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后来发展到不问青红皂白，抓住法轮功学员就在东北旺派出所的院子里连摔带打。特别是发展到后期，在江泽民的“打死算自杀”的迫害指令下，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更是变本加厉。尤其是对外地的法轮功学员更是无人性的摧残，他们逼迫外地的修炼人跪在尖朝上的图钉上，或把他们的双手吊起来悬在门框的半空中，惨不忍睹。

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我们去天安门广场展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按在地上拳打脚踢。我当时被四个警察抬起胳膊和腿使劲往警车上撞，把我撞昏过去，警察还说我装的，又把我拽到警车上，警察又大打出手。车里的同修说：“她那么大岁数你再打，会把她打死！”警察说：“活该！”把我劳教后，在看守所里我不穿囚服，警察李小燕等在海淀看守所找来几个吸毒人员把我一顿毒打，还骑在我身上使我喘不过来气，又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

到了北京调遣处那里更是邪恶的黑窝！一打开两扇大铁门就象到了地狱的鬼门关一样，黑脸的警察每人拿一根高压电棍，哪个法轮功学员不低头抱着头，就会窜上好几个警察用电棍同时电击一个修炼人的脖子和脸，旁边的人都能闻到焦糊味！然后一蹲就是一天，到晚上连站都站不起来。

我被分到九大队，由于不服从邪恶的指令，当时的张冬梅大队长和王超就把我拖进一间暗处的小黑屋，找来吸毒的梁建荣和高赞，把我按在地上连腿带胳膊撅得咯吱咯吱响，现在我的脊椎都是变形的。我绝食抗议迫害，期间，她们用折断的牙刷，把带楞的牙刷茬口撬进我嘴里，捅得我满嘴流血，给我灌食时，把食管从鼻子伸到胃里还上下搅和，疼得我都要背过气去了，还把流食里加了大量的食盐。灌完食，我的嘴唇上都是盐霜，我上吐下泻，回到小号还把水给断了。

在三月份的冷屋子里，她们又把排风扇整天开着，冷得我浑身打颤、参与这次迫害的是调遣处的杨亚男（人称杨大）和她手下的帮凶。有个法轮功学员也是不配合迫害，杨大她们就把她关在通道里最后一个房间，把她的四肢绑住，捆在床上，脱光衣服，天气很冷，身上只给她盖一张报纸，冻得她浑身哆嗦。这是一个看管那个法轮功学员的吸毒人员对我讲的，我有时也看见她从我的监室门前被拖过去灌食。

到了劳教所，那里的整人招数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七队的大队长李守芬（人称白骨精）更是阴毒，只要法轮功学员不放弃信仰，不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就甭想睡觉，二十二小时轮番熬你，每天只让睡两小时，而且还必须面对墙，不让和别的炼功人相视，直到把你熬得昏昏沉沉。和她一起搭档的还有个叫杜敬彬的女警，把法轮功学员迫害得生不如死，不让她们上厕所，不让喝水，有的炼功人不得已只能把大小便便在裤子里。有个叫董心英的法轮功学员孩子很小，由于她不写“三书”，每天熬她而且还让孩子在电话里叫她妈妈，让她撕心裂肺的难受和痛苦，狱警企图从感情上击垮她，毁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