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女子劳教所“攻坚队”成立于二零零三年七月，当时，北京市劳教局派一个男的，叫徐凯旋，由其亲自督导，副所长朱晓丽辅助，李秀英任大队长。攻坚队的前身是原来的二大队（因为对大法弟子李小凤（音）的邪恶迫害，家人上告二大队的恶警，劳教局不得不解散了二大队）。劳教所成立攻坚队的目的，就是加强迫害被各大队非法关押的坚定的大法弟子，其邪恶口号就是“人心通过强制的手段是可以改变的”，并举了末代皇帝溥仪为例。

攻坚队与其它普教队的迫害手段不同。普教队通常找来在严酷迫害中承受不住有意接受邪悟的“犹大”轮番洗脑（断章取义地从大法中找出一些话，加以歪曲理解，然后诱骗大法弟子“转化”），再加上吸毒犯实施的肉体折磨。因为普教队的大环境相对宽松一些，所以集中攻坚前，还有喘息的余地。而攻坚队不跟大法弟子讲什么，完全是长期、全面、邪恶至极、分分秒秒不间断的施加各种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的肉体与精神，不给任何喘息机会，企图从意志上摧毁，达到强制逼迫“转化”。在这些残酷的折磨下，在身体的痛苦渐渐达到极限过程中，坚定的大法弟子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身体的某些部位、器官和生理机能慢慢恶化，直至出现生命危险。然后，那些恶警在“抢救”的最后一刻也不忘逼问“转化”不“转化”。即便从死亡的边缘中强行送往医院抢救后，恢复一段时间，新一轮的迫害继续。面对这种不知何时能结束的酷刑折磨，只有抱定坚修大法、视死如归的信念，放下对人身的执著、承受剧痛，同时否定恶势力的安排才能走过来。

一、恶梦般的生活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正值中共“两会”前夕，我正在公司开早会时被北京海淀某派出所恶警绑架，送往海淀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多月。我被北京市劳教局非法劳教两年半，先后转往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天堂河医院、北京市女子劳教所集训队。

二零零四年一月初，我被集训队的队长在中午其他人员午休时叫出来，带到攻坚队，从此开始了恶梦般的生活。

1、狂风暴雨般迫害过后一进天堂河医院抢救

隔离。攻坚队一共有十几个房间，除了三、四个房间用于普通劳教人员外，其余约有十个房间用于迫害大法弟子。每个大法弟子单独关押在一个房间，并由三～六个劳教犯“包夹”。门上玻璃用白纸糊上，中部留有约五×十五厘米的空白处，小哨和队长能看到屋里的情况，但大法弟子看不到外面情况。窗帘经常日夜被拉上，制造暗无天日的效果。攻坚队屋里没有象集训队那样每个房间均安装摄像头，而是安装了监听器，这样队长、劳教所的头脑就可以任由“包夹”迫害大法弟子而装作看不见。

剥夺一切自由。房间内除一张床外只准放饭盆、脸盆、牙刷、毛巾和一卷卫生纸，其余物品均存到储藏室，要想取用必须由“班长”同意并请示大队长（当时攻坚队大队长是李秀英，她被调到集训队当大队长后，换成杜敬斌）才能拿到。上厕所和洗漱时，小哨安排大法弟子完全错开，妄想不让大法弟子有见面的机会，但我通过观察还是了解到，与我同时被关押在攻坚队迫害的大法弟子还有贺文、张印英等。

严密监控。我被分配了两个身材健壮的吸毒犯“包夹”看管，不让叫他们的名字，只让称“班长”。这些“班长”是队长的实施迫害大法弟子的直接“黑手”。她们每天做“监控日记”，记录我的一举一动，只言片语，面色、精神状态（是稳定、激动、消极、乐观还是伤心、难过）、喝了几口水，吃了多少饭、上了几次厕所、小便状况（颜色、量）、大便状况（是否便秘、拉肚子、颜色）、月经（量、来经时间、持续天数）、睡觉情况（姿势、梦中说话内容、表情）等等，都被恶劣而有细致入微的记录下来。队长每天查看“监控日记”，调整对我的肉体、精神迫害方案、火候。当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被邪恶监视、控制、折磨时，人会感到心理上有一种无形的沉重压力，这种精神围剿使人异常痛苦，常年如此的把人处于这种境地，几乎能把人逼疯。身体不断恶化的状况不但没有使恶徒、恶警停止对我的迫害，反而成为他们反复警告我不“转化”的“后果”。她们不断施加精神压力，诱迫“转化”。

