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广东珠海

早上七、八点钟了，珠海公安局还不放人，他们要求法轮功学员的单位来领人。叶先生公司的一位技术主管，人事部的一位工作人员，还有一个来自管理外资公司里面的大陆员工档案的对外服务公司的人在九点到十点之间把叶先生接走了。技术主管没有说什么，就是慨叹了一回，说年轻人还是要把心思用在挣钱，买房子，结婚上啊。叶先生则说，我也是在好好工作啊，法轮功这么好的功法，现在受到了冤屈，我们还是要去说句公道话的。

回到单位，一夜没睡的叶先生很困，和主管请假回去休息。但是回去之前，他抽空在单位的电脑上看了一下电子邮件，他从炼法轮功的朋友们处得到很多新消息，比如说北京有很多武警，准备戒严了，有些地方也抓人了，那里的学员也要去上访等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北京

刘静航到了国务院信访办所在的西安门大街，看到情况和昨天有些不一样，遍地都是警车、警察，她根本无法靠近信访办。她和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只能在旁边的西四丁字街马路的东侧排成三排，要求上访。后来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还有许多是外地赶来的学员，有的还带着孩子。学员们静静地站在那里，让出了人行道和商店门口，没有阻塞交通，没有喧哗，没有口号，也没有标语，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意见。有学员从长安街六部口一带过来，刘静航从他们口里得知，六部口也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要求上访。

上午九点左右，突然，公共汽车带来大批武警，将学员分段包围，紧贴学员面前一字排开，各个面无表情。学员人人都能感受到空气中的恐怖，但是没有人走开，也没有学员有任何动作，仍然很安静地站在那里。

刘静航身边的一个东北来的女学员，带着一个约四、五岁的小女孩，在这危急形势下，她急忙在一个纸条上写了她家地址，连钱一起塞进女儿衣袋，流着泪向外推孩子说：“你快去火车站！把条子给人看，求人买张票回家吧！妈得留在这！”小孩抱着妈妈不放，哭着要和妈妈在一起，这么幼小的孩子怎么能只身回到东北？刘静航心一酸也流下了眼泪。她上去站在了最前排挡住她们，对母亲说：“你不能让他们抓去，快走！”

这时武警们扑了上来，用暴力抓学员。法轮功学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有相互挽起手臂来抵御。两个武警扑上来扭着刘静航的胳膊和手，拖她，还砸她的头。一些学员喊起来：“不要打人！不要打人！”但警察根本不理睬，刘静航挣扎间看见那位妈妈和孩子已被警察绑架了，之后她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

西四是北京的闹市区，人流非常稠密，马路对面站满了围观的群众。当刘静航和其他学员们被绑架到大公共汽车上以后，他们不管恶警的阻止，向路边的百姓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刘静航看到有人流着泪向他们挥手。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中午，北京

大巴载着一车法轮功学员驶往北京远郊，刘静航看到车驶过了香山附近的滑雪场，还一直往前开，谁也不知去哪里。路上学员们一起背诵法轮功书籍中的片断和诗集《洪吟》。当车开进一个院子时，刘静航看见大门边挂着“海淀区永丰乡公安局派出所”的牌子。永丰乡位于北京北部，离市区有二十多公里。

约有千余名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一个大礼堂里，警察不给学员食物和水，人很多，礼堂里闷热难耐，刘静航两眼开始冒金星。警察又让他们登记。刘静航还是本着让政府知道有很多人上访的目的而登记了真实姓名。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一、两点，广东珠海

中午时分刘静航被警察从上访的地方强行带走，同一个时刻，两千公里以外的叶先生也因为警察的堵截而不得不回到位于珠海的家中，回想起这一天来的经历，他觉得很不甘心：一天下来，又回到了珠海，难道上访不成，就这样放弃了？法轮功受到了这样大的冤屈，作为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还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呢。

不管身体上多么疲惫，精神上的焦虑和内心的责任感让叶先生睡不着觉，他稍微休整了一下，下午一、两点钟，他又和前一天一同去广州的同修联系上。大家都觉得：难道上访被截回来，就什么都不做了？大家都觉得有这个责任去上访。于是他们说好下午在一个商场见面，再谈谈这个事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广东珠海

