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一名同修被绑架，外面的同修为她请了律师做辩护。经历了一波三折后，至秋天开庭前半月时，案件已陷入僵局。此时，我们从新调整了思路。

打官司的目地

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救人和大法弟子的成熟，那么做这个案子，我们要达到的目地：

一、要对大面积的民众广泛讲清真相

多年反迫害，很多人知道了大法好，但是在人们意识中，依然认为我们是被邪党法律所不容的，换言之就是违法的。正因为这个概念，使得许多人虽然知道大法好，却不敢支持大法，许多人的良知正义被这个因素压抑着不能苏醒。在东北的无罪辩护案中，当亲友们听完律师的辩护，知道自己的亲人没有违法，顿时正气十足，理直气壮的反对迫害。

我们认识到，在当前救度众生的形势中，“在现行法律中没有一条说法轮功违法”、“迫害者在无知的犯罪，将来要承担刑事责任”，我们要利用这个案子把这两个概念让民众了解清楚，就象一次普法教育，从而引导众生树起正气，唤醒良知正义，真正得救。这是利用案件讲真相与以往讲真相所不同的地方。

二、借此机会救度我市公检法系统的人群

在各地，真正听闻了真相仍不改悔的恶人就那么一小撮，许多参与迫害的人是因为不明白真相，我们相信，如果他们知道法轮功其实是合法的，自己在傻乎乎的犯罪，将来还可能要坐牢甚至赔上命来偿还，那可能没有人会再去实施迫害行为了。让他们看到自己危险的走向会惊醒他们，而他们的醒悟不仅是生命的得度，更会瓦解迫害，这对反迫害意义重大。

三、让更多大法弟子参与進来，从而借此事形成整体

我市普遍建立学法小组比较晚，各乡镇间以及城区间的联系比较松散，有的同修间有很大间隔，互不往来，更谈不上在一起配合。我们希望借这件事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实现一次整体配合。调整思路后，各片协调人开展交流，谈案件的意义，谈在其中怎么修自己，请大家共同配合。因为认识到这是件毋庸置疑的大好事，几乎所有同修都愿意放下自我，共同来完成。有的走了很远的山路来参加交流，有的放下个人恩怨，参与進来，有的从不来往的乡镇也和城区建立了联系……其间感人的事有很多，恕不赘述。我们计划把这个交流落实到每一个同修，让每一个同修都参与進来，即使同修不做任何事，只要他内心默默支持的一念已经是在整体配合之中，而整体的力量是最大的。

调整思路后开展交流时离开庭只有十天，从城区到各个乡镇，协调同修们日夜奔忙也没能够全部交流到，非常着急，不愿在这件大事上落下任何一个同修。正在此时，传来消息，开庭推迟六天。我们非常感激师尊的巧妙安排。这样，到开庭前，所有乡镇同修都了解了情况，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修在全力配合这件大事，这在我地前所未有。

四、营救同修

由于同修在看守所已妥协，并说出了几位同修，我们对于能否营救成功心中没底，但是律师费已付了一半，箭已在弦上，官司必须打下去。我们想，如果通过这个案子，救了很多人，又把同修凝聚在一起，那么，对当事人同修是做了大好事，即使营救不出来，对于同修将来也是有利的，而且，我们真的做好了，人心归正了，将最有利于营救。

鉴于以上考虑，我们在一段时期内，配合条幅、不干胶、传单、小册子、语音电话、短信、彩信、邀请函等方式，重点讲法律真相。

请律师的目地

律师究竟能起到什么作用？有位本地律师告诉我们，一般来说，律师在庭上辩护只是做个样子，案子怎么判，早已经定好了，最迟在开庭那天的前几个小时也会定下来。我们看到，在一些地区，律师的介入或许能起监督执法的作用，而从实际营救效果来看，律师的作用很有限，尤其是请的北京律师，相隔几千里，反而不如本地律师有人脉。律师到底起什么实际作用，这也曾令我们困惑。当我们调整了思路，以救人为基点，一切就完全理顺了。

邪党迫害大法，企图在掩盖中让人们漠视。自私和冷漠又使人们对迫害无动于衷。有的地区邪恶阻挠开庭。而在我们看来，能开庭固然好，可以当庭让听众听听真相，即使不开庭也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把“北京著名律师”要讲的真相内容，利用北京律师的新闻效应，广泛传遍了全市各个角落。

广泛讲真相

我们做了大量关于开庭无罪辩护的横幅，四处悬挂。做了大量不干胶，有用小字详细讲的，有用大字寥寥数语简述的，贴的很多，到处可见，配合的传单、小册子大量散发，也发了短信、彩信。一时之间，全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语音电话和邀请函。

那时我地语音电话的项目开始不久，在推广手机项目时，我们设想，如果能在推广技术的同时，建立手机之间的网状联络，由专人负责协调，平时各自打电话讲真相，到需要配合时，能迅速调动所有火力，朝一个地区集中开火，那么，讲真相力度是非常大的。这次官司正好是一次练兵。我们把十几万号码分配给数十部手机，短时间内打完了大部份。据反馈，效果很好。接听率很高，有的人听了几遍还在听，官司打完后，仍然有许多人爱听。