罚坐。队长离开后，这两个身材高大的“班长”叫我坐在一个高约四十一公分的塑料凳子上。双腿紧紧并拢而且不能有任何缝隙，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上身坐正直，目视前方一动不动。什么叫“一动不动”？就连不经意抬一下手指都算一动，更别说抬手、挪动身体、站起来喝水等活动了。就连包夹的吸毒犯自己都说，她们尝试了一下，这种坐姿只能坚持几分钟，然后就浑身难受、大腿部位被凳子硌的十分疼痛，必须得活动一下才行。坐在凳子上，初看好象没什么，实际上那种坐姿要求一般人根本难以做到，一动就算违反所规所纪，便遭到拳打脚踢，随后诸如喝水、上厕所等事就不要再指望“班长”向外边筒道里值班的小哨请示了。如果做到，则要承受极大的痛苦。由于长时间坐在如此高的凳子上，两个大腿被硌得肌肉黑紫，深深的陷下两个大坑，皮肤几乎挨着骨头了。由于长期罚坐，致使脚、腿部肿胀，平时穿三十六号鞋的脚只能穿三十八号鞋，小腿与大腿一般粗。

剥夺睡眠。每天只给我三～4个小时的睡觉时间，有时只让睡二个小时，其余二十多个小时全部是坐在凳子上忍受肉体折磨。由于严重睡眠不足，很容易犯困。“班长”看我稍有困意，便拳打脚踢，或拿钢笔尖扎我的手、眼皮，或用拳头用力杵我的眼睛，有一次把我眼睛打的肿胀，半天都无法睁开。

酷刑演示：暴打

拳打脚踢。攻坚队打人不分部位，怎么疼痛怎么打。一般劳教人员均穿一种硬塑料底的布鞋，有的很坏的包夹，不是拿脚踹，而是横着磕我的小腿前部，就象拿刀砍一样剧痛。一个吸毒犯用脚狠命踢我的后腰部位，当时腰部一阵剧痛，惨叫一声栽倒在地。外边筒道内值班的闻声跑来，小声嘱咐，别把肾给踢坏了。除了平时一般性折磨外，不定期对大法弟子进行狂风暴雨般的集中攻坚，以副所长朱晓丽为首的恶警经常授意“包夹”，关闭门窗，拉上窗帘，整日片刻不停的轮番对我拳打脚踢，并叫嚣说“这叫关起门来打狗”。不管白天还是深夜，筒道里经常传来撕心裂肺般的惨叫声。大法弟子张印英从一进劳教所，就喊“法轮大法好”。她年仅五十多岁，来到攻坚队后，给邪恶的“班长”把满口的牙全部打掉。

不让上厕所。刚到攻坚队时，每顿给满满一盆菜汤，强行要求喝下，如不喝就灌。然后要求上厕所必须喊“报告班长，劳教人员某某某请求上厕所”。如果不按要求报告，则不能去厕所方便，自己强行就地方便也是不可能的，会有几个人按住不得动弹，如果两个人手不够，就会增加包夹人力。由于长期饥饿，到后来也无力反抗了，只能在漫无希望中承受着憋尿的疼痛。实质上，攻坚队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承认劳教人员的身份。我拒绝承认自己是劳教人员，并明确向队长声明“我是作为大法弟子被迫害而被关押到劳教所的”。就这样，每天要求喝下三盆汤，不喝就灌，一整天也不让上厕所，憋的疼痛难忍，肚子胀的象怀孕一样。晚上说是给三、四个钟头睡觉时间，但憋着尿怎能睡的着？听包夹说大法弟子张桂玲被憋得浑身浮肿，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被憋的肠梗阻，带到医院治疗半年多，极其痛苦。我也被长期憋尿而导致小便困难。差不多过了两天了，队长估计憋的够呛了，才允许在我住的房间里方便，致使房间里臭气熏天，两个包夹被熏的直头疼。她们将怨气向我身上撒，更狠毒的打我，吃饭时要把屎尿盆端到椅子前吃，晚上睡觉时，要将屎尿盆端到床前，还找来一团手纸沾上屎尿弄到我睡的被子上。还有一次两个“班长”逼迫我喝下自己的尿，否则不让我方便。一天早晨起床，还未等我穿上外衣，两个值夜班的包夹便气急败坏的把我穿的秋衣秋裤强行扒下来，拿着三把放在窗台上的牙刷说要捅我的下身（说明：从我刚进攻坚队的禁闭房间以来，房内除了我仅有的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品外，只有窗台上三把牙刷，没有别的闲杂物品。队长也定期搜查房间。可见用牙刷进行性侵犯的酷刑迫害是攻坚队队长授意的迫害手段之一。）当只剩一个内裤时，我死死抓住内裤不放，正在内裤要被脱掉时，到了换班时间，两个包夹只好罢手。在长时间憋尿、在屋里大小便、不让洗漱的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才允许我无需承认劳教人员身份而在卫生间洗漱、上厕所。

