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久的妻子李淑花，七年前在被绑架劫持在榆树看守所十四天就被迫害致死，年仅32岁。凶手及包庇凶手的直接责任人，至今仍逍遥法外，其中包括：“六一零”主任李奉林、公安局长范宏光、国保大队长张德清、看守所值班所长宫铁、警察王军及狱警李某、孙某等。

杨占久

杨占久的妻子李淑花七年前被中共迫害致死

被迫害致残的杨占久于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又被国保大队非法抄家、绑架。因杨占久双腿多处骨折，脚脖子僵死，后跟骨也没有，腿畸形愈合，脚上两个洞还流脓，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看守所关了七天，就被家人取保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中午，榆树市国保大队以大队长范洪凯、副大队长李笑、杨树才、指导员闫崇杰、警员石海林、齐力、李春和、李再臣等一行七、八个人在杨占久家楼下守候。当杨占久岳父李福民上班开门时几名恶警突然闯入，不由分说进屋就将李福民与老伴崔占云控制起来， 不让李福民上班，并强行将杨占久戴上手铐，之后就翻箱倒柜，抢劫大量私人物品及二千多元现金（现金只返回九百多元）。随后恶警将杨占久与岳父李福民、岳母崔占云强行绑架到公安局国保大队。

下面是杨占久诉说他这些年所遭受的部份迫害：

一、上访遭关押迫害

九九年的七·二零前后，我和我妻子、孩子一家人去了吉林省政府，只是为了让政府对我们有一个正面的了解，不要迫害这些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中共不让我们说话，还大批抓我们。第二天我们几个同修决定去北京，在天津换汽车去北京的路上被绑架。因为我们都不说是什么地方的人，就被送到了天津市收容遣送站，关人的屋里大约有三十左右的外地常人，给我们一天两个玉米面的小窝头，两块咸菜，就睡在地上，让我们睡刀鱼（侧身立着对着两边人的脚）。一个一个往下排。而犯人“铺头”那边就非常宽松，晚上去厕所，回来就很难挤进去了。呆了三天就把我们俩转到郊区去了，强迫我们俩看诽谤法轮大法的电视节目。因那几天持续的高温就给大伙喝解暑的中药，发到我这儿我不喝，犯人头硬让我喝，我就把药倒在了地上，犯人头气坏了，叫了几个犯人把我领到了墙根处，让我开飞机（一种体罚方式），在这呆了几天，我们几个就被长春市公安局来的人接回去了，勒索我们几个人约三千多元的车费。榆树市国保大队（当时叫政保科）把我们几个关进榆树市拘留所。在拘留所强迫我们干奴工，铺砖地等等，到了十五天才把我们放了。

过了两个月左右，榆树市福安乡派出所害怕我们去北京，朝我们要身份证，以我没交身份证为借口，又把我关进了拘留所，又是强迫干活，过了拘留期了，也不放我们，又超期关押，改为监视居住，还是在拘留所里。当时拘留所里非法关押了大约一百多法轮功学员。正值秋天，让我们收菜、挖鱼池、干建筑活、翻地，还强迫我们做体操、跑步等等，在给拘留所门口小房抹灰时，说我们干得太慢，狱警孙X就用木板子打我们，大约呆了两个半月左右才把我放回家。

二、被绑架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月份去同修家的小卖店，被榆树市培英派出所警察肖洪军碰上了，以非法集会为借口，把我和另外两个同修送到了榆树市看守所，在看守所里呆了大约一个月，就把我非法劳动教养二年。送走时，我寄存在看守所的七百多元钱也不给我，连我进看守所时穿的鞋也不给我，说没有了，只给了我一双三十八号的小鞋。他们办案警察连我的家人也不通知。

我被送到了长春市苇子沟劳教所，被分到了最脏、最累的二大队。二大队干穿弹簧垫子的活，大队长叫赵伟东，晚上收工回来，大队的犯人头叫小二（吉林省德惠市人），把我叫去，叫两个犯人按着我的两个胳膊，用拳头对着头部狠狠的击打，边打边骂一些脏话。晚上睡觉给我安排了约五十厘米宽的铺位，对着门口（冬天很冷），二大队一百多人住一个屋，上下两层通铺。早晨五点多就出工了，到车间干一阵子活，再吃饭，一人一个馒头，一碗菜汤，我去时什么都没带，也没饭盒盛汤，就只能干吃馒头。不知什么原因，所有的劳教犯都仇视我，想借个盆，他们不但不借，还把我骂了一顿。

