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大法 神奇祛病

九九年四月的一天，我为了祛病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每天坚持在石宝粮站坝子头集体晨炼，白天集体学法、听法或在家自修。

因为我的身体佷不好，全身都是病：什么神经衰弱、额窦炎、鼻炎、肩周炎、肺炎、肾炎、关节炎、支气管炎、特别是肠胃痛的严重，吃也痛，不吃也痛，三天两头痛，一痛二吐三拉，还经常拉血，长期失眠，整夜不能睡觉，头发眉毛胡须全白完，衰老進度快，老化速度快，经几个医院诊断，胃穿三个孔，已在做胃切除的准备。就因为病得很厉害，才走進大法修炼。

一开始炼功，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一连拉肚子一个月，身心得到了很大的净化，第一次知道了病根的来源。身体得到净化后，想吃就吃，生的、冷的、硬的，随便吃，想走就走，不怕山高路陡，想睡就睡，不怕熬夜也不失眠。肠胃好了，消化系统正常了，皮包骨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健康了，红光满面，体质、体力、体重都得到了快速增长，所有的这个病，那个炎症都不翼而飞了，走路生风，精神倍增，我几十年来都从未享受过这样的快乐生活。

在此无法用我内心的语言，报答伟大慈悲师尊给我第二次生命。我发自内心向师尊问好，永远尊敬师尊，做好三件事，坚修到底，跟师父回家。

修炼六十天，戒掉四十年烟瘾

我修炼五十多天就开始戒烟，戒了四、五天了，烟瘾发了，欲望上来了，看见别人抽烟，我也想抽。一连抽了两根烟，立即感到头昏眼花，不能行走，只好倒在床上，可是却感到那床连屋子和我一起在空中翻滚，越翻越快，越滚越快，立即感到天昏地暗。我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当时心里想：老师啊！是不是我抽那两支烟的关系啊？如果是，我向师父保证，从今以后坚决不抽烟了。当我想完以上这些话后，马上就停下来了，一切恢复正常。我吸烟四十多年了，香烟不过瘾还要吃土烟才过得了瘾，可这一瞬间就戒掉了，这使我的饮食進一步得到了增加，身体得到了更好的净化。

师父再次救了我们的命

有一天我和郑同修到乡下的一个炼功点去切磋回来，走到小坝的半山腰时，迎面驶来一辆二十吨的桂林车子。我们三人坐的是三轮车，我们的车停靠在坡边让那辆大车，可那辆车偏偏要往我们这边来撞，当即把我们的车撞在边边上去，如果撞翻滚下去，几百米的高坡，想起来真是让人后怕。我们悟是师父在保护我们，否则，就没有命了。

向政府反映真实情况被绑架

大约在二零零零年六、七月，全县大法弟子在古蔺县城体育广场证实法，目的是向政府反映：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家高德大法，对修炼者身心健康有奇效，教人修心向善，而法轮功修炼者是以真、善、忍法理来处处要求自己的好人。法轮功教导修炼者不参与政治，对社会、对人民有益无害。我们要求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恢复我们正常的修炼环境。当天全县来了七十几名同修，全部被公安局、“六一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机构）强制带到公安局的二楼会议室，并通知全县各乡镇派出所“六一零”，把我们当成敌人一样一个一个的审讯，第二天放了一批，我被非法关押三十七天。

写信讲真相遭抄家

中共利用手中的权力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利用一切宣传机器栽赃、诬蔑师父和大法，我们就写信讲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对社会、对人民有百益而无一害，要求政府还师父，还大法的清白，还我们的修炼环境等。七十几名大法弟子用真名真姓、真地址，签了名，盖了章邮寄到古蔺县公安局，石宝派出所所长曾义收到信后，到我家翻箱倒柜，抢去大法书籍、大法资料数量很多，把我家的宝剑也抢走了。

被关入洗脑班两次

二零零一年元月份，古蔺县委、县政府、政法委、“六一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办第一期洗脑班，各乡镇抽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石宝镇的马飞在一个月的洗脑班上恶毒攻击师父和大法。因大法弟子坚持学法轮大法不放弃信仰，不写保证书，洗脑班散了，马飞却不让我走，也不准我一人单独行走，待全县大法弟子走完了的第二天，马飞才派专车送我回石宝镇政府。从洗脑班解散回家住了两夜，我又被古蔺公安局付杰等和石宝镇派出所所长胡电波一伙，无缘无故的绑架到古蔺看守所，关押我一百一十八天。二零零一年，我两次被强制参加在古蔺箭竹林场办的洗脑班，受迫害两个月。

遭迫害家破人亡

二零零零年，古蔺县看守所的所长熊军、陳汉钊，公安局局长和卢长红等十几人把同是修炼人的妻子折磨得皮包骨，把耳朵整成重伤，流脓六年多。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元月，妻子两次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被警察把带的背包、衣服、现金和日用品等全部抢光。因妻子不报姓名、住址，受尽了酷刑折磨，警察用电棍乱打她，打得妻子七窍出血。后因妻子始终不报姓名、地址，就被丢到北京无人烟的地方。

