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绑架，非法判刑九年。

二零零二年七月中旬，黄晏林与同修取得联系，在牡丹江市东安区等处租房建立大法资料点。“十一”前夕，大伙商量准备搞个牡丹江法轮大法日活动。十月九日，他们就把写着“庆祝牡丹江市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救度众生”等巨型条幅悬挂在牡市工人文化宫等处。这一活动对当地邪恶震动极大，市局国保支队、市“六一零”及刑侦等部门联手介入调查。因在一学员家中搜出了与“法轮大法日”相同的小条幅，后经对其百般折磨，逼其说出资料点地址，恶警在此蹲坑守候。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五点左右，黄晏林去该资料点取资料时被绑架，关押在牡市公安局六楼国保支队进行刑讯逼供。其所受酷刑有以下几种：

戴“太空帽”：分别用单层或双层塑料袋套在头上，套至脖子处系紧，憋气四十五秒钟，使人缺氧，呼吸挣扎，各重复二次；

酷刑演示：塑料袋套头

灌芥末油：把芥末油顺鼻眼倒入腹腔，第一次倒入半瓶，几分钟后再把一瓶半一起倒进去，那滋味简直难受极了，五脏六腑就象开了锅一样，鼻涕眼泪哗哗齐下，嘴里接连不停的打嗝，往上直返浓烈的芥末味儿。大约过了十分钟左右，才逐渐的平静下来。（以上两种用刑都是把人铐在老虎凳上完成的）

酷刑演示：上绳

紧接着便是“上绳”：第一绳是用一根绳子，把绳子中间位置放在后脖子上，然后由两恶警（牡市“六一零”的乔平、李学军）分别各自拿一半绳子顺其肩处开始经胳膊上绕至手腕，然后将两手反绑，两绳头紧紧系住，将人脸朝地按在地上，恶警用脚踩在其身上，用手使劲往上提被绳子反绑的双臂，真是钻心的痛。

恶警接连提了几次，没见效，就又开始上“二绳”：把绳子松开，从新加力使劲将双臂缠完后反绑，两绳头死死系紧，然后往胳膊与后背接触的地方用啤酒瓶子往里猛钉（俗称：“夹楔子”），关节处感觉痛苦极了。

他们还用鞋底子抽耳光，当时就把黄晏林的四颗门牙给打活动了。眼看折腾了半夜也没套出一个字的口供来，他们就从审讯室出去了。凌晨两点多钟，他们又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房间，将其双手铐在老虎凳上，左右两边各坐一人，手里各拿一个啤酒瓶子，使劲向其膝盖、小腿骨、脚背上狠命地砸，一下、两下……那真是一下一钻心，一下一揪心。

在国保支队折磨到十二天头上，又把黄晏林关进牡丹江市看守所。

二零零三年五月六日在牡市东安区法庭上，黄晏林为自己辩护说：“我们修炼没有罪！法轮功不是×教！”邪恶法庭不予采纳，结果他被诬判九年。虽然他在法院判决书上拒绝签字，但最终还是被关进牡丹江监狱。

二、若不“转化”，恶警不择手段迫害。

监狱里的菜汤跟猪食差不多，缺盐少油、清汤清水的，玉米面发糕象没蒸熟似的胶粘。在那里，每天除了参加奴役劳动以外，隔三差五的总有恶警找去谈话，作转化迫害。二零零九年七月份是邪党迫害法轮功十周年“敏感期”。七月初，牡丹江监狱下发了《关于强制转化法轮功》的文件，此文件的言外之意就是为达到转化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七月八日上午九时许，恶警王恩哲带领杨金国、张庆波、张焕民、宋熙全、史爱胜等五个犯人，把黄晏林从车间带到监舍管教室。进门后，恶警王恩哲问黄晏林：“能不能转化？”他回答说：“这是个人信仰问题，转化不了！”于是二话不说，王命令那五个犯人把他的双手用手铐反铐着，两腿用警绳紧紧捆上，再往其身上倒两盆凉水，浇的浑身透湿，然后让犯人把住头、胳膊及双脚，恶警用电棍电其全身，除了眼睛以外，几乎无一幸免。两根电棍都打没电了，打得脖子、肚子上起了一片片大水泡。紧接着又叫犯人将其按倒在地，恶警用警棍照其背部（从后脖子一直到尾根）一阵猛烈抽打。

打了一阵子之后，再让犯人把黄晏林扶起来坐在地上，恶警抡开双手对其左右开弓大打耳光，一边打一边问：“共产党和法轮功谁好？”黄晏林不断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恶警见状，赶紧叫犯人找来毛巾塞在嘴里，然后继续打，这时以前被市“六一零”打活动的牙又被恶警王恩哲打得松动更厉害了。（二零一零年新年前夕有两颗门牙在同一天脱落下来，牙体洁白完好，绝非病牙。）他打累了，就让犯人把黄晏林连拖带架弄到监舍，站在几个连在一起的床头一侧，用两个手铐分别将其双手吊铐在铁床上，然后恶警对其又是一阵大嘴巴子，边打边问：“共产党好不好？”黄晏林回答说：“共产党不好，法轮大法好！”等折腾累了，恶警告诉犯人：“两人一组看着，不让他睡觉，他要闭眼睛，就拨醒他，另外两人睡觉，二组轮班，直到他在写好的“四书”上签字为止。”换句话说就是啥时候签字啥时候完。