不到三点，叶先生和另外两个年轻的男法轮功学员约好在珠海人民东路附近的一个商场里见面，他们还没有怎么交流，突然听到商场广播里播放法轮功被取缔的公告，三个人默默地听着，什么也没有说，气氛非常沉重。三个人都感觉到，这件事情升级了，有关部门是有步骤地在行动。叶先生心里很难受，他觉得自己虽然什么违法的事情都没有做，却被别人打成了罪犯，他有一种被通缉了的感觉。他心里的一个想法也一下子坚定起来：无论如何，一定要去上访！我们不是坏人，现在却好象成了一个犯罪组织一样被取缔了，一定要冲破封锁，去北京上访。他觉得，全国各地都会有很多学员去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北京

在北京海淀区永丰乡的大礼堂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静航只记得到了下午挺晚的时候，警察说：“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播放了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决定和公安六条，你们不要再闹了！”所谓的“公安六条”就是，修炼法轮功，为法轮功而聚集，交换和传播有关的消息等都将受到惩罚和逮捕。刘静航听到这个更是心急如焚，她想：这是公开大镇压了，应该立即去上访制止迫害，我们却被劫持在这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傍晚，广东珠海

叶先生三个人为再一次尝试去北京上访做准备。叶先生也不知道这一去要多长时间，他甚至都不知道此行是否还能回来，他知道，一旦中共给法轮功定性了，那么法轮功学员和政治犯就没有什么两样了，而中共对待政治犯是不讲法律的。他没有告诉他的父母他要去做什么，怕他们担心。叶先生把银行卡里的钱都取了出来，谁知道会遇到什么呢？

他们遇到的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出珠海，在珠海检查站他们已经被拦下过一次，从广州到北京的火车上也已被拦下过一次，而且他们的身份证已经被警察扣下了。陆路是不行了，但是还有水路。傍晚时分，他们来到码头转了一下，但没有租到船，最后只好还走陆路，他们终于找到人用摩托车把他们从小路带出了珠海。这本来是那些没有特区通行证的人为了避开检查站而采取的手法，可现在，他们三个一切身份手续齐全，要去合法上访的人，也被逼得走这条路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晚上，广东中山

顺利出了珠海之后，叶先生一行在路上拦了一辆去位于珠海北部二十多公里处的中山市的大巴。六、七点钟时，他们到了中山。他们决定不接着北上去广州坐火车去北京，避免又被在火车上查身份证。他们选择坐长途车往北去湖南省首府长沙，之后再想办法去北京。从中山市到长沙，在地图上直线距离六百六十多公里。中山市离北京有两千公里。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半夜，北京

和刘静航一起被关在海淀区永丰乡大礼堂里的大部份学员陆续被各区派出所接走了。事后她才知道，这些学员无异于被派出所绑架走了，因为大部份学员并没有被派出所送回家，而是被继续非法关押，派出所施加压力逼迫他们放弃法轮功。

直到半夜，刘静航所在的北京市朝阳区派出所也没来人，警察只好让她和最后十几人自己回家，其中大多是外地学员。这一天，刘静航又被折磨了十四个小时，肉体和精神上都造成很大伤害。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功，以她五十八岁的年龄，这两天她根本就坚持不下来。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夜里，广东中山

当刘静航在夜里离开了礼堂内的闷热时，叶先生他们在中山市长途汽车站里的一辆客车里因为酷热而辗转反侧，那几天最高气温起码有四十度，长途车椅子又是皮子做的，非常热，一会儿就得翻一次身，三个人都很疲倦，但是还是热得睡不着。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早晨，广东中山

叶先生一行出发去长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北京

刘静航又一次早早地起来了，虽然这次她还是深夜才回家，但是她比昨天晚上睡得还要不踏实，比昨天还要焦虑。她想到她从法轮大法中受到的益处，她身体一直都很弱，加上已经上了年纪，她什么病都有，她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患有气管炎，心脏早搏，经常喘不上气来，而且脾胃不好，神经衰弱，腰也疼。吃了很多药，练过很多气功，都治不好，而修炼法轮功让她很快就完全恢复了身体健康。法轮功还教会了她做一个更高尚的人，时时处处想着别人的人。现在，她的同修们被抓了，前途未卜，自由修炼法轮功的环境没有了，告诉了她真正人生目的的师父、让她成为一个更高尚更好的人的师父被一个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用最恶毒的语言诬陷，她无法坐视不管。

和其他同修通过电话后，她发现，一些同修决定不再去上访了，因为觉得去了也没有用，见不到人不说，还会被抓起来。刘静航决定自己再去信访办看看，见机行事。她坐上公车再一次去信访办。