针对公检法人员，我们收集了近五百个手机号，并找到了一种完全突破过滤词封锁的办法，不需加间隔符什么的，用短信形式，把法律方面的真相精辟又确凿的发给他们，邀请他们参加开庭。从回信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内心的震撼。有很多人回信问：“是真的吗？”也有人回信表示不相信，这是突然听闻了惊人真相的正常反应，他们绝没有想到是自己在违法犯罪，至于真的假的，只要他们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去搞清楚的。

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确实搞明白了这个问题。官司之后，邪恶的嚣张气焰一落千丈，同修在路上遇到“六一零”恶人，大声问：“×××，你现在还干没干坏事啊？”恶人支支吾吾的说“没有没有”，完全没了以前的精神头。

今年，附近地级市的同修在做当地的一个行政复议案时，更大的发挥了手机讲真相的作用。他们得到了本市的上百万个手机实号，分给各县市，比如有一个市得到了二十六万个，分摊到每个讲真相的手机上，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以短信、彩信的形式全部发了一遍，回信非常多，效果很好，救度力度很大。

考虑到有的人平时讲真相很难接触到，比如一些政府机关人员以及一些平时“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平时在室内工作，出门坐车，难以接触真相，还有一些在乡镇、村里略有权势的人，有的也难以接受真相。针对这个人群，我们采取了发邀请函的方式。实践中，这个方式的效果非常好。这个人群平时自矜身份，精致的邀请函请他们在某时某地前去参加开庭，既满足了人的虚荣心，又引起了重视。

而实际上，邀请函本身就是一份真相资料，上面以毛笔字体打印着“为什么法轮功传遍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唯独在大陆遭镇压？为什么法轮功遭受十年迫害仍屹立不倒？为什么越来越多律师敢于顶着压力站出来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金秋十月，两位北京著名律师将为您揭开真相，请届时光临。”在另一页上，结合案子讲了法律真相及开庭时间地点。收到的人很多都仔细看了内容，有的人表示到时要参加旁听。

我们考虑，发放邀请函，既要考虑同修的安全和能力，同时也要争取最大范围的发放。对每个同修，发放数量不设上限不设下限，每个人给自己的亲朋好友熟人中的“有头脸”的人发放，不管是当权的官员还是村里的小小治安员，只要他自认为自己有点身份，就可以发给他。邀请函共发放了两千左右，在这个小小的县级市，覆盖了这个阶层的一定范围。

邪党要人们无视迫害，要人们忘记，我们要人们面对迫害真相，要人们重视。我们全方位的讲真相方式，在全市引起了震动，街头巷尾间，很多人在谈论此事。我们预先考虑到邪恶是否会不开庭或秘密开庭，所以在各种真相资料中埋下了伏笔，引导人们想到：如果不开庭就是邪党理虚气短不敢开庭，如果我们不能胜诉就是邪党用强权干涉法律。

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

开庭那天，法院诱骗家属辞退了北京律师，另请了本地律师做有罪轻判的辩护，秘密开庭，不许旁听。邪党法院如临大敌，警察在法院一公里外的四个路口设卡禁止通行，公交车在法院那一站不停靠，各村各单位派人盯住大法弟子，法院外站满便衣。那一天，显得格外不同，街头巷尾、车间、办公室，人们都在谈论此事。

看上去邪恶戒备森严，我们却觉的暗暗好笑，因为邪恶似乎在帮我们扩大影响，唯恐人们没有更多的重视开庭、重视真相。那段时间，我们感觉到，只要我们把基点放在广救众生上，邪恶就在我们的手掌心中，乖乖的随我们的指挥棒旋转。

实际上，当时令人担忧的是，有一名北京律师是以无罪辩护为名做有罪轻判的辩护，辩护词中有诽谤大法的内容，而这在开庭的前天晚上我们才知道（之前不知道要看辩护词），我们决不能容忍花钱请人来诽谤大法，更不愿民众到庭听到这样的宣讲，可是律师坚决不同意更改，即使我们以不付另一半律师费相逼。开庭在即，我们似乎已无能为力。恰恰这时，家属在开庭那天的清早辞退了北京律师。我们双手合十感激师尊的安排。

开庭前，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要的，这天邪恶的表演正是让我们能再一次揭露其丑态，向民众進一步讲真相。

通过这场官司，原本间隔重重的同修们形成了整体，原本邪气高涨的恶人们消减了气焰。多名警察表示不愿参与迫害，有的在暗中阻止绑架。据内部人透露，警察们形成共识：要不是举报，谁也不愿去抓法轮功学员。

