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被绑架、关押、被野蛮灌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因为到大连市政府为法轮功请愿，被送往大连市某学校，关押半天，后送往金州拥政派出所非法关押二十四小时。

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我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被劫持到丰台体育馆，凌晨二、三点被带到延庆看守所。康健等十来个人审问我们的姓名、地址，因我不报姓名，被强逼蹲马步，胳膊平举，腿弯处夹木棍，最后晕倒在地。这时，家人找到我，在延庆一周后，他们把我送到金州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又勒索我五千元。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二日，我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被绑架到北京前门派出所。后转送建信宾馆，关了两天，又送到金州区三里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一年。其间我绝食抗议迫害，遭到野蛮灌食，胃黏膜被破坏，失去冷热知觉。绝食到第十二天后，脉搏没有了，我被送到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后被勒索近二万元所谓保证金，四十五天后回来。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我再一次进京上访，在北京东大坝被非法抓捕，当时被绑架的共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关在当地不知名的一个院里一天，后转送到大连戒毒所，被关押迫害。我在窗外挂法轮功真相横幅，警察问是谁做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说是自己做的。警察欧奇、老庄等对每个法轮功学员过堂，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罚“开飞机”（一种酷刑：受刑者被逼迫双腿劈开伸直，身体下弯一百八十度，双手向上伸直）、面壁站立、用电棍电、打嘴巴等。在那里，我被拘禁一百多天后，我被金州中长派出所转送至金州三里看守所。我又一次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再一次遭到野蛮灌食。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超期关押了三个多月，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回来。

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酷刑、被注射不明药物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光明派出所出动三辆警车、十几名警察，到我的商店进行骚扰，我拒绝开门，他们用三、四根铁杠撬开了防盗门，抢走现金四千元和一些私人物品。我与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光明派出所。警察对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上电棍，那位法轮功学员的下巴、脖子被电得起了水泡。第二天，送到金州三里看守所。

我绝食抗议，三天后，被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三年。在这期间，因为炼功、喊“法轮大法好”、制止警察殴打其他法轮功学员、制止警察奴役我们等，我多次被关小号。小号里面只有一点五平方米大小，阴暗、潮湿，有监控器，还有一张特制的铁凳子，穿着单薄衣服的我被固定在上面，动弹不得，他们不准我上厕所、洗漱，还通过喇叭高分贝播放着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在外面零下二、三十度的情况下打开窗户冻我。我被包夹，没有行动自由，还不让我上厕所，并给我强行注射精神药物，导致我的脊椎骨九至十二关节快要鼓开一样，脸部也浮肿变了形，胀的很难受，汗水渗透了衣服、被褥。他们用胶带封住我的嘴巴、鼻子只留一点小缝。辽宁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省政府、武装警察一百多人，对李黎明、宋彩虹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批判大会，当时会上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们吓得赶快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嘴巴捂住拖走，这些法轮功学员过后都被加期五至六个月不等。我被加期五个月，后被关进小号，冷冻，我被迫害得全身浮肿，重达二百多斤，十分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每逢节假日，就被送到沈阳医院，做各种检查，我听到他们询问大夫这个人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强制给我灌不明药物，我的嘴巴、鼻子都被捏肿，参与迫害的有马三家劳教所所长苏静、指导员王乃民、王晓峰、张春光、姓曹的大夫等。

与家人失去联系两年

二零零四年五月，在所谓刑期快满时，我又被秘密转移，当局出动十几辆警车，冲进来拍照、录像，由于我身体极度虚弱，由两个人架着，他们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怕我喊“法轮大法好”，我被带到沈阳第一看守所，因为身体不合格，被拒收。他们想方设法买通关系，将我送到辽宁省监管医院，在这里我继续喊“法轮大法好”，拒穿囚衣，被铐上手铐，我绝食抗议，被注射不明药物。这期间有两年，我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我失踪的日子里，母亲到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办案单位、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四处查询我的下落。在近一年半的痛苦折磨中，母亲得了中风，精神失常。

父亲不堪重压，离家出走，小妹忧愁得现已得了重病，我女儿变得越来越孤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