苇子沟劳教所水很缺，我连喝的水都没有，有时渴了到外面抓雪吃。上厕所连手纸也没有，他们大队也不给解决，而且我那几天身体出现病状，还便血。穿着一双小鞋，双脚挤得很疼，就这样还要站着干十六、七个小时的活。狱警或教育科还找我谈话，让我放弃修炼。晚上收工回来如完不成大队分的奴工任务，中队长就拿床板子一个挨一个的打，边打边问下回能不能干完。有时把木板都打碎了。因为缺水，大多数都不怎么洗衣服，只有几个犯人头洗，虱子在铺上爬来爬去的。

大约半个月左右家里来接见我，我弟弟一看我这模样了，说一会儿话就哭了。我的泪水也止不住了。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弟弟给我存了钱，买了生活用品。有一次出于热心我捐了五十元钱给大队收拾屋子用，当我把钱送给犯人头时，他们几个把我堵在了墙角，一阵拳打脚踢，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打我。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被转到了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被分到了一大队一中队。检查完东西，我们新去的几个被叫到了水房，用冷水管子往我们身上浇，说是让我们洗澡。当时新年刚过，正月初六，几个犯人头在水房里喝完了酒，回到号里问我们几个还炼不炼了，从头开始问，说炼就让从床上下来，由两个犯人按着胳膊，头插在床头铁栏中，用硬木的床板子打屁股、大腿。轮到我了，犯人头陈和新问我能挺多少下，别人打十下左右，问我二十下行不，我说来吧。他们就把我的头也插在床栏里，胳膊背着，人就撅着，陈和新就抡起床板子是立着砍的，狠狠的打了一顿，他累了，又换了一个叫王庆余的犯人（长春人），他又打了一阵，我数了一下，二十下早就过去了，他们看我不说不炼，就继续打，后来又是换成用胳膊肘子打我的两个腰眼，也不知打了多少下，看我实在不行了才停手，由两个劳改犯把我架着趴到了床上。

第二天集体下楼去吃饭，因我已经不能动了，中队于狱警上来问我为什么不下楼吃饭，我用手指了一下后面，他把我后面的衣服掀开一看，吃了一惊，对陈和新说：“咋给打成这样，都黑紫色了，叫他往家里打电话，让他家人来送药”，过了几天，我就能扶床起了。四中队的犯人头许辉来我们号，看我扶床走，就说：“癫什么呀？”到我跟前拽着我的胳膊使劲的摇晃，当时剧烈的疼痛，眼前直冒金星，汗哗就下来了。当时就蹲在地上了。

有一天许辉和陈和新他们几个又把我叫过去，许辉对着我的面部就是一拳，把手拿回来时就揉他的手腕子，可能是遭报了，就不打我了。朝阳沟劳教所有地，我们中队就去种菜、铲地。后来又要盖新楼，把树砍了，就叫我们抬木头，挖楼基础，用塑料袋从坑里往出背土，一天从早晨到晚就这样干苦役活。

二零零一年八月份我家里花了八千多元钱找人，才把我从朝阳沟劳教所放了回来。

回来一个月左右，在十月一日之前，我和二十几个同修一起去北京，在天安门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回来时，在北京南站派出所检查身份证，我和同修甲一起被抓了。问我们是什么地方人，我们不说，就把我们俩关进了南站派出所的一个很脏的小黑屋里，里面还有几个不明身份的常人，也没有床，只能睡在水泥地上，我俩一起绝食反迫害。到了第六天，把我架到了提审室，一屋警察，还是问我什么地方人，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就气急败坏地用皮鞋踢我的腰部，还用鞋跟踩我的脚趾头，打了一阵，看我还是什么都不说，就让两个人把我架回号里，往地上一扔，锁上门出去了，我爬回了号里，躺在水泥地上，他们有时开门到我的身边踢两脚，看看我还有没有气了。大约十五天左右，榆树市国保大队陈星国和国保大队的几个人来把我俩接回了榆树。