还没有到信访办，她就看到到处都是警察、便衣和警车，比前一天还多，连接近信访办的可能都没有了。她转了一圈，去西四找到前天停放在那里的自行车，回了家。到家后，几天的疲倦一股脑地向她袭来，太疲倦了，她睡了一大觉。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湖南长沙

叶先生三人来到了长沙，之后他们立刻买了去北京西站的火车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凌晨，北京

经过一天两夜的旅途劳顿，叶先生一行三人终于到达北京西站，幸运的是，从长沙到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并没有被查身份证。在北京西站他们看到非常多的警察，这不禁让他们感到紧张。叶先生努力让自己不去看，不去想这些警察，心里只是想，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冲破这个阻碍去信访办上访，要为法轮功去说句公道话。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北京

离开北京西站，叶先生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天安门广场附近看看，他们想象的是，很多学员站在那里等待上访，旁边有很多警察，然后他们就可以加入到上访的队伍中去。然而情形和他们想象的不一样，在天安门广场附近他们的确看到很多警察，但是并没有看到像四月二十五日那样的法轮功学员大规模上访。叶先生猜测，可能已经有学员来过了，但是已被警察驱散，另外还有很多人可能被工作单位控制住了，很多人被吓住了，很多人可能在路上被截住了，因为他自己就被截了两次。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北京

在举目无亲的北京，叶先生三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先住下来吧，但是因为身份证被珠海警察扣下了，所以他们住不了旅馆。非常巧的是，在公交车站，一位陌生的女士听说他们正在找地方住，就说，她知道北京西边远郊的香山脚下有一个老太太出租农家四合院，那里没有自来水，只能自己压水吃，没有空调，要三个人住一个房间，那里和正规的旅馆不一样，不需要身份证。对于叶先生他们来说，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已经非常满意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北京

刘静航在美国的女儿终于联系上了她，这几天，她的女儿和丈夫从美国给家里打电话找不到她，女儿又打国际长途电话求她的朋友帮助找，可谁也找不到刘静航的下落，急得女儿直哭，感到十分恐惧，刘女士的丈夫也急得团团转，他们十分担忧她的生命安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晚上，北京

叶先生他们来到农家小院，晚上房东老太太看电视，播音员正在播报法轮功被取缔，还说了很多诬蔑法轮功的话。叶先生觉得心情非常不好，很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敢和房东谈法轮功，感到精神压力很大。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北京

这两天，叶先生三人手写了一封上访信。其中一句话叶先生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意思是说，时间终会证明法轮功是清白的。

住在农家小院里的这几天里，叶先生他们也去集市上看了看，那个地方的桃子小但是很甜，这是叶先生他们这些天里唯一的一个让人愉快的记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北京

时间久了，叶先生也记不清是二十七日还是二十八日了。这一天，上访信写完了，晚上，三个人讨论之后决定第二天去上访。也在这一天，叶先生收到电话，上海同修们到了，他们也是要去上访，他们是以前叶先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一起炼功的人，叶先生他们三个就此搬出农家小院，把这个地方让给上海同修住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

刘静航的先生李宝庆从美国女儿处回到了北京，他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博士生导师，也曾经多次在学术上获奖，是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他非常清楚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了，当他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从美国往家里打电话找不到妻子的时候，他非常担心。象他这样年纪的人经历过无数次政治运动，他很清楚中共要迫害什么人的时候，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他还是从美国女儿那里回来了。每个法轮功学员都在被迫害中走自己的路，他觉得，他的路在中国。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北京

叶先生在北京中关村的一个网吧将他们几个人这几天手写的上访信输入电脑，然后打印出来。下午，三个人去找国务院信访办，他们只知道在中南海附近，但是怎么也找不到。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向小胡同里的一辆警车走过去，几个警察正在警车旁打牌。叶先生说自己是珠海法轮功学员，到北京来上访，找不到信访办，想把信交给他们。其中一个警察听了特别恼火，用很不好听的话骂叶先生他们，还说：“大热天的，搞得我们在这里受罪。”他让他们上了一个小巴，里面有座位，但是不许学员们坐，只能蹲着，这个警察还打了一个学员耳光。

另外一个高个警察一看不高兴了，和那个打人的警察吵起来：“这些人都是挺好的人，人家上访交个信你为什么打人？”结果这两个警察差点打起来，被别的警察拦住。

之后小巴把他们带到了旁边的一条街道，他们又被推搡着上了一个大巴。叶先生看到，大巴的旁边就是一个派出所。大巴上人不多，叶先生看到前面座位上一位女学员在打坐，警察都不管她，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别的学员告诉叶先生，这位学员来自北京丰台区，就是因为她坚持打坐才被警察打成这个样子，无论怎么打，她也不放弃，最后警察就不再管她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或二十九日，夜里，北京

