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所有劳教人员的生死大权都在这些队长们手里。她们那种趾高气扬的傲慢，令人看了恶心。她们到底吸了多少劳教人员的油、喝了多少劳教人员的血，只有她们自己清楚。因为在这里，累死人不偿命。天天听到那催命的高跟鞋声，多少人感叹：能活着走出这万恶的劳教所——人间地狱，就是命大的。

我劳教期满回家时，出门就晕倒在接我的亲人跟前。回家后，那天天紧紧绷着的神经一放松，我病了一个多月。有的被劳教人员教期满后回家三个月都恢复不过来，有的还大病一场。

本人于2009年3月份被非法劳教一年，在济南女子劳教所里见证了一些中共统治的罪恶。在年终总结大会上，一位队长问全体劳教人员：“你们写的年终总结有几个写的是真心话，请举手。”没有一个回答；队长又问：“你们当中有没有想写份真实的总结？”没有一个敢说。因为谁说真话，轻者挨批、训斥，重者延长期限。

人只要活着，就要喝水、上厕所。可在这里喝水、上厕所成了最大的难题。去年最热的时候，经常是整天没水喝。我刚刚到车间时，还安排上两次厕所。可换了个队长，一下午不许上厕所。要想上厕所，只能打报告，而且报告词打不标准还不行。在三大队，有个叫刘玉英的怕尿裤子，总垫着布。有时候这个队长批准了，那个队长不批准也不行。队长批准了，拿着钥匙管厕所的犯人还要拖延很长时间才开门。三大队有个姓郭的队长，我打过几次报告，她从来没批准过，总说叫等安排，可一等就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

劳教所里“最好”的治人办法就是限制喝水、上厕所。当时三大队流行的顺口溜：自己的嘴巴不让说话，自己的屁股不让拉，自己的身子自己不当家。因为就是安排上厕所，也不准大便。全部安排完才安排大便。可人身体能等吗？憋哭的人有的是。

在劳教所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休班，可从没闲着，不是干零活，就是补工效。在几个可怜的休息班时，队长要所谓的“上课”。记得一次队长上的是联合国的座右铭：把人当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那不过是往自己的脸上抹粉而已。因为这里从来就没把人当人看。如果哪一个队长今早出了善心，说大家感冒了，多喝水、多注意休息，调整好自己。有人听了当真，那才是个大傻瓜。因为她说完就下班了。来接班的队长完全是另一套。该干多少活，一点不能少。茶炉坏了，今天没水喝。队长天天象走马灯似的来回倒班，她们休息好了和我们这些天天累得半死不活的劳教人员熬时间。

被劳教人员没有说话的权利，走路、干活、睡觉、吃饭，除了“快点、快点”外，其它的一律不准。劳教所啥也没有，就是有活干；啥也有就是没吃的。在那里边，被劳教人员连一个桔子皮也舍不得扔掉，留着泡水喝。中秋节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可在劳教所里，每人只早上分了一个鸡蛋，晚上分了一个桔子，一个苹果，两个发了霉、长了毛的月饼，就是不能吃还得偷着扔。

每天早上，站队吃饭前，值班队长都要总结头天的工效。倒数第一当天不准加餐。当天完不成任务的要晚上补上。如果所领导来了叫早睡。但第二天早上必须补上，还要一顿训斥。这里所有队长最关心的就是工效、工效，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有人被扶着、被架着去车间天天都有，发高烧39度也不准回去躺着。只能坐一会，好受一点立刻就得干活。因为干不出工效，就没有几元钱工资，不给减天数。

劳教所就象是人间的地狱一样恐怖。在这里，不准说话，更没有人身自由。除了仅有的那几分钟的吃饭时间，其它时间全是强制奴役劳动。即便是在几个有限的休息日，也要“坐好”。所谓的“坐好”，就是坐在一个小凳子上，两手平放在胸前的腿上，不准说话、不准回头、扭头、歪头，更不用说伸伸腿了。就这样保持一个姿势，身子一动不动的坐一天。这一切，队长不直接管，而是让正、副班长直接折磨。三大队有个叫刘玉英的人，因为上访，她的腿被公安拧的肿得很粗，一到夏天，她的腿脚就发黄、怕冷。可是她们竟狠心的让她坐在风扇底下扇，因为这个缘故，她不知哭了多少回，一点用也没有。假如，谁有一点不合他们的心意，班长就向队长打报告说其不服从管教，这个月少则不加分，多则找你的麻烦，想尽办法不减期或者加期。尤其对学法轮功的就更严。在五大队，这种“面壁思过”迫害也不过是一星期，而我曾亲眼见到过两个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在大厅里坐了近四十天，天天看那些洗脑的片子，天天写感想，月月写小结，不骂法轮功师父过不了关。队长一遍又一遍的逼迫威胁，验收不合格不准换片子，什么待遇也没有。无论你干什么，都有眼线、包夹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