有一次同修病业严重，去她家给她发正念，被榆树国保大队堵在屋里，我和同修被抓了，在公安局国保大队呆了不到一天，同修的家人去了，把我俩要了回来。

三、再次遭绑架、酷刑

二零零二年八月份，在同修家楼下被抓，我不配合他们，就强行把我塞到了车里，被送到了榆树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在走廊里，他们给我戴手铐、脚镣，我不配合他们，国保大队的几个人就对我踢打，把我的右眼眉角上踢了一个口子，血不停地往下流（至今伤疤还在）。我在走廊里喊：“法轮大法好！”在被送往看守所的路上我和同修在警车里喊“法轮大法好！”路上很多人都朝这边看，到了看守所的院里，我还喊“法轮大法好”，被看守所恶警所长郭振桐一脚把我踢倒在地上。

我被带到了看守所的提审室，锁在一铁椅子上。先是刑警队一个姓董的提审我，我不配合他，他就用脚踢我的头部，也不知踢了多少下，脸、头肿的很大，我还是不说什么。

等到了晚上，看守所的人都下班了，国保大队的人把别的法轮功学员都问完了，他们就集中到一起，于晚上十点多，有国保新上任的队长张德清、石海林、齐力等，国保的人差不多都在场，就把我手背铐着，在手铐中间的铁环上用绳子系好，然后把我扶到椅子上，把系手铐的绳子从门框上边穿过去系好。然后把椅子从脚下拿走，就这样背铐着人就悬在了空中。这叫上大挂。他们还不解恨，用脚踢我的腿，让我悠荡着，手铐就往肉里勒，不一会儿就要昏过去了。

那天晚上，看守所张林值班，他们把我放下来之后，让我洗去脸上的血迹，就把我送进号里去了，第二天我象虚脱了一样，看守所的徐大夫就给我扎银针，扎人中、手指尖、合谷等穴位，我两只手都肿了，第二次提审，把我铐在窗栏杆上，有时用电棍电，二审我没签字。

有一天，国保大队石海林和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也是国保的来提审我，说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问与我有无关系。我不配合他们，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就用扫地的笤帚抽打我脖子，一把笤帚都快打没了，看我什么也不说，就把我送回号里了。

在看守所里翻号，在我那翻出了经文，看守所的宫铁所长就把我叫去，用塑料管子抽打我，还给我的手脚带上了铁镣子，我就绝食反迫害。到了第八天，才把我的手脚放开。二零零三年十月份我的妻子在榆树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我和两个同修一起绝食反迫害，在绝食期间，看守所给我们灌浓盐水，打吊瓶，打我，让我吃饭。这次绝食十九天，非法开庭时，在去法院的车上，押我们的法院警察问谁媳妇死了，我说我媳妇，他说怎么死了，我说被迫害死的。他说不是饿死的吗？我说是迫害死的。他就非常生气，叫别人拿来电棍，在车上对着我的颈部电击。我被电得把背着扣的手铐铁环都挣断了。

四、被非法判刑七年、在监狱遭迫害

我被非法判刑七年。我也上诉了，也请了律师，律师也不敢为我辩护，只是说我态度好等等，让法院轻判我，并不敢为我做无罪辩护。在抓我时我的包里有九百多元钱和两个手机，还有电话卡，我家人找他们要时，说没看见，互相推托。在我送监狱之前，我让他们办案人给我的生活费结帐，大约还存有三百元左右吧，他们没给结，说让我家人去算，后来家人去也没给结算。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和同修乙被送到了四平石岭监狱，在入监队关了二十多天，于六月份我被关到了五大队，五大队烧锅炉的活，还有倒铸铁件。在我入狱之前，从吉林二监刚转过来二十左右法轮功学员，由犯人包夹看着，不让我们之间说话，也不让我们在生活上互相帮助，采用的隔离方式。有一天，在我那翻出了经文，就把我关进了监狱的小号（指小屋，吃的窝头很脏，一般都是关违纪犯人的地方），因为我没有错，我就绝食抗议对我的这种非法迫害，关了三天把我放出小号。

