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把按照“真善忍”法理修炼的上亿善良民众推向了政府的对立面。很多大法弟子本着善念，自发的向各级政府部门反映法轮功教人向善，造福社会的真实情况，希望能尽快结束这场浩劫，但结果是被投入大牢。于是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直接走向天安门护法，讲述真相，呼唤正义良知。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清晨，我和儿子坐火车到达了北京，然后转乘公交车去天安门，在车上结识了好几位来京护法的大法弟子。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游人稀少，醒目的停着几辆依维柯警车，整个广场笼罩着一种沉闷肃杀之气。不时的远远看到广场某处有人拉出横幅，喊出“法轮大法好”，但他们很快就被疾驶而来的警车带走了。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写着“真善忍”的小横幅，递给身旁的儿子，七岁的儿子马上用一双小手高高举在头前；我和一位同修拉开了写着“法轮大法”四个神圣大字的大横幅，奋力喊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一声又一声，正义的呼声在广场的上空回荡。

武警很快赶过来，抢夺我们的横幅；警车鸣叫着冲过来，跳下了一伙便衣，他们凶狠地扑过来，对我们拳打脚踢，我被抓着头发拖上警车，儿子也被带了上来。很快警车上就装满了大法弟子。我们被送進天安门派出所，被带到一间屋子里。这里已经关了好几位大法弟子，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我儿子这般的几岁孩童。警察对我们进行搜查、盘问、威胁。我们无怨无恨，满怀洪大的慈悲，善意的给被谎言迷惑的警察们讲清法轮功的真相，坚定的维护大法。警察们既无奈又佩服的叹道：“真是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啊！”

我看着堆在地上的大法横幅，心疼不已。这条“真善忍”小横幅和那条“法轮大法”大横幅，是我们离家的前几天，丈夫一笔一画倾注心力写成的，他一边为我们母子出行作准备，一边说：“等学生考卷批完上交后，我就出发進京护法。”我看着横幅上神圣无比的“法轮大法”、“真善忍”这几个大字，告诉他：“我要把横幅带回来！”

我趁警察离开的空隙，把那条“真善忍”横幅迅速拿起递给了儿子，再拿“法轮大法”横幅时，警察闯了进来，要从我手上抢夺横幅。一位同修立刻走向前与我紧紧抱在一起，横幅护在我俩的胸前。其他的大法弟子毫无惧色，义正词严的阻止恶警抢夺横幅。儿子用小手牢牢的捂住藏在身上的横幅，小脸涨得通红。

我们被警察强行分开、带走，临别前，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从拎包里掏出一块糕点递给儿子，爱怜的说道：“快吃了吧！”这位不知姓名的老大娘，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只是为了说一句真心话，也被抓了進来。

我和儿子被警察带着，东拐西拐，不知要被带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的心里却很坦然，毫不畏惧。走着走着，最后居然站在了派出所的外面。我的横幅被恶警留在里面了。我拉着儿子就往里闯，大声喊着：“法轮大法横幅还没还给我呢。还我横幅！”这时，安插在附近的便衣围了上来，恶言恶语，推推搡搡。我们只好离开了。

在返回的火车上，由于没买到坐票，我和儿子挤在两节车厢中间的夹道里。不知过了多久，慢慢有人下车了，我们终于可以坐下。周围的旅客看我们母子这么辛苦，问我们这么热的天气，出门做什么。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功被冤枉的真相，真善忍的美好，儿子拿出了一直藏在身上的“真善忍”横幅给他们看。这时一个文静的年轻女子挤过来，她看着写着“真善忍”的横幅，眼含热泪。原来她是西安的大法弟子，也是来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法轮功的真相，结果被关进“驻京办”，单位派的几个人把她带回来。那一刻，我们的心紧密相连。

就这样，这条“真善忍”横幅被我们从北京带回了家；后来，我们夫妻一次次遭受迫害：绑架、抄家、判刑，而这条横幅却一次次躲过劫难，保存了下来。再后来，我在狱中几经生死，奄奄一息回到家里，意外的发现这条横幅还在，感到惊喜而欣慰。

随后的日子里，我拖着被迫害致残的身体，和儿子一起等待丈夫从狱中归来。岁月虽然艰难，但我深知自己是跟随师尊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一个七岁就能在天安门广场高举“真善忍”横幅的小弟子是有勇气和妈妈一起闯过任何关和难的。事实上，我们走过来了。

时值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我凝视这条横幅，回顾十年证实法之路，眼前浮现出当年丈夫俯伏书写的身影，耳边似乎又回荡起“法轮大法好”的呼声，以及后来狱中经历的日日夜夜，特别是，在一个法轮大法日的清晨，放风场里，我们几个大法弟子围站成一圈，双手打着大莲花手印，齐声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法轮大法好！这是我们亿万法轮大法弟子的心声！经历了十年的残酷迫害，我们大法弟子不但没有倒下，相反，我们却更加坚定、更加成熟，更加稳健的走在助师正法的光明神圣之路上，把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传遍世间、天上。

（二零一零年明慧网“5.13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