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体弱多病，后来又患上严重的肝病，丧失劳动能力，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后，疾病不翼而飞。不抽烟、不喝酒、脾气也变好了。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我去省政府上访，被警察强行拉上车，送到双城市公安局，公安给我们录像，韩甸副镇长张佃启和政府干部李柱把我们带回，镇长刘英文把我们大骂一顿后放回。

回家后，村治安于占民让我交书我没交，王志年领人让我写保证书我没写，他们说要把我带走，后来没带。

一九九九年九月五日，我去北京上访，在北京玉渊潭公园被抓，关一天后送省驻京办事处，十日，派出所于占军、隋广成、张佃启坐飞机去北京，十一日把我和十几名法轮功学员押回双城看守所非法关押，刚下车，警察两个人架着一个法轮功学员录像，在驻京办隋广成搜走我二百元钱，打了我两个嘴巴子。

在看守所里，“六一零”的刘春阳一次次的提审我，逼供让我说出组织者是谁，我什么都没说，他薅着我的头发说：“说不说？不说就让你跪竹竿（看守所惩罚人的手段）。管教指使犯人打我，一个叫郭胜利的犯人是双城黑社会的叫我背监规，如不背就罚站。我站了一天一宿，一百多斤重的便桶让我自己倒。一个叫孟伍的犯人带领其他犯人打我，拳打脚踢，把我的头打出血，眼眶打青，家人接我时他不让我说是打的，就说自己摔倒撞的，放风不让我出去，怕管教看见，他们不让我睡床上，不给被子，我在水泥地上睡三个月，不给日用品。

有一次他们打完我之后把我的衣服扒光，让我挡在没有玻璃的窗口上，那时正是十二月份，天气很冷，我几次让黄管教打电话给我家，让家里人送棉衣他不给打，当时只穿一个衬衫，一条单裤，坐在凉床上，晚上睡在水泥地上。后来强迫我写保证书，让我说法轮功是×教。双城看守所的金婉智收我家二千五百元钱，杨洪桥要伙食费五十元。金婉智说柳全国总睡水泥地不能要那么多钱，后来杨洪桥要四百元钱，回来时没路费，金婉智给拿一百元。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我第二次进京上访，从吉林的三岔河上车，火车行驶到长春的时候，乘警开始检查，搜身，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他们在我身上搜出了条幅，乘警用拳头打我的脸。在我身上搜走七十多元钱据为己有，他还说，一会再收拾你。到山海关在刑警队住了一天一宿，又搜走了五十元钱，然后他们给双城打电话，韩甸派出所于占军、隋广成去把我带到驻京办事处二个多小时后，又送到哈尔滨平房看守所关了一个月，差不多两天挨一遍打。他们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他们逼我骂师父，骂大法，我不骂，他们就折磨我。把下巴搭到床沿上两手背起来，两腿翘起来，肚子着地，再让人上去踩，把下巴抬起来让人用拳头往嗓葫芦上打，喉咙卡的喘不上气来，那种痛苦就象要死一样。

二零零一年腊月二十八把我送往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走时没让穿鞋，到万家集训队，在外面光脚站半个小时，然后说搜身，在一个冷屋子里把我们的衣服扒光冻了二十多分钟。到长林子后强迫干重体力活，拆墙，一个电焊工干活让我把着，如果把不好就用火红的焊条烫我的手臂后来就强迫转化，用威逼、恐吓的手段，强迫交书，回来后村干部杨兆文又罚我二千元钱。

二零零四年正月二十八下午，韩甸镇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恶人政法书记孙继华和镇政府一些干部，韩甸镇派出所于占军，双城“六一零”等十多个人开两辆车突然闯入我家，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我说“炼”，他们要搜书，被我父亲制止，他们强行把我抬上车，当晚关入双城看守所。

正月天气很冷，他们把我衣服扒光用凉水浇，浇了很长时间，冻得我浑身发抖。十五天后，我再一次被非法关押，被劫持到长林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三年，刚开始在四队，队长纪纲非法搜身，逼迫写“三书”（所谓不修炼的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转化”。恶警在水房里放上一排排装满水的大缸，恶警把我扔进水缸里，用一些镐把儿、塑料管，专门往我脑部打，把我按在水缸里上边还用水管浇，我不写“三书”就一直浇，一直打，一直泡着，

后来我被转到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五大队，队长赵爽，外号“黑面判官”和劳教所签约，“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劳教所给他二百元。在那里就是超负荷的奴役，不让说话，每人三十五盒牙签，挑不完不让睡觉。逼我干的活干不完，四天四夜不让睡觉，大腿肿的象棍子，眼睛也不好使了，还继续被强行干活。我被迫害得身体一点力气也没有，坐不起来，便血，恶警赵爽指着我的脸说：“让家里拿钱给看病，不拿钱死里也不管，也不放人，也不让家人接见。”

在长林子劳教所，我遭受了电棍电、毒打，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严重时走路得俩人扶着。我村人知道后，联名写上访信，证明柳全国是好人，赵爽看后不但不停止行恶，还用皮鞋踢我，打我的脸，打得我鼻口出血，当时我已被迫害得一点力气也没有。

被非法劳教期间，他们还给我注射了不明药物，恶警队长赵爽曾公开对我说：“你出去就得死。”

二零零六年秋，柳全国出狱回家，身体越来越虚弱，于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六日含冤离世。柳全国去世后，抛下年近八十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