饥渴。在攻坚队，每天每顿只给小半个馒头，经常只有一盆底菜，甚至只象征性的给一根菜段或一片菜叶。赶上集中攻坚时，三天给半个馒头，持续九天如此。长期严重营养不良使得我的脸色从刚进攻坚队的红润变成惨白，直至发青。月经从每月一次，延长至每俩月一次、半年一次。有一次，他们特意安排我照了一下镜子（其目的是以此为威胁促使我“转化”），我被镜子中扭曲的脸型、面色苍老（看上去象七十岁的老太太）、骨瘦如柴的身躯的我惊呆了。我一再要求责任干警、大队长改善我的伙食，停止对我的迫害，并正告她们，这样下去身体迟早会出问题的。责任干警则笑着说“你放心，我们会给你留口气走出劳教所的。”

二零零五年一月的一天晚上，我坐在那个凳子上感觉直发晕、老要栽倒。我坚决要求对我做身体检查，结果心跳每分钟只有四十多下了。当夜我被送往大兴区仁和医院，护士要做化验检查，可连血都抽不出来，他们怕出生命问题承担责任不得已给我安上心脏监护仪、二十四小时观察。当天夜里副所长朱晓丽来医院看我身体情况，对我的身体出现如此状况深感震惊。

过了几天，我被转往大兴天堂河医院。血液检查结果显示，各项营养指标均不合格，每天给我输钾、钙、维生素、人血白蛋白、十八种氨基酸等葡萄糖液。吸毒犯包夹告诉我，每天给我输液得花掉好几百人民币，光一瓶人血白蛋白就二百多块。劳教所就是这样剥夺大法弟子的正常生活，折磨大法弟子，然后再大笔大笔浪费着人民的血汗钱。通过心电彩超检查发现心脏有二毫米的房缺，特意在病历上说我有“先天性”心脏病。事实上我家族中从未有人得过心脏病。我本人从上中学开始就晨练，每天坚持八百米长跑。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在全校（约一万学生）运动会上获得八百米、一千五百米第二名，一次三千米第一名，根本不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这完全是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高压迫害所致。除心脏衰竭外，肺功能也严重受损。一有阴天，我就呼吸困难，甚至出现浑身麻木而休克。

2、长期罚坐致使二进天堂河医院抢救

在天堂河医院住院调整身体约一个月后，我再次被带回到攻坚队，进行新一轮的迫害。

刚回攻坚队时，胸口一直憋闷，无法入睡，经常倒吸气。憋闷到极点倒吸气时从胸部莫名的发出一种声音，同时身体能在横躺着的时候整体从床上凭空弹起。甚至坐在凳子上，能双脚离地，身体从凳子上整体弹起。我不知道这种离奇的身体恶化状况后果是什么，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随时都会死亡。但是，我抱定这一念：坚定正念，永世也不变。在我无法反抗这些酷刑折磨时，劳教所不怕我死。我放下一切执著，也绝不畏惧痛苦。

二零零五年春季时，攻坚队又从其它普教队转来了几个坚定的大法弟子。当我心肺衰弱的身体状况还未完全改善时，在以朱晓丽为首的指挥下，攻坚队开始了新一波的集中攻坚。我也不例外，成为这次攻坚的对象。罚坐、饥饿、禁止上厕所、剥夺睡眠、整日不间断的拳打脚踢……数个星期后，在我这里没有得到她们所需要的任何“转变”。生在大法洪传之时，幸遇师父慈悲苦度，怎能不珍惜这万古机缘？！我认定，在这样的剧痛中，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我能坚持一分钟，就能坚持两分钟，我就能坚持到最后。

我在那个大凳子上一坐就是一年多，而且一动不让动，长期下去，我的后背肌肉经常抽筋，而且由局部发展到整个后背，直至颈部肌肉痉挛，致使脑袋不由自主的偏向一边，直至达到极限。在这种情况下，连很有力气的人都难以帮我把脑袋扳回到正常位置，最后身体失去平衡而栽倒在地。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使我的脑袋回到正常位置，时间一长，有一次呼吸困难，口吐白沫，几乎到了死亡边缘。队长赶快掐人中穴，掐了半天才缓过来。没办法，队长只得停止我每天坐长达二十小时左右的大凳子酷刑，允许我适当在房间内活动。可是我的后背肌肉整体抽筋僵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继续恶化，以至于我不能再坐下，只要一坐下，立即后背肌肉抽筋僵硬。那个大凳子已经不光是我害怕再坐下，队长、“班长”都害怕我坐下。因为我一坐下，就很快出现生命危险，“班长”们一天多次、很费劲将我转到极限的头扳回到正常位置，她们担心出现危险，不断向队长报告，队长也一天一次一次的往我房间里跑。到后来，别说坐着，哪怕是活动时稍稍停顿一下，站着就立刻出现上述症状。不停的活动又加剧了我心脏的负担，使本来就有的心肺衰弱更加雪上加霜。二零零五年六月，后背肌肉僵化，加上心脏出现衰竭迹象，不得已，我再次被送往天堂河医院。

