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万名法轮功学员自发到北京府右街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中共在媒体上不敢报导法轮功为什么上访，为什么这么多人到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去了解，并设法解决。而是利用媒体在上访这件事的表面上做文章，大肆渲染什么法轮功“有组织”，并制造法轮功“围攻中南海”等谎言。许多人被蒙骗，认为你们“四·二五”不去上访，共产党也不会打压。

其实“四·二五”上访不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理由，没有法轮功学员的“四·二五”上访，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类似的事件。“四·二五”上访是罗干一伙为全面发动镇压法轮功蓄意策划的。

找茬迫害法轮功并不是起源于九九年“四·二五”。

事实上，在1996年，法轮功学员的修炼环境就越来越恶化了。先是《光明日报》刊文攻击法轮功，接着中宣部就禁止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资料（后来学员买的书都是盗版）；1997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教”；1998年5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在《北京特快》节目中诽谤法轮功；1998年7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先定罪，后调查；1999年4月11日，何祚庥又蓄意发难，在天津教育学院的杂志上发表攻击法轮功的文章，4月23日，天津公安抓捕了去教育学院说明真相的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四·二五”去上访？

我是一名北京法轮功学员，当年“四·二五”上访我也去了，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在十一年前的四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去学法小组学法炼功。一位学员告诉我们说天津公安动用防暴警察殴打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导致有的法轮功学员流血受伤，四十五人被抓捕。当法轮功学员请求放人时，天津市政府不放人，说公安部介入了此事。天津公安警察向法轮功学员建议：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我们就想，出了这么多事，也应该去政府的职能部门讲清法轮大法真实情况，这是我们的责任。他们可能不了解法轮功，误解我们了。不能让他们做出错误的决定，那不但破坏了我们修炼的环境，影响大法的弘扬，也会影响多少人啊。大家都想第二天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上访。辅导员讲到，怎么做，都是自己悟，自己拿主意。咱们可没有统一的行动，也没有人去组织什么。第二天早上五点多，我就到车站等头班车，一看，我们小组的人都到了。这是大家发自内心、自愿去上访。因为我们修的是真、善、忍，做什么事情是按真、善、忍标准去衡量、去要求自己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大法修炼直指人心，我们的修炼形式是大道无形的，没有组织，没有花名册，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法轮功修炼弟子一定是按大法师父要求去做的，谁要去组织什么，要求别人去统一的干什么，他就违背了大法的要求，别人也不会听他的，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法，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如果要真组织人去，那就不是一万了，就北京地区来讲，每个区、县可能都有几千人炼法轮功，大的区有上万人，只北京地区就得去多少万人。

“四·二五”那天我们六点多就到了“府右街”，刚下车往前走不远，那里等候的警察就领我们穿过大街，让我们站在中南海西门的斜对面。这时已来了很多学员，而且越来越多。大家都静静的站那等着，没有喧哗、没有口号，没有影响当地百姓的生活。大家自觉的维护秩序，把人行道的盲道都让开，胡同口的路都让开。吃饭用的饭盒、塑料袋都装入学员自己买的大塑料袋里。有的学员站那学法，老年人站累了在后边坐着。朱镕基出来接见学员，大家都鼓掌，而后我们依然站在那里等着。面对警察的照相、录像和发给的公告书也不动心，我们相信通过学员讲清法轮功真实情况，他们了解了真相就会得到妥善解决。我静静地站在前排，心态纯洁，就感到那么神圣，心底坦荡。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发自内心的用真、善、忍要求自己，那种祥和纯净的心态，走在哪里都会纯正哪里的环境。所以那种后来被世人惊叹的“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人指挥，甚至没有嘈杂，没有留下垃圾”是法轮功学员心境的必然表现和自然流露。

大约在下午五点多钟以后，当地的老百姓就告诉我们：“赶快回家吧，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晚上要我们把门插好，别出门，外边发生什么都别出来。”老百姓从八九年“六四”学生的流血事件已经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了，不断地有当地好心人劝告我们回去。大家没有动心，也没有走动，一直坚持到上访圆满结束。回家后据公安内部透露：那天他们已经准备好棍棒，看事态的发展，如果晚上九点钟以后法轮功学员还不撤离，他们就开始动家伙，开始清场了。

“四·二五”上访是江泽民、罗干政治流氓集团为全面镇压法轮功而预设的一次杀机和陷阱，只是由于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忍、纯正祥和，才将这个罪恶的阴谋化解于无形之中，避免了一场类似“六四”的流血事件。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