大约十月份左右，一天晚上我正睡觉，值班的犯人把我叫醒，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李南宁干事让他叫我的，目的是不让我睡觉，而且别的犯人值班也一样叫我，第二天，我所在的互包组组长马春山对我说上边来令了，要对你们强制转化，昨天晚上对面的七大队电你们电了一宿。有一天晚上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坐在床上学习，大队长于长利和改造干事李南宁上来检查，李南宁来到我们小队，看到我困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说困，他对我说，给你机会你不要。并告诉这号所有值班的犯人，谁值班谁叫我，不让睡觉，安排完了就走了。几个值班的犯人过后对我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不这样做，李南宁就处理他们。从我们的言行，他们也看到了我们是好人。白天出工去劳动现场，中午我很困，就和看着我的犯人马晨光（吉林省四平人），说：“让我睡一会儿吧！”，他说：“你可别睡，你睡李南宁干事就扣我分了。”还有一次，我在厕所里给同一监区的二小队的同修经文，被包夹人员发现了，就由几个犯人按着胳膊，由犯人头田大力（吉林省辽源人），对我的头部、身上拳打脚踢的。我都倒床上了还打，脸都肿起来了。出工时两个犯人看着我，到了干活现场，我找到了小队管教，把我被打的事说了出来，一个姓梁的管教说我该打，谁让你给别人东西呢！在二小队的同修也挨了他所在小队犯人的打。还有一小队的同修也挨了他所在小队的犯人的打。找到大队管事的也不管，其实这都是在他们管教的暗中指使下犯人才敢这样干的。目的就是要转化迫害我们。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这天，我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实在看不过去了，为了反迫害，（当然是一种极端的做法）我爬上了锅炉房四楼顶，在楼顶上我和狱政科的科长李国军谈话，讲了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所遭受的非法迫害。他又把监狱长高平找来，我也向他说了一遍，他说：“你怎么不向我反映”，我说：“今天我不站在楼顶上我能见到你吗，好几个犯人看着我，根本不让我和任何人接触。”他们让我下来，我没听他们的就从14.9米高的四楼顶跳了下来，他们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才醒过来，全身不能动，小腿部多处骨折，脚部根骨粉碎性骨折，下颌骨骨折，牙用钢丝穿上，头部骨裂一道缝，还有内脏无故失血，血补完就没，在四平中心医院住了一个来月，因腿部打石膏，里面化脓，高烧，就把我转到长春中日医院骨科，在中日医院住了三个月左右，在伤口没完全愈合、不符合出院的条件下，在我家属强烈反对的情况下，以转院为名，转到了四平中心医院，在中心医院住了一周就被转回监狱医院了。

在监狱医院住院期间，一个监狱改造委员会的警察让我写“五书”，他得的钱和我平分，我说那你能给我多少钱呢？他说给我在超市购物卡上存了五千，存完钱你再写，可见他们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最少是一万元钱，要不他们怎么这样如此的不择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有一年的四月份，监狱大批保外假释，我的各方面条件都符合，我就写了申请，老残监区干警对我说：“你不写五书，不认罪，不给保外或假释”。

后来我被转到了所谓的“教育监区”，集中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监区，因脚部总化脓，我就写申请要到外面医院看看，在申请的签名处我写：“法轮功学员“，就因为这个把我叫到管教室（犯人背我去的），小队管教郝玉林，监区长尹首东，问我申请为什么不写犯人或服刑人员，我说我不是犯人，我没有罪。桌子上放着几把电棍，郝玉林就看了一眼包夹我的犯人胡威，这些训练有素的打手就知怎么回事，胡威对着我的后脖就是两下。在教育监区约七、八十法轮功学员，他们警察利用犯人打，他们自己用电棍电、关小号、上医院死人床，学习班邪悟的帮教、隔离不让和任何人说话等等这一套手段下来，没有几个能走过来的。邪恶至极，教育监区区长尹首东为首、教导员周继佳、改造干事李波，分队管教的有：郝玉林、武铁、杨铁军、李海峰等。

我于二零零九年八月末出监，用手推车把我推出来的。法院非法判了我七年，我在里面呆了七年，一天也不给减，原因是我没转化。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我又被非法抄家，电脑、打印机、以及孩子玩的电脑，还有二千多元现金，全部被抄走，现金只返回九百多元，剩下的说不知道了，因我现在目前状况，双腿多处骨折，脚脖子僵死了，后跟骨也没有，腿畸形愈合，脚上两个洞还流脓，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在看守所呆了七天，被家人取保。

现在我生活上要靠哥哥、弟弟、姐姐接济，两个孩子还上学，也是大伙拿钱。我的妻子被迫害去世快七年了，我又被迫害残疾，两个孩子年幼就失去了母亲。

这就是中国大陆邪党对这个善良的群体、一个普通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这里我真诚的希望，世界上正义、善良的人们伸出援手，关注在中国大陆仍在邪恶黑窝里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早日停止迫害，还法轮功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