这次住院过程中，当医生来抽血化验时，我高喊“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弟子！”对面被迫害致肺结核症状的毛桂芝立即声援，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清楚，我的身体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完全是由于长期的罚坐而导致的。自攻坚队成立以来，我是被关押在该队时间最长的一个。这种罚坐的迫害后果也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我也就成为这种新型迫害手段的试验品了。我每天适量吃饭，适当活动和休息，有机会我也在房间炼功。一个月后，我的身体确实明显好转。

二零零五年七月初，我再次被接回攻坚队进行又一轮的迫害。攻坚队恶警又安排六个“班长”包夹我，以往刚来攻坚队的一整套邪恶迫害手段继续施加在我瘦弱的身体上。没过几天，我的身体急转直下，以至于身体虚弱到让我上床睡觉我都无法从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床上；给我水喝，我都没有力气端起水杯。动不动就休克了。一个“班长”悄悄对我说，队长本来打算你从医院回来后正好借着夏天炎热的天气集中攻坚你，一看你动不动就休克，只好放弃了。

在攻坚队的一年半当中，除两次外出体检、住院、三次接见家人和三、四次在院子里放风外，其余时间都被关在那个小屋里，暗无天日。记得有一次，让我出去放放风。队长让我去荡秋千，我看着秋千直发晕，无力而又艰难的倚靠在秋千的铁杆边。遥望劳教所的大门口，看着过往的车辆心想：在外表花园式的劳教所里，有谁会想到这里每时都在发生着惨烈的迫害！想想自己身陷囹圄，度日如年，自己的身体已经虚弱到极点，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劳教所。邪恶的劳教所，万恶的攻坚队！想到此，不禁泪如雨下。这种流泪是长期高压下对痛苦的宣泄，但我内心始终守住对“真善忍“大法的坚信。

他们反复威胁我，如果坚修法轮大法，要给我加期一年。但我坚信法轮大法是正法。真理如果没有人坚持，怎会被世人认识？无论攻坚队怎样折磨我，哪怕是接近死亡，我从未承认劳教人员身份，从未被“转化”、从未放弃修炼。

二、走出劳教所的前后

二零零五年七月初，也就是在距离我离开劳教所还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劳教所将我从攻坚队转回到集训队，一个多月时间内曾两次出现休克状态。

二零零五年八月二十三日，我被到期解教。一出劳教所大门，等待我的除了我家人（他们开车来的）外，还有街道办事处的一个女的和房山区政府“六一零办公室”的一个男的，叫张涛。“六一零”的人非要我父亲在帮教协议上签字，准备将我送到房山区洗脑班继续接受转化，诱骗说不用交钱。我父亲断然拒绝签字，并说，“我闺女在这里两年半了，不知道给折磨成什么样子了，我得拉回家看看，不能让你们带走。”僵持了半天，看我家人坚决不签字，“六一零办公室”的人只好在解教票上签字，同意我回家。

上我家车后，我有气无力的赶紧告诉家人，由于在劳教所长期饥饿、酷刑折磨，已造成心肺衰弱，现在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赶快给我买带吸管的牛奶补充身体，说不定一会儿我就休克而无力说话了。果然不到五分钟，我便休克了。家里人不知所措，只好给劳教所集训队打电话。队长凌红告诉说“在我们这里就经常这样，都是攻坚队整的，你们赶紧送医院吧。”家人便把我送进良乡医院，检查身体后输了一些营养液才醒过来。

回家不到三天，派出所片警就找上门来盘问调查。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晚再次来骚扰，说：“马上要国庆节了，不能去天安门。”并特意看我的长相，还说就他所在派出所管辖的小区内就有一百多法轮功学员被登记在册，都要挨个上门通知“不得在国庆节期间去天安门”。象我这样从劳教所里没转化而出来的大法弟子，片警每个月都要上交一份与本人的谈话记录和调查表。自从回家后，我一直卧床不起，严重心力衰竭，吃饭都需要家人喂，举不起筷子。后来一支耳朵失聪。随着加强炼功，听力不断恢复。

在家里恢复了两个月后，我便赶紧离开了家，在外租房住下。据说，二零零六年春节过后、“两会”前良乡地区有五、六个大法弟子被从家中和工作单位绑架到洗脑转化班。

如今我有幸来到海外，以自己亲身受迫害经历，揭露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惨绝人寰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