，时间一长，双脚浮肿，双腿浮肿，关节不能活动，头晕目眩，精神恍惚，非常痛苦，况且王可非还在绝食期间。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有一次接近走廊尽头的时候，听到可非喊，‘你们放开我，都关了我九天了。’”《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对劳动教养人员使用戒具，只限于手铐。严禁使用背铐、‘手脚连铐’和将人固定在物体上。”第五十二条规定，“连续使用戒具不得超过七天。”黑嘴子劳教所对王可非的迫害已经触犯了法律。

王可非有时被放倒在水泥地上，隔几天给灌点食。灌食是在劳教所内卫生所的二楼。法轮功学员回忆在卫生所见到王可非被灌食的情景时说，王可非被放倒在一张有靠背的长凳子上，一个叫纪凤芹（家住九台）的卖淫被劳教人员按住王可非的双手，另一个劳教人员郭丽颖按住王可非的双脚，卫生所医生郭旭一脚踩着椅子，一手拿着管子，粗暴的往王可非鼻子里插，边插边说：“你不是憋气吗？我有的是时间。”管教王丽华坐在对面看着。那时，王可非已经绝食十多天了，身体虚弱。残暴的灌食弄的可非满脸是血，十分痛苦，同情可非的法轮功学员要给她擦脸，管教王丽华不让。

野蛮灌食

从王可非开始绝食到十二月二十日被送到省劳改中心医院后离世，前后一共25天。在王可非绝食期间，劳教所管教让几个劳教犯人看着她，这几个犯人经常谩骂甚至殴打王可非。有一次，纪凤芹因王可非还不吃饭打了她几个耳光，其他人也骂骂咧咧，当时管教在场，却不予制止。

管教和劳教犯人还一起对王可非进行人格侮辱。一次，管教指使卖淫女纪凤芹、孙丽颖、吸毒者李杰等，在屋子中央摆四个凳子，上面放一块木板，把王可非抬到上面，用下流语言侮辱王可非。当时在场的有七大队大队长刘瑚和侯智红。

几次灌食后，王可非开始吐血，身体虚弱的已无力行走。即使这样，管教也不允许别人搀扶她，让她自己走。管教甚至还逼迫王可非下楼搬东西，说：“谁说王可非不能走，她还能下楼搬东西呢。”在最后几天，灌完食王可非已不能行走，是被一个叫齐秀芹的被劳教人员背回来的。齐秀芹把王可非扔在地上，还踹了两脚。

十二月二十日，王可非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劳教所怕担责任，匆忙把她送到铁北劳改中心医院。王可非于当日含冤离世，年仅三十五岁。

冤情未雪 尸骨尚存

当王可非家属来到太平间时，看到她的毛衣毛裤在外面地上扔着。王可非面部表情有挣扎的迹象，脖子上缠了大约一卷卫生纸，大臂上勒着止血胶带，左手肿的象馒头一样。她身上穿了一件破毛衣，袖子撸到腋下，下身裸露，情景惨不忍睹。尽管太平间满是冰霜，王可非的脸和身体用手摸上去还是温的，和活人体温相近，说明人还没有死就被送到太平间了。见此情景，王可非的母亲瘫倒在地上，放声痛哭。家人纷纷质问在场的劳改医院院长：王可非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不通知家属？院长吓的赶紧逃走。

家属当即要求检察院封存病例，主管劳教所的城郊检察院魏检察长以各种理由阻止家属查看病例。家属后来看到的病例是由检察院、劳教所和劳改医院商议、篡改过的。

关于王可非的死因，劳教所说：王可非手扎了根刺，发烧，是以外伤的病由，头脑清醒的走进医院的。而劳改医院的入院诊断上说，王可非入院时四肢无知觉，睫毛无反射，是在休克状态下被抬进医院的。送王可非入院的劳教所医生郭旭声称，离开劳教所时，王可非还有说有笑呢。医院和劳教所的两种说法相互矛盾，究竟王可非是怎么死的？让人感到其中必有冤情。

家属强烈要求劳教所查出责任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劳教所却要家属签字火化王可非遗体，被家属拒绝。人命关天的事，怎么能这么不明不白的草草了事？家属据理力争，要求给个说法。检察院袒护劳教所，和劳改医院串通一气，最终也不能给家属一个明确公正的答复。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申冤的艰难中，王可非家属被迫逐级申诉，希望得到公正的处理和满意的答复。

