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李珊珊和周向阳的故事时，我再一次泪流不止，我认识珊珊是在劳教所里，印象中她是多么柔弱的小姑娘，为人和善，喜欢笑，她内心的坚强深深的感动了我。她和向阳的事情我也是亲身的见证。当时珊珊在板桥，向阳在监狱，他们通信联系，周向阳的信大家都喜欢看，不只是感情的真挚，更是他高尚的人品，感动着劳教所里不曾与他相识的人们。他现在又被迫害入狱，李珊珊因为坚持控告天津港北监狱，替冤狱中的丈夫周向阳伸冤，自己再次遭迫害。

我在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第一天晚上十点钟，大家都睡觉，让我和其他两名法轮功学员坐马扎，说是反思。我不听，坚持要求和大家一起休息，当时的班长（好象叫张红霞，一名因为吸毒被劳教的劳教人员）不准许，说是队长的规定。所有进到劳教所不签协议保证不炼功、不谈法轮大法（还有三点我忘记了），就必须在别人睡觉后坐马扎一个小时。我不听，最后不让在屋里睡，我就在屋的门外楼道里睡觉，不让躺下，我就坐着睡觉。半夜的时候，小夜（夜里值班的一名因家计所迫盗窃而进入劳教所的中年妇女）让我回班里，当时一个班大概有二十多人，都是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岁数大的有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只有班长，一个吸毒的人管着大家，随时向队长通风报信。我只能打个地铺，睡在地上，并排三个人，都是所谓未转化的，不签协议保证不炼功的法轮功学员。一位是天津十六中的优秀的退休数学教师白发苍苍的丛慧云老师，还有一位是一名农村妇女叫高天花和我。他们都在白天干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在大家都睡了以后，他们两个还要在马扎上坐一个小时，才准许睡觉，第二天再跟大家早起。去干繁重的体力劳动——扛豆子（每袋一百～一百五十斤）、挑豆子。

第二天扛豆子。一百多斤的豆子对我还是比较艰难。因为我从小读书，虽然家在农村，但父母很少让我干农活，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让我学习，后来读大学、读研究生就更是与干农活无缘了。我歪歪斜斜的扛着上百斤的豆子，猛抬头，前面那位五十多岁的阿姨也扛着那么重的东西，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这些善良的人，在家里家外都是家庭的核心，这么大年纪，怎么可能被强迫来这里干这么繁重的体力活，这或许只有在这个中共邪党的统治下才会发生。于是自己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我扛着豆子一路小跑。我希望自己多干点，少让这么大岁数的长辈受这个罪。

二零零三年三月八日后，可怕的所谓攻坚开始了，就是所有不写保证放弃修炼大法的都要接受所谓的教育，看邪恶可怕的杀人电视，整宿整宿的不让睡觉，直到被所谓的转化，很多人都支持不住这种轮番的强制的轰炸式的洗脑，很多老人都承受不住了，被迫签了保证放弃修炼。这就叫攻坚结束。在攻坚阶段，法轮功学员绝对不准许和别人说话，不能和别人见面，早晨在其他人还在沉睡的时候，被攻坚的法轮功学员就被从床上喊起来，被偷偷摸摸的叫走，也就是隔离，关在一间屋里，看邪恶的洗脑电视，让你迷迷糊糊渐渐失去理智，睡眠又不足，又不能和任何人见面，别人都睡着了，再回班睡觉。都是半夜十二～一、二点睡，然后四、五点又起来。我记得因为我不看那些邪恶的电视，把我隔离出来，轮番的被人看着，不让我睡觉，有一次是通宵，有一次睡了半个小时，五点钟躺下，五点半被叫起来。

他们的攻坚方式我不配合，我接受真善忍的真理，心中装下的是美好和善良，强迫让我变坏，不能配合。我要向善，从我修大法那天就深深的扎在我心里，不能改变。而且播放这些邪恶的东西对任何生命都不好，我不看，我也不能让它毒害它人，包括那里的恶警。有一天，三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很早就喊起来了，隔离在一间小屋里，先是坐马扎，笔挺的坐着，等到那些劳教所的警察上班，就开始给我放邪恶可怕的电视画面。我扭过头去，拒绝看。队长韩金玲走进来，呵斥我看电视，我不听，我说我修的是真善忍，不能看这些可怕的东西，对谁都不好。她就扳过我的头，我还是扭过去，她就拽着我的头发左右开弓打我耳光，我不屈服。恶警最后气急败坏地甩门而去。