几点教训

官司打完之后，我们总结了几点教训。

1、忽略了律师事务所

目前能够接法轮功案子的律师人数有限，而且屡遭打压，如果能在本地律师中寻找出正义者，请一个本地律师、一个北京律师配合做，这样不但可以在本地律师界带出一股正气，也可以利用北京律师的名头、本地律师的人脉，把营救做的更好。当时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很少，只是走访了几家事务所，这是一个缺憾。

今年，附近地级市的同修在做当地的一个行政复议案时，吸取了这个教训，做的非常好。他们划片包干，把全市的数十家律师事务所全部跑遍，介绍案情并讲法律上的真相，律师们认真的阅读案件简介，因为他们要迅速决定是否能接案子，几乎都能认真听完真相，多数律师很震惊也很能接受，但不敢接案子，有的非常客气的表示理解，有的表示可以随时提供免费咨询以示支持，也有少数几个律师表示愿意接案子。

我们和本地明真相的律师曾有这样一个磋商：我们几名同修聘请明真相的律师作为私人的法律顾问，每人年费一百多元左右，平时只是挂名，当被骚扰或什么特殊时刻，我们讲“叫我的律师来”，尤其是什么搜家抢掠之类的，律师的见证会使恶人收敛邪气。即使是居委会什么的来骚扰，我们叫来律师也不失为一个反迫害的方式，律师当场从法律角度协助我们讲真相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例子：听闻聘请法律顾问的设想后，一名同修家来了人要抢劫大锅（卫星电视接收器），同修说：我有律师，我要叫律师来，你们干这个事要拿出文件来。恶人们面面相觑，灰溜溜的走了。

我们并不依赖北京律师给我们反迫害，恰恰相反，要通过讲真相，在本地救度律师界的人士，唤醒他们心中的正义，并利用他们发挥作用抑制邪恶。

2、家属问题

那时，协调家属的同修与家属之间发生矛盾，几乎难以相见。之前，请律师的费用全部由这名同修承担，家属没有拿一分钱。后来，在法院诱骗下，家属瞒着我们轻易的相继辞退了两名北京律师。如果这次没有用来讲真相，我们就血本无归了。这个教训使我们知道，一定要和家属协调好，而且家属要承担一定的费用，否则，在压力面前，在矛盾面前很容易出问题。

3、公检法属于谁？

通过这个案件，我们达到了大部份目地，唯一没有达到的就是营救同修。法院诱骗家属辞退了北京律师，另请了本地律师做有罪轻判的辩护，同修被非法判刑。反省整个思路，我们发现自己对于营救出来是没有信心的，思维中认为公检法机构是属于邪党的，很难做出我们胜诉的判决，实际上，真的是把公检法机构拱手相让，划归了邪恶管辖。我一边想方设法救度着他们，一边对他们没信心，不信他们在明白了真相后敢于做出正义的裁决，这是多么严重的正念不足！

要唤醒众生的良知，就需要在人间展现正义。零七年王博案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仍不失其重大意义。我们整体开始利用法律反迫害，并直指：迫害者将承担刑事责任。此后，我们不仅要为自己辩护，还要将行恶者绳之以法，将恶首押上审判台，展现正义不光是靠善恶有报这个天理的法庭来实现，更要在人间的法庭实现，这对于唤醒众生的良知很有意义。

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认为法官在明真相后会做出正义裁决，那又怎样去实现呢？找到这个不足之后，公检法人员在我心中换了概念：他们虽然听闻了真相，也知道了自己的危险处境，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唤起他们的慷慨正义，有的政府官员宁可丢官也不再参与迫害，那不是为自己计算得失所能做到的，得真正唤回他们心中的正义，而我们的资料和讲真相方式侧重于为他们计算前程得失，这固然没有错，却远远不够，公检法人员本来也可以象北京律师一样成为正义的力量，但那需要我们的强大正念来唤醒，需要我们正念正行做出来。

结语

回顾整个运作的思路，我们一直守着一条：不要求同修的个体素质，这包括，计划的每一步要考虑到同修都能容易做到，让每个同修做自己心性所能做到的事，不强为。

面对整体松散、同修妥协、家属翻脸、律师被辞、律师非要做有罪辩护等等不利局面，我们的计划实施都没有受到影响。我们不能要求所有同修都能生死无惧的面对公检法、能口若悬河的讲真相等等，也不能要求案件的方方面面都适于运作，而是在基点、策划上下功夫，这是对协调人的要求和历练，在做的过程中，同修们自然而然在提高，而最终成功依靠的是凝聚成一体的整体的力量。

比如不干胶，能把我们要讲的信息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作用几乎等同于媒体。而贴不干胶，谁都能做的了，因此，大家也都能参与。从我们调整思路开始大范围讲真相一直到开庭，只有十几天的时间，有许多方式没有来得及采用，也有许多疏漏和今天看来不成熟的地方。

匆匆成文，意在与同修们探讨今后如何运用好这种形式广泛讲真相救世人。由于个人修为有限，难免诸多偏颇，敬请同修多多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