深夜，大巴坐满了被抓上来的法轮功学员。这时，叶先生他们被从大巴转移到一个货车上，货车是从后面上车的，没有窗户，是个闷罐子车。没有人告诉他们去哪里，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车停了，门开了，叶先生下车来，他发现他们到了一个体育馆前。学员们马上被按省份分开，叶先生发现，东北来的人很多，珠海来的人很少，就他们三个。没多久大家就都被各省市驻京办接走了。事后叶先生从别人处听说那是丰台体育馆。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或者三十日，凌晨，北京

凌晨，叶先生他们三个人被带到了珠海驻京办事处，关到了一个宾馆里面，这里没有自由，但是他们也没有被上手铐，看着他们的不是警察，而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们和办事处的一个司机聊得挺多，叶先生给他讲了他们为什么上访等等，其他人也都在听。

以后的事情

之后珠海的警察飞到北京，把叶先生他们带回珠海，是坐飞机回去的，机票一人一千五百元，警察还逼迫叶先生他们自己出机票钱。一下飞机他们三个就被带去珠海香洲警察分局提审，进行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后来又被看守所拘留十五天，出来后紧接着又关到珠海民富酒店里的洗脑班里一两个星期。

之后的十一年

在十一年前七月底的那些日子里，全国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谁都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他们谁都没有见过所有的电视以及广播频道都在一起诬蔑法轮功这样的阵势，而且一天到晚不断，连天气预报、电视连续剧都要停下来为这些诽谤诬蔑之词让步。他们一瞬之间成为了“政治犯”，而针对政治犯，中共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年纪大一些的，觉得好象又一次政治斗争来临了，然而就算是他们已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在中国表面上已经和国际逐渐接轨的时候，中共真的会对法轮功学员，包括六、七十岁的法轮功学员大面积地实施酷刑折磨，甚至折磨致死；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牟取暴利；截断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收入来源，要用软刀子置人于死地；连炼法轮功的孩子有些都被他们逐出校门。十一年前的他们也没有想到，这场迫害能够持续到今天。

和众多法轮功学员一样，刘静航女士和叶先生明白了，这一切决不是什么中央对法轮功的误会所致，而是一场专门针对法轮功的精心布置的全方位迫害；法轮功学员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坚定地要去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他们在迫害之初就走了出来，顶着谎言的压力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的真相。

当刘静航不顾被抓捕，不顾快六十岁的年纪而两次去信访办的时候，当叶先生想尽一切办法冲破障碍踏上去北京的两千公里的旅程时，有些学员还在迷茫之中，有些学员害怕了，有些学员暂时被谎言蒙住了双眼，有些学员在观望，同时他们也在反思，法轮功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们的师父教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一边是“真、善、忍”，一边是只要修炼就面临着失去一切，甚至是生命的危险，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在之后的十几年里，直到今天，也还有越来越多的学员在艰难的抉择中选择站出来维护“真、善、忍”——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准则。

十一年前的经历对于刘女士和叶先生来说，只能说是血雨腥风前的几滴雨点罢了。二零零一年八月，叶先生只因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交流，而被非法劳教，他一共在劳教所被迫害十个月；刘女士则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六次非法关押，最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在被关押期间，他们受尽了酷刑折磨，也曾经挣扎在垂危的边缘。

十一年后的七·二零

由于各种因缘际会，刘女士和叶先生先后来到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他们又可以自由地炼功。在外国，法轮功传播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得到了各国政府和议会的一千多项嘉奖。

二零一零年七月，刘静航女士和叶先生将分别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去美国华盛顿参加七·二零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十一周年的大型纪念活动，届时他们将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一同参加长达几个小时的游行，还将在晚上为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最后还有一个大型法会，法轮功学员们在法会上交流他们在反迫害、修炼心性上的心得体会。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以前，这样的交流形式在大陆也不陌生。

十一年前的那个夏天，中共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完全改变了刘女士和叶先生的生活，也改变了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的生活。刘女士和叶先生相信，十一年前的七·二零不只是铭刻在他们的心里，而且也将铭刻在后人的心里，因为从那天开始，中共完全暴露出了它的“假、恶、暴”，而法轮大法弟子“真、善、忍”的本性在迫害中被锤炼得愈加纯清。刘女士和叶先生还相信，不久的将来，包括七·二零在内的历史的真实将全部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了解真相是他们最真挚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