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以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认真修炼，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多种疑难疾病和绝症不翼而飞，而且精神十足，干什么都有使不完的劲，一身轻松。大法给了我新生，我在各个方面都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尽量按大法的标准去做。

就是这么一部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却遭到了中共邪党的血腥迫害。法轮功被中共诬蔑、栽赃陷害，中共垄断的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向法轮功及创始人李洪志师父大泼污水，上亿人的信仰权利被无情的剥夺。我们不仅没有了修炼的环境，而且中共恶党还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大肆抓捕。十多亿中国人被谎言所毒害。

遭绑架，被残暴殴打

为了恢复中国老百姓的知情权，为了说明法轮功的真相，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冒着被关押的危险走出家门，去向老百姓讲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与一名同修到成都拿真相资料回来，在成都南门火车站过安检时被发现。车站的警察将我俩扣留下来，进行非法审问。警察找借口罚了我一千元钱（没给收据），问我们资料是从哪里来的？我拒不回答，最后被强迫按手印。他们见问不出名堂来，就打电话给文家场派出所。我们被劫持到文家场派出所又遭到非法审问。警察张斌和李军企图用警犬吓唬我，我说我不怕狗，结果连狗都不听他们使唤。当天晚上我们被关进了郫县看守所。我看到，在这个看守所里面关着很多法轮功学员。

星期一文家场派出所的警察又对我进行非法提审，我仍然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只是跟他们讲真相。他们的记录本上也只写了十几个字。我没说自己的家庭住址和资料来源。

不久，成都市“六一零”一处的人和文家场的警察共四人再次来对我进行非法审讯。其中那个“六一零”头子田××非常凶恶，见我不说就动手打我，把我拉着向铁柱子上撞，当时我被打得都变了样，眼睛肿得看不清东西。田××拿出一些照片叫我辨认，我就告诉他，这上面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田××说：“我破了这么多资料点，我连你都收拾不了吗？！”走时，还丢下了一句话：“下次我还来！”当时我被打得几乎不省人事，三天三夜吃不下饭，全身动弹不得。看守所的医生检查后，见我伤势严重，就向看守所的警官反映，于是看守所的警察就打电话给文家场派出所说：医生说这个人被打得很严重，不是我们看守所打的，出了问题咋办？文家场的警察怕承担责任，就承认了是成都“六一零”一处的人打的。说，你们看守可以去找市“六一零”的人，我们是惹不起他们。恶警们怕医生对外说出实情，没过几天那个医生就被调走了。

半个月后我伤势略有好转，文家场的警察又来非法审讯我。看守所的何警察写了一张纸叫我在上面按手印，我按了手印。后来牢头给我念了一遍，才知那纸条上写的是诬蔑法轮功的话，还写着要遵守这里的道德规范之类。这时我知道不该按手印，后悔极了，额头上的汗水都急出来了。

在资中楠木寺劳教所遭受非人迫害

没过多久，我所在的当地“六一零”与成都“六一零”互相勾结，查出了我的真实姓名和地址。我在县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年零一月后又被诬定了两年劳教，于二零零三年九月底非法关进了资中楠木寺劳教所五中队（入所中队）。

在资中楠木寺劳教所，我遭受了非人的折磨。狱警安排了四个人包夹我，一个叫王艳、一个叫周莉琼、一个吴姓女人、另一个不知姓名。她们在警察的唆使下不让我睡觉，不给水喝，只许我吃白饭不给菜吃，甚至不让上厕所，每天罚站、罚坐至下半夜二点才让睡，五点就叫起床。由于长期没喝水，没有蔬菜吃（因我不吃肉），出现严重便秘，流了很多血。半个月后，又另换六个人包夹我，其中一个叫贺大芝，是简阳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卖力；一个叫赵艳，一个姓卢的（此人心稍微善一点）。陈容和丁川每天都罚我站，罚我坐。在入所队的最后一个月见我仍不“转化”，就把我关进一个黑屋子。屋子里只有一个通气的洞，屋里有一个大粪坑，上面盖着一块预制板，板上有三个洞，屋子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地上只放了一床棕垫，一床盖的棉絮。我在黑屋里被关了十多天，后来包夹之间互相闹矛盾才把我放出黑屋。

到入所队四十天后，省公安厅和司法厅及省“六一零”的一行人来劳教所做所谓大检查，狱警就把我关在另一个黑屋子里，并派了两个最邪恶的吸毒犯守着我，检查团的人每到一个地方都挨着看，见关我的房间被锁着，叫他们给打开，狱警叫我喊报告，我没喊，我走上前对他们说：“你们是检察官，我给你们说点事，我是炼法轮功的，是被冤枉受迫害，要求释放我，请你回去跟他们商量，无条件释放我回家。”劳教所所长问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放了，请你们回去向上级报告，这不是我们呆的地方，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无罪的。”检查的人走后，两个包夹吓得直抖，对我说，劳教所要评分，你还敢说这些，你在给劳教所抹黑，劳教所评不到先进。我不吱声。当天晚上，九点钟她们就叫我睡了。