二零零二年，劳教所又提出尸检，被王可非家属拒绝。因为尸检的医院、医生由他们安排，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不会有公正的结果。这样，王可非的遗体至今仍保留在殡仪馆。王可非遗体的存在，对劳教所恶人是一块心病，一个威慑。仅从经济上讲，他们认为每天一百元的存尸费是个负担。十年间，劳教所曾想尽办法企图火化王可非的遗体。他们甚至采取流氓手段企图绑架王可非亲属的一个年仅十岁的孩子，以逼迫家属在火化书上签字。

吉林省女子劳教所对王可非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清楚的事实。从王可非被送进劳教所在六大队遭毒打，到她在七大队抗议超时奴役劳动被毒打而绝食，到她被关单间、绑铁床罚站、野蛮灌食至吐血，直到她被送到省劳改医院停止呼吸，有足够的人证物证，事实无可抵赖。

劳教所领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在事发后严密封锁消息，指使管教和被劳教人员做伪证，改换加班干活的票据，甚至在管教中散布说“王可非死了家属都很高兴，”害怕知情者反映事实真相。亲人离世，家属还很高兴，编造这样卑鄙无耻谎言的人，连最基本的人性和同情心都没有，还配称其为人吗？

王可非离世时，左手肿的象个馒头，劳教所解释说是扎刺所致，引起发烧，导致心脏病发作，最后死亡。家属可能太过悲痛，未予深究。按照这种说法，引起王可非离世的直接原因就是这根刺。那么，王可非在绝食二十多天、被灌食至吐血，身体虚弱的不能行走、需要有人昼夜看护的情况下，手上是怎么扎的刺呢？用什么扎的？为什么要扎？谁给她扎的？何时、何地扎的？见证人是谁？王可非的突然离世是否和这根刺有关？是什么刺竟然会导致人死亡？这里面恐怕有更深的冤情和罪恶有待清查。

十年了，王可非被虐杀的冤情未雪，尸骨尚存。杀人凶手仍然逍遥法外，正义不得伸张。在中共治下的黑暗社会里，普通公民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被作为镇压对象的法轮功修炼者的冤屈更无处申诉。

但是，国际社会公认这样一条原则：谁犯罪谁承担、集体组织犯罪个人承担、教唆迫害与直接迫害同罪。根据这一原则，所有在组织、单位、系统名义下所犯的罪行最终将落实到个人承担，迫害和虐杀王可非的有关责任人终将被绳之以法。

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切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一切冤情终将水落石出，一切罪恶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正义必将得以伸张，真理必将受到尊崇。

浩然正气贯长空

听到王可非被迫害致死的消息，谁都不敢相信。那么美丽健康，那么温柔善良，那么质朴坚强，那么光明磊落，那么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离去了

人世中可以有世俗的享乐，也会有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的黑暗。但是，最终衡量善恶是非的是天理，而非某一个或几个人；黑暗也总有被阳光照亮的时候。

象王可非这样一个追求高尚精神境界的生命，尤其在这道德低下、败坏不堪的浊世中，一个捍卫独立信念的法轮功修炼者，她的生命更显其圣洁与高贵。对这样高洁生命的迫害，不仅是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也是对人类自己的侮辱。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这件事，不仅激起了其亲人朋友的义愤，更激起了普通市民、有良知的警察、甚至劳教所管教的同情和义愤。广大法轮功修炼者纷纷揭露迫害，谴责邪恶暴行，大街小巷挂满了横幅、贴满了不干胶。一时间，王可非被迫害致死案成了人们议论的焦点。每一个听说这件事的人，都会扪心自问，善恶是非面前，我该站在哪一边？

听到中共宣传什么劳教所“春风化雨”，什么“转化、帮教”，再也没有人相信了。

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后，劳教所虽然仍有超时奴役劳动，但是没有那么重了。2002年初，劳教所迫于压力，把被迫害的体弱病重的法轮功学员释放了一批。省劳改中心医院挂上牌子，写着：“绝食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收。”这不是说他们变好了，而是王可非被迫害致死唤醒了人们的正义良知，舆论的谴责使恶人不敢再肆无忌惮的行恶了。

十年来，在人们怀念王可非，为她伸冤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知道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种种残酷手段，分清了是非善恶，站到了正义一边。其中包括王可非的家人、亲友、单位同事、领导、律师，还有很多与王可非素不相识的人们。让浩然正气永驻人间，这也正是王可非的美好心愿。

雪已停了，天已发亮。不知不觉中，黎明已经来临。王可非，可亲可敬的同修！多少次在梦中见到你，依然那么端庄美丽，光彩照人。在你美丽而含蓄的微笑中，我们看到了一丝欣慰，感到了一阵融融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