有一天晚上，当别的被劳教的人员出去在主楼后边的车间缝制衣服，其他人员限制在各个班里的时候，我被叫到了队长的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两名值班队长郭玲和窦队，还有两名吸毒人员。他们把我硬压在电视面前的椅子上，手和腿都捆在椅子上，打开电视，还是那些可怕的镜头。我就闭上双眼，他们几个人板着我的头，扒着我的眼皮逼迫我看那些邪恶可怕的镜头。我一直没有配合，快到晚上收工时间，很多人要从车间回来了，他们看到我不可能看那些电视就把我捆起来抬出去。我当时也不知道会去哪里，大声的喊“救命啊，救命啊”，没人能出来，后来我才知道，所有班里的门都关闭了，班长看着门不许任何人动，有因为后来要救我的也不同程度的被隔离处罚。我被带到了一间小黑屋，吸毒的和窦队、郭队开始用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恶毒的话骂我、骂师父、骂大法，我当时真是痛苦极了，这么美好的功法被这群人这样的谩骂，我当时真是有痛不欲生的感受，真想一头碰死，可是不能，大法的神圣，决不能自杀，杀生是有罪，

第二天把我叫回来，还是隔离，逼迫我看电视，好象是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因为当时想到罪恶的曝光，所以特意记过那个日子，我被几个人从队长的办公室抬到一间屋里，当时我还穿着防寒服，他们几个人用我的防寒服包住我的头，我被在地上踢来踢去，那个是我最结实的防寒服都被踢破了。推己及人，其他坚定法轮功学员受到怎样的待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再后来就是被铐在床上。是因为我写信给这里的一位政委揭露这里的邪恶。因为隔离见不到别人。我通过窗户将我写的信扔出去，正好政委从那里路过。也因此，我的手和脚成“X”形状被铐在床上，三月末四月初，那还是春寒的时候，我的身下连褥子也没有，就是平板木床，当时我穿着毛衣，有人看不过，出于善意给我垫上我的防寒服，也被队长处罚，给撤走了。被铐的第二天上午，我要求上厕所，不准许，我的小肚子就象吹起的气球一般涨的难受，我才想起为什么他们总说法轮功学员床上拉尿，我知道的至少两三个人说是炼法轮功的，在床上拉尿。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我的心是纯净的，决不能因我的形象让他们诽谤大法。在一再的请求下，年龄大的潘队来了，在很多人的注视下，我被解掉了手上的另一只铐子和脚上的绳子，一只手退裤子整整尿了一满盆。然后继续铐在床上。为了不麻烦他人，我从此不喝水，一顿饭只吃一个馒头的四分之一。

晚上呼呼的北风吹着，我冻得浑身打哆嗦，我的腰躺在硬硬的床板上就象折了一般疼痛。那种疼痛就是在我打坐不能坚持下去的状态的呈现，往往此时我会拿下腿。可是这里可动不了。内心的痛苦无法言表，更难受的是自己因为做的不好，这样的亵渎师父。被铐在木板床上五天后，我终于承受不住，违心的说不修炼了。

酷刑演示：死人床

我在二零零五年四月九日前离开那里时，还有一些坚定的大法弟子被隔离，她们受到的待遇也可想而知。我曾经找到队长，说不能再迫害这些好人了。她叫冯联会，她说，“那也是看她是否有能力承受。”

当我离开劳教所之前，一位法轮功学员递给我一支钢笔，她说，出去后一定要揭露这里的迫害。我很惭愧，时至今日，看到网上认识的一位位善良的人们还在被残酷的折磨，我几次想写都没有勇气至此，我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祝立敏阿姨也是当时认识的在天津大港板桥女子劳教所的一位年长的大法弟子，她心灵手巧，就是不畏强暴，坚持信仰。当时，二零零四年的时候，她就被迫做超强度的奴役劳动。那时的她应该是五十多岁了，每天晚上别人睡觉她被强迫坐马扎，白天还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且强迫所有的人不能与她讲话。祝姨外表总是非常平和，不善言辞。后来又受到种种迫害，很多都是隔离出来，背地里进行的。

陈瑞芹，一九七三年生，蓟县农村的妇女，她坚定信仰，受到的迫害更是残酷。很多绝食是因为抗议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她曾经被脱掉鞋子抽脸，不准睡觉，超强度劳动，天天坐马扎，隔离加上监视居住，关小号。

平玉如阿姨，也是一位坚定的大法弟子，她也是被打，被灌食，长期被隔离，超期关押。那种环境能让人精神崩溃，折磨的人生不如死，精神上，肉体上的折磨，残酷的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

还有一位刘阿姨，也是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家是天津宁河县的，她被限制上厕所用手纸，每次厕所大小便只能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