五十五天后我被分到八中队。八队的唐姓恶警很邪恶，指使包夹迫害我。马队长非法提审了我五次。我一直向她洪法。马队长说：你说得好，都站在你师父那边说。八中队与入所队一样邪恶，凡是没“转化”的就严管。她们把我与被严管的犯人关在一起，到凌晨三点钟也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不准换衣，不准洗漱。我身上的血和衣服粘在一起，动不得。被严管四十天后，她们又派“转化”了的老乡来做我的工作。老乡见我身体被折磨成这样，对我说：我帮你写一份坚决不转化的书拿去骗恶警，免得你挨打，写了就可以多睡觉。恶警看了那不转化的书说：“你骗我，我骗上面。”即把我当成“转化”的。我一听，就不干，最后狱警又找来我们本地的邪悟者肖凤英、莫全秀等十八个人一齐打我，扯掉了我很多头发，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几天后犹大又叫我戴牌子，说不戴又要挨打。我说：“转化的戴牌子吗？”她们说：转不转化都要戴。我说：我转化了。后来才知道这话说错了。我在心里给师父认错了。第二天牌子拿来了，上面写的是“×××法轮功学员甲级严管”。我戴了，几天后见我仍不“转化”，包夹组长乔建琼和姚建华在后面出阴招，刘干事、李奇（警察）、李丹（警察）指使高秀君、彭韶霞和周丽君对我拳打脚踢，将我打倒在地上，把我撞得头破血流，腰也打伤了。她们的皮鞋鞋跟打我都打掉了，打的我受不了，我对她们说：“我不要老命也要和你拼了！”彭韶霞听我这样说才住了手。他们还罚我做内务。

拳打脚踢

再次遭非法劳教一年三个月

二零零七年三月十日，我与同修一起到蓬溪河沙镇去发真相资料救人，被恶人构陷，我们四个同修被绑架到遂宁永兴看守所。

遂宁公安分局国安大队长许军非法提审我说：“我们一直在找你，找不到，现在终于找到了。”接着问资料的来源。我答：不晓得。同修家属说是我给她们的资料，我没承认。恶警见我既不说资料的来源，也不签字，就非法劳教我一年零三个月。

我被关在永兴看守所一个月后又转到北固收教所关了八天。里面的恶警让我交了二百六十八元生活费。另一个同修（没钱）也扣在我头上，一共收了我五百多元，只打了三个白条，却没写谁收了钱。三十八天后，我被河沙派出所一名男恶警和遂宁法院一名女法警劫持到资中楠木寺劳教所。狱警见我身体瘦弱拒收，但送我去的两名警察强迫他们将我留下，然后他俩就开车顺路旅游去了。

我被分到七中队，中队长李奇与江队长和刘干事指使犯人杨立泰、叶明辉、邓小林和两个邪悟分子钱玉峰、韶玉霞给我做“转化”工作。钱玉峰给我读邪恶的书，我不听，犯人杨力泰和叶明辉在钱玉峰的指使下，叫我面向墙壁，用她们脚上的凉鞋打我的头。我的耳朵流了很多血，满地都是，当时耳朵就听不见了（至今听力不好）。她们用鞋使劲的打我时，连鞋跟都打掉了，可见打的有多么狠！这时钱玉峰又来伪善的叫她们算了，别打了，叫我听她读邪书，免得挨打。我仍然不听。接着她们就对我罚站、罚坐、不准上厕所。

九天后见我仍不妥协，狱警问犯人：“她本人要求什么没有？”犯人说她本人也没什么要求。狱警问犯人怎么办？犯人杨力泰和邪悟人员钱玉峰说那就继续（即不准我睡、不让上厕所、罚站等），就这样一直折磨了我两个月，那两个犹大只好去向警官报告，说见了我就发怵，不愿跟我在一个监室住了，要求离开。她们走后，我就被狱警强行带到车间去做奴工，做穿线的工作。狱警规定上厕所时每人都要打报告，我们不打。最后警察没办法，只好下令把几个“最顽固”的弄到一起，免得影响其他人。我们几个一直坚持不打报告，不戴标志牌。为此，我被延教八天。

到了年终，犯人叫我写所谓“年终总结”，我不写，犯人说帮我写，叫我签字或按手印，都遭到了我的严词拒绝，结果纪祖莲和几个包夹就上前动手打我。

到了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八日才放我回家。

正告恶人停止作恶

以上是我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在这些年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句句属实。

在此，我奉劝那些还在为中共卖命，继续迫害法轮功的人，你们应该明辨是非，分清善恶，不要再为邪党效力了，对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善良民众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真是丧尽天良啊！贵州平塘县发现的写有“中国共产党亡”的“藏字石”预示着中共即将灭亡，现在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希望你们立即悬崖勒马，善待大法和法轮功学员，退出和远离邪党，这才是你们明智的选择，否则当中共被上天铲除的那一天，你就是它的陪葬品，多么不值得！好自为之，为自己及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