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八月我被吉林大学外语学院聘为西班牙语教师，正式在吉大外语西语系任助教。同年十月，就法轮功被迫害、辽宁马三家劳教所十几位女大法弟子被扒光衣服关进男牢一事，我去北京请愿，后被遣返回长春，并被非法定一年劳教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期间被强制妥协后，我出现严重哮喘症状，于二零零零年底被办理“保外就医”，并被父母接回大连。自此，吉林大学相关人员告诉我和家人，让我在家休养，暂不让我回校上课，并让我写“思想汇报”，每月只发给四百元生活费。

后来我曾给当时外院书记林全胜写信揭露“自焚”真相，也曾邮寄“法轮大法好”的资料给西语系的张永泰老师。至二零零一年八月，当时的外院院长赵文学和名叫刘树仁的校方人员（记不清其职务）来到大连，打电话让我和我父亲去他们住的宾馆。见面后，他们将一纸解聘书交给父亲和我，解聘原因竟然是“长期旷课”！好象是我不想回去上课似的，一句话就想掩盖中共不想让信仰法轮功的教师重返课堂的实质，并将责任推到了受迫害的大法弟子身上。

吉林大学外语学院在任用期内，单方面与我解除合同、不履行合同约定不说，还一直扣押着我的档案关系，至今不还，导致我再就业、办理各种手续时遇阻，连失业证也无法办理。后来我曾给吉大外院的林书记、赵院长和张永泰老师去过电话，询问恢复工作或要回档案等事，得到的答复不是推诿就是敷衍，没有一个人愿意给生活无助的我提供帮助。也不清楚他们背后具体是什么人或部门在操纵指示着他们采取这种态度。中共邪教常喊：最基本的人权是生存权。可是对于坚信“真善忍”的大法弟子，中共鼓吹的这项最基本的人权都不能享有。

二零零七年我第二次被辽宁大连国保非法抓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之前，我在大连益春堂药房打工。就在领第二个月工资的前一个工作日，迫害就发生了。一年后，当我来到药房经理郝经理办公室，索要该月工资和工作前交的五百元押金时，她竟然翻脸不认人，将我赶了出去。

历经数次迫害的我因为无法继续在以前的民办学校教书，只得四处打零工维持生计。可即便如此，无论我找到什么样的工作，都无法摆脱中共邪教布置的邪性的“场”，周围也都有它们的眼线在时刻盯着。这让人时常感到很压抑。如果我再跟周围的人说几句大法好的话，或讲一下三退的事，很可能就被炒了鱿鱼；还有的单位面试时听我说起自己的经历就直接刷掉了我；更有单位或私企在让我干些活之后，再让我走人却不给薪水。

如天津街一家牙科诊所的女医生，登广告说要招兼职清洁工。我去应聘时，她告诉我说，把诊所的一层地面扫干净后再蹲着用手擦干净，看看你觉着自己能干不。我一点点的照做了，之后告诉她我很能干，可她让我回家等，一等就没了音讯。还有一次我在中山区一家叫做“三泰养生铁板烧”做库管，干了一星期被撵走了，薪水当然没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