酷刑演示：吊铐

当时监狱在十监区和十三监区搞试点，强调追求“百分之百转化”。为了达标，十监区监区长胡伟和主抓改造的副大队长孙洪喜一起精心策划了对本监区每一名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六日，恶警胡伟因收受犯人钱财，被牡丹江东安区检察院批捕，从监狱里面戴上手铐押解看守所，成为牡丹江监狱戴着手铐从监狱里走出的警察第一人。不久，孙洪喜也因收犯人钱被押异地看守所多日。当今中共邪党，官官相护，花钱买官，花钱买罪，听说胡伟着实花了不少钱才得到检察院免于起诉的处理，现已退岗还员罢了官。而十三监区监区长于海军于二零一零年四月调往五监区任监区长。五月初他带去的关系犯强制粗暴管理犯人，导致五监区全体服刑人员暴乱闹狱，后经武警出面控制了局面，事后恶警于海军丢了官，看监狱大门去了。

胡伟事发后，监狱“六一零”派干事找十监区法轮功谈话，包括黄晏林在内的四名法轮功学员都否定了那个所谓的“转化”，并表示不放弃大法修炼。

二零一零年九月份，监区准备给黄晏林呈报减刑，他听说后，立刻找到中队，提出拒绝减刑，致使诱其减刑计划破产了。

二零一一年二月份，大队干事王志强、二中队中队长岳松、改造副大队张生利等人分别多次找黄晏林谈话，说最近省“六一零”要来牡丹江监狱验收法轮功“转化”成果，告诉他到时候就说自己已经转化了，他均予以回绝了。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二日，二中队指导员恶警刘岩把黄晏林找到办公室，拿出从新抄写好的“四书”（放弃信仰的悔过书等）说：“上次你们签字的四书格式不对，狱里要求从新再签一遍，”他没有答应。

第二天又把他找去，黄晏林说：“这个字我不签，你们也别逼我，如果把我逼出好歹来，对谁都不好。”他说：“你就说狠话吧！”四月十四日，刘岩把黄晏林叫到监区长办公室，一进屋，里面坐着监区长庄轶欣、改造副大队张生利，恶警庄轶欣对他一阵恐吓，说：“二零零四年我在集训队当教导员时，曾经一共转化了八名法轮功，对你怎么没有印象？我给你一夜时间考虑，如果你要再不签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签！”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黄晏林在监狱里被中共邪党迫害了九年之后，回到家。

三、做真相材料被恶警绑架后走脱，而流离失所。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五点多钟，因从某学员处走漏了消息，恶警在同一时间里对全镇法轮功进行大搜捕，绑架了十一名大法弟子，黄晏林也在其中。在分别审讯时，由于他始终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所记的笔录均无“价值”。当晚后半夜二点半左右，他趁三个看守恶警睡熟之机，退出手铐而走脱，从此流离失所。

四、进京上访被软禁、遣送、拘留和勒索。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一日，黄晏林同卢清志、张含顺、于安琴、卢文革、于风芝和曹立敏等一行七人坐火车进京为法轮功上访。他们辗转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两办）信访局门口，就被守候在那里的几十个各地便衣警察给团团围住，经过询问得知他们是黑龙江来的，为法轮功上访的。这时，围观人群开始往外闪，向他们走过来三个人，对他们说：“你们到站了，心到佛知了，请跟我们走吧。”这样，他们就被领到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林业公安处驻京办事处。由于他们走的是和平上访之路，因此也没必要隐瞒真实身份，他们就用电话与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几小时后，他们就被车拉到黑龙江省东京成林业局驻京办事处（过后得知：在北京截住一名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通知当地部门来领人时，必须交五千元钱才能给人，这就等于他们被以五千元钱一位给卖了）。次日东京成林业公安局派来七人坐飞机到京，把他们七人给押回东京成镇，十月二十七日送进林业看守所，初定刑事拘留一个月。

刚进监号里，他们就被强迫奴役劳动。给每人发了五百份大米袋纸，经过折叠后用胶水糊成成品大米袋。（号里成手每人每天才能糊五百份），黄晏林不干，被恶警孟管教提到管教室，当晚值班的八个恶警一起围住他，对其进行拳打脚踢。有个叫赵鹏的恶警，身高体重大块头，站在黄晏林对面，抡起胳膊左右开弓，一连气打了他三十来个大耳光，随后它们对号里其他人谎称说因为吵监闹号、违反监规，才对其这样的。最终，还是送回号里接着干活至凌晨四点左右，实在是坚持不住了，经过和值班的再三要求下，才让他们睡觉。感觉好象刚刚闭上眼睛就听见有人喊起床（看守所规定早上五点起床）。吃完一个玉米面窝头之后，每人又发了五百份（前一天发的还没有干完），等干到后半夜两点多钟时熬夜熬的太困了，就跟当班警察说明情况后，又经过请示上级才准许他们睡觉。看守所里每天出监放风两次，每次不超过五分钟，要解大手时间都不够用。

在这期间，林业局党委会议对他们几人作出决定：有单位的，单位拿一万元保证金；没单位的，街道拿一万元，个人每人拿五千元保证金，共计每人一万五千元，钱交齐就放人。拘留到一个月后，他们六人陆续交上钱被家人接了回去，只剩下黄晏林自己还没动静（事后才知道：当时他单位一把手厂长宁卫东思想痛恨法轮功给他带来的“麻烦”，死活不出一分钱）。由于单位不拿钱，其母亲滕玉琴四处奔走、东借西凑，于四十四天后交上一万五千元钱把儿子接了回去。至此，七人进京上访被邪党勒索人民币共计四万五千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