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声质问院党委书记：“为什么迫害法轮功？真、善、忍有什么不好？为什么私设刑堂？为什么剥夺我的人身自由？为什么侵犯人权？谁给你的权力？”听到我和院党委书记的吵声，门外及走廊里挤满了投宿的客人，我对着他们大声说：“请大家进来！”心底无私天地宽，一个堂堂正正的修炼人，我怕什么！倒是那些领导惧怕民众，推推搡搡地把门关上了。第二天招待所被清场，再也不见一个客人。

虽然他们人多势众，七嘴八舌，我毫不示弱，无所畏惧，大声斥责他们公开践踏宪法，践踏人权……这期间我发现坐在沙发上的一位稍年长的人一直没有讲话。我和他们争论的僵持不下时，他开口说话了：“这样吧，大家都回去，留我一个人和某老师谈一谈。”这些人也听话，便各自离开了。

私设牢房里只剩下我们二人。这时，我也冷静下来了，坐在床上静观其变。一是意识到自己不该发脾气，二是想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慢慢的，他开腔了，却一语惊人：“这样吧，我先作个自我介绍：鄙姓某，名某某，是学校主管……的副书记。”我只是出于礼貌的敷衍应付，说我原本不认识他，不然，肯定会和他打招呼的。他接着问：“某老师，您多大岁数了？”他直视着我的双睛继续说：“我长你两岁。这样吧，我是哥，你是妹。老妹呀，听哥一句话，共产党黑呀！”

我心里的防线没有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在这种场合，能听到一位校领导和我讲这番话，令我始料不及。现在想来，人心思变，天灭中共在即！

我们聊了很久。他讲了文革时期的遭遇，他自己，他的家人，亲朋好友的……他有一个长他十几岁的亲侄子，40年代，历经坎坷去延安投身“革命”。到延安后，中共表示热烈欢迎……秘密审查一个月后，认定是国民党派来卧底的，一枪毙了。“某老师，你跟谁说理去？哪儿有说理的地方呀！”因为这件事，家人连坐，经历的苦难可想而知。一九七九年，一张白纸几个黑字，予以平反……他悲愤的说：“打那以后，我嫂子再没生过男孩。”

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后，他表示理解，并尊重我的信仰：又告之一些与共产党斡旋的种种事宜。我告诉他，法轮功不同于民运各种组织，炼功人不参与政治，对政治、政权更没有诉求。法轮大法教人向善，按真、善、忍的要求做好人。我向他表示：“我刚才与院书记那番话该讲，但不该发脾气。以后我会找机会向他道歉。”

开始时，他称我为刚烈女子，因为他见证了我在高压下对大法的坚贞；而现在，更感动于我在遭受迫害中还能检讨自己。他钦佩大法弟子的胆识，钦佩大法弟子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质。我想这就是生命在大法中塑造的人格魅力吧。

为这个私设牢房，院里组织了一个十四人的看管小组，每天两人，轮流值班，24小时监护。

因我平时人缘就好，再加上炼功后，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认识我的人对我的印象都不错。部里从领导到教职工，谁也没有把我划入另册，另眼看待。所以，虽身陷牢笼，我有时夜间照样炼功，白天给她们讲真相，揭露校、院领导借打击法轮功发国难财，以追捕为由行假公济私之实的丑行。

部里一位修炼的年轻教师，一月前进京上访。途中，从沈阳火车站发来传呼，交待教学安排事宜。院领导当即派人派车去沈阳火车站堵截。谁心里都明白此举纯属浪费时间，人力，物力和金钱。果不出所料，他们到沈阳站没见到人，便直接驱车奔葫芦岛吃海鲜去了，又大包小包的买了海鲜连夜赶回，送给该慰问的各级领导。来回不到三天的时间，挥霍了一万多元。这笔账当然又算在了法轮功的身上。“看管”人听后，还加以补充，都知道邪党不干好事。

第二天刚上班，招待所的所长推门而入，他以领导的身份支走了“看管”我的两个人。首先来个自我介绍，接着就开门见山的告诉我，他反对共产党。为了让我相信，他讲了他家的血泪史：反右时父亲被打成右派，蹲了十几年监狱。他品学兼优，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三十多岁才娶上媳妇，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家庭。又问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我？我给他讲了真相。他早就认定共产党迫害的都是好人，所以对我的话深信不疑。在招待所被关押期间，我时刻能体会到他对我的关照。食堂炊事员总问我想吃什么，反正都是那么多钱（三人伙食费每日60元），做什么都是做，您随时吩咐。看门的女服务员也对我十分友好，问寒问暖。

轮流看管我的十四人中，除一骨干——导员组合外，其他人都对我毕恭毕敬。她们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某老师，我们可不是来看管您的。我们就想着怎么能让某老师开心……”她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桌子上堆的水果、点心、瓜子、花生……还有她们从家里带来的好吃的，应有尽有。按他们的话讲，这些东西是用来“孝敬”我的。我在部里属长辈，平时她们都叫我“某老”。

赶上双休日，招待所中午没饭，部秘书出钱请我吃饭店，回到部里报销。每次轮到导员——骨干组合接班时，秘书都当着她们的面直言鼓励我：“某老师，你可要挺住啊！”我告诉她天塌不下来！后来我劝她“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时，她说：“我信任你，你给我退了吧！”

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电教的女教辅。教师不坐班，偶尔与她打个交道，也是公事公办，办完就走。多少年来我几乎没跟她说上几句话。这一次，我身陷囹圄，她又不在“看管”人员之列，可她亲自来看我，并送我一袋上好的苹果，每个都象小碗那么大，足足十来斤！这真是患难见真情啊！劝“三退”时我也首先想到她，她和她的家人也退出了邪党及相关组织。好人有好报，她们都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

邪党把院书记摆在了迫害法轮功的制高点，他的架子也端的最大，大约在关押我的第三天早上，他来了。进门来便望着天花板故作悠闲的说：“哎呀！这里挺好啊！我巴不得找这么个清净的地方好好休息两天呢。”我马上接过话茬：“X书记，我和您不一样。我还有人格在，我渴望自由。”

听了我的话，他自觉没趣，转了一圈，溜之大吉，再也没有露面。以后我几次去院里，明明看见他坐在电脑前，每次都被告知书记不在。

两会开完，领导们来了，看着堆在桌子上的水果、瓜子、花生、点心……气得说不出话来，让我收拾东西，派车送我回家。我正告他们：“我是自由人，我有两条腿，不用你们送。”

也许是报应，几年前，因涉嫌轰动全国的一起医疗大案被处理的十三人中，院书记名列榜首，第一个被免职。后来院里开大会“庆祝建院六十周年”，我遇到了他，主动给他讲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