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二五”万人大上访不是迫害的根本原因。

我和本县同修参与了九九年“四•二五”中南海和平上访，回来后，一本乡干部找我了解情况，我给他讲了为什么上访及经过，并且讲了部份法轮功学员看到法轮在中南海门楼上和警车上转动的奇观。那乡干部说：中央对法轮功早就定了性了，可能要取缔（他妻子在公安工作，他知道信息）。

二、“七•二零”时，中共的迫害铺天盖地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下午，得知中共已经定下要迫害法轮功，我和本县中同修毫不犹豫地登上了去保定的火车。买去北京的车票时已是傍晚，车站不出售去北边的车票。我们和各县不认识的中同修一道沿铁路线一夜步行至徐水站，天亮时再继续往北走时，遭到中共公安警察的盘查与拦截。我们只好回来了。我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公民为什么连行路的自由也没有，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在哪？

七月二十日中午我刚回到家，家人说：乡校长郑仁生和一些不认识的一伙人，昨晚在咱家盯了一夜，盘问你去了哪儿。他们说一宿了，饿了，让我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在饭馆吃的。我一家人一夜未眠。对我家人造成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

不一会儿，学校乡校长要儿子把我送到乡政府去。去了之后，看到全乡大法学员都在那儿。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有农村干部跟着，各单位都有领导跟着。乡干部宣读中共谎言和迫害法轮功的决定，要我们法轮功学员在已经拟好的“不修大法、脱离法轮功组织”的表上签名，我后来才明白，原来中共搞株连，不签名的，各单位领导晚上不准回家，要“转化”不签名的法轮功学员。我和另外两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坚决不签，认定法轮大法是正法，李洪志师父是慈悲救人的，是最好的人。乡里的干部、校领导多次对我讲，不签名就开除公职，扣了工资，你吃什么？我坚定回答：“要饭吃。”这样，他们没法说服我仨，用乡里的吉普车把我们三人送到望都城关小学非法关押。下车后，先给排上号，再照相、登记上黑名单。我们一点也不害怕，那里非法关押了一百多人，三个教室人满满的，后来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的部份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和截回来的，也陆续被关押在这里。每个教室里有中共人员放污蔑大法师父、歪曲事实的、攻击大法和师父的录像。我们心里很难受，就是不看。伏天的七月下旬，天热蚊子叮咬，睡在课桌上，很多人不睡，打坐，交流。

我们在那里被非法洗脑拘留三天后，各单位有的接人回去，没有工作单位的自行回家。

三、二零零三年的绑架及洗脑迫害

二零零三年，在县委县政府工作和退休的中共干部和我住同一小区，同一个家属院，他们受中共欺骗，敌视法轮大法及修炼人，恶意构陷我。在“六一零”（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机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指示下，暗中调查我与谁讲了什么。用“骗捕”的手段找到我，强行绑架后没出任何证件直接将我非法送往县看守所，关押十五天后，在家人多次找人想办法后，我又被送往“六一零”关押。

在那里，他们不准我随便上厕所，除了奴役劳动之外，就是强迫洗脑，由“六一零”转化帮教人员刘永刚和徐永香给放天安门自焚录像及污蔑大法及师父的录像。我们有时不看，看也是找它的漏洞。

后来我和刘俊彦被劫持到保定“六一零”遭受迫害。当局还要我家人送去三千元，也有逼迫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工作单位出钱的。那里的监管人员是各县抽上去的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管制严格，一人一室，企图分化瓦解，室内墙上张贴的全是污七八糟的害人的宣传画，监管人员不断地在楼道来回巡视。不准我们炼功，连上厕所也要打报告，一人一人单独上，不准交谈，白天强迫去“电教室”看洗脑录像。“六一零”每三人一组，承包转化一个人。他们软硬兼施，手铐一大抽屉。强迫我们吃药，不放弃信仰就不准睡觉，不让吃饭，甚至遭受毒打、吊铐等酷刑折磨。这一期，望都“六一零”刘永刚参与了迫害。“六一零”扣发了我一个月工资近八百元。

这之后，当地“六一零”每到所谓敏感日就打电话骚扰，或打电话给我孩子说有人“举报”我了，或说要回访了，或是要我写什么书了。现在我正念足了。就是不承认这一切迫害。我有师父管，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