石宝镇中共政府写了一个通知，由财政所所长夏江奎送给我说：经党委、政府研究决定，在我工资内扣除六千元钱去北京找我妻子的费用。在这期间我和妻子被关押在古蔺看守所，两个儿子因年幼无职业，无收入，无法生活，流浪在社会上。我的年迈的父母在家无依无靠，从此以后我一家人就真的妻离子散。儿子多次在古蔺县看守所请求见我们一面都未得到允许。

妻子被非法判刑四年，因她不放弃信仰，坚持信仰，受尽酷刑折磨，把她的手、脚、头、嘴、耳、背都折磨的到处是伤，手臂都骨折了。周强、熊军、陳汉钊、简阳女子监狱的余志芳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最凶的恶警。妻子被关在监狱时，就连释放的最后一天都是从简阳监狱八监区的隔离室出来的。把好好的人折磨成一个废人才放回家。

二零零三年我又被非法判刑三年半，这样我们一个好好的家就被他们迫害得四分五裂，父亲因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活活的气死了，家里要求放我回家最后看一眼父亲都不允许，一个幸福和谐的家庭就这样被迫害得家破人亡了。

我在四川省广元监狱遭迫害

二零零三年十月，我因参加古蔺县大村镇分水村的法轮功学员的交流，被“六一零”的陈汉钊和付杰等绑架到古蔺看守所，强行给我加上为首者、组织者，策划者的帽子，说我破坏法律实施，诬判我三年半牢狱，刘宗堂把我送入广元监狱。

在监狱里，我被强制看诬蔑大法的录像和书籍，恶警李生泉，何文德，詹大队长等指使那些刑事犯包夹来转化我（即要我放弃修炼法轮功）。要坐就只能坐五寸高的塑料凳子，一坐就是几十天，腰要直，头要正，手平放在两腿，要求眼睛不眨，身体不动，做不标准就挨打，要站就面壁站，一站就是几十天，不分昼夜的站，这一帮值班去了，那一帮又来了，轮流看守，不准手、脚动，头也不准歪一下，否则，就遭拳打脚踢。

一个监室二、三十个犯人看管一个炼法轮功的人，连吃饭，睡觉、進厕所都是跟着的。迫害最严重的是不准睡觉、不准吃饭，他们打人是在无人知晓的地方殴打，把嘴堵着，把人按在地上或床上，一直要打过瘾，用他们的话说，“打过瘾了就放手”，恶警在背后指使犯人打，只要忠实执行了，恶警就给那些打人的犯人们减刑。名曰“奖励”。 那些打人的犯人说：“打人瘾过了，刑又减了。何乐而不为呢？”如不配合、不轉化，全监室的人都受株连。

搜、找、抢、拿、无法无天的迫害

中共当局把我家作为重点，为所欲为的進行迫害、搜查、抢劫。无法把他们搜的、抢的次数记清，抢走的大法书籍，大法资料，私人财产也不计其数。石宝派出所换班所长曾义、雷青敏、胡电波、卲光辉、临时聘用唐兴龙、马飞、综治办杨林、武装部长杨康、古蔺“六一零”付杰等人想来我家就来，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想抢就抢。特别是二零零一年、零二年、零三年，他们经常到我家抄家、抢劫，一進门不问青红皂白，不出示任何手续就开始把床铺翻个底朝天，把所有的箱箱柜柜翻个面朝地，我儿子的密码箱锁起外出了，付杰横不讲理的把它锤烂了，什么也未找到。雷青敏抢走我和妻子的身份证至今未还。连我住女儿家，陈正龙、邵光辉、吴柱军一伙都追到那里去把《转法轮》一书给抢走了，还有我私人的银制品、玉制品、铜币也被这帮恶警、恶人抢走了。没隔多久他们又来抢，来时气势汹汹，去时气焰嚣张，来时不出示证件，走时不办理手续，（只有两次抄家有手续）。

流离失所

二零零九年皇历二月十五日，古蔺县、东新乡的资料点被破坏，古蔺县“六一零”周强与东新乡党委书记、派出所的彭松、赖千、王杰、张旭東、徐付平、二郎镇派出所的恶警，抢走了资料点的电脑、打印机和大法资料、书籍、耗材等。当时抓了十五名大法弟子，第二天放了七、八个。绑架六名大法弟子到古蔺看守所迫害。

在迫害期间，恶警又要迫害我们全家人。我们家三个人包括妻子、大儿子和我流浪在外。他们采用追查、找、抓，昼夜不停，遍布岗哨，从此我们全家再一次失散，流离失所。全家就靠我退休工资过活，而当局竟然残酷地把我的仅发三分之一的退休工资扣光了，还要在广州、福建、云、贵、川全国各地追捕。

我和妻子、长子是恶警追捕的对象。老母亲无依无靠流浪社会。家里的房子是土、木、瓦结构，因我们十多年的被抓、被关、被逼進洗脑班、被判刑，无人维修，现已破烂，歪斜，漏水，变成危房，无法居住。因此目前的状态是：家破人亡、退休养老金被扣，生活来源被卡，造成一无立身之地，二无养命之源，三无住、无吃、无穿、还要天天防抓，在精神上，身心健康上受到极大摧残和打击，无法用恰当的语言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