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揭露被大连教养院迫害的事实。

我在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大连教养院的恶警指使普教，在我的饭里偷偷的下药，用药物对我进行迫害。

我曾两次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即现在的二大队。）

二零零四年，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队长李茂江对我说：“大队领导找你谈话。”他把我骗到一个大房间里，他指使普教，将我的双手拉成直线，用手铐铐在两边的铁床上，坐在一个马镫上，一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有两名普教每天二十四小时对我进行监控，对我进行强制性“转化”（即强迫放弃信仰）。当时，我身上除了面部，全身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疥疮流着脓血，又不让擦。头痛的象裂开似的，浑身疼痛，有时疼的浑身打颤。疼的我经常是满脸泪水和鼻涕，自己根本控制不住，不是哭，是不自觉的流泪，流鼻涕。但普教不敢给我松开手铐，只能是让泪水和鼻涕蒸发，干了流，流了干，一天都是这样。

我曾对教导员孙仁国和管教讲，停止对我的一切迫害。但他们根本就不听。到了第六天的时候，普教李岳受管教副大队长王世伟和八大队领导的指令，开始对我进行酷刑折磨。李岳用板鞋底子猛击我的头、脸和身体。那时，我精神上已经出现幻觉，打了多长时间，都记不住了，只感觉换了许多房间。其实，根本就没有换位置，一直在原地铐着。

后来，我又被单手铐在铁床上一个月。普教盖少雷在我解教前，将一板药给我。告诉我是“降压药”，叫我自己吃，是队长叫他干的。我知道，普教偷偷的背着我，在我的饭里下药了。上面写的英文，没有汉字，是糖衣药片，小粒，一板好象二十几粒药。这板药，普教给我下了有三、四片药，还剩不到二十片药。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就把药扔了。

奇怪的是，李茂江把我从三中队骗出来“严管”。在严管期间，我的身体遭到严重迫害时，我强烈要求教养院停止对我的迫害时，教养院却进一步加深对我的迫害。我当时的血压到底是多少，管教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看来，大连教养院指使普教，在我的饭里下的肯定不是“降压药”，而是一种破坏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

在大连市教养院八大队，曾出现法轮功学员刘永来（音）从三楼跳楼身亡，和法轮功学员刘小刚在卫生间上吊自杀未遂等恶性事件。据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教养院的法轮功学员讲：刘永来曾遭到大连教养院恶警用六根电棍，同时连续电击一个多小时。刘小刚也同样遭到恶警的酷刑迫害。

我被“严管”期间，曾听普教讲：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一大队二楼的窗户坠楼身亡（这个窗户正好对着八大队东侧四楼“严管室”的窗户。当时，八大队的普教看到了），很可能是被恶人推下去的。

以上所述的坠楼、上吊等事件，也可能是在服用了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后，出现幻觉，丧失了正常的理性思维能力，出现精神失常现象所至。或者是恶警为了掩盖恶行，杀人灭口。

大连教养院八大队三中队，是所谓的“疥疮班”，里面非法关押的都是患有“疥疮”的法轮功学员，最多时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有的严重的，满身都是“疥疮”，流着黄脓、白脓血，有的烂的很深，每天要用几卷卫生纸擦脓血，身体大面积的溃烂。有的满身起的密密麻麻的小“疥疮”，奇痒无比，越到晚上越痒，根本就睡不着觉。就是这样，大连教养院的恶警还是逼迫法轮功学员干活，捡大棒（牙签的原始料）和牙签。

有一种情况很特殊，我曾多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戒毒所、大连行政拘留所、大连看守所、大连教养院。奇怪的是：只有在大连教养院非法关押时得了“疥疮”。在大连戒毒所、大连行政拘留所、大连看守所没有发现法轮功学员有得“疥疮”的，而且在大连教养院五大队（新收大队）也没有得“疥疮”的。可是，一转到八大队（大连教养院专门迫害法轮功大队），我的两脚脖子、臀部两侧就开始化脓，又痛又痒，而后，迅速发展到全身。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大连教养院蓄意制造传染条件造成的。

目前，大连教养院、大连戒毒所、拘留所、看守所、大连监狱、辽宁省大连南关岭监狱、瓦房店监狱、大连戒毒支队等场所，还非法关押着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时时刻刻都在遭受着大连恶警、恶人的酷刑、奴役、药物等各种形式的迫害。

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解放军旅顺口区二一五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利用药物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恶行进行调查。这两所医院都积极参与了用药物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