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年过去了，二零一零年四二五前期，明慧记者采访了三名当年参加四二五上访的学员，从不同角度还原了四二五当天的情景，见证了这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一天。

平和的上访现场

当得知法轮功学员在天津被抓一事后，年仅二十岁、才开始修炼法轮功一年的李洁，怀着一个单纯、善良的心愿，参加了四二五上访活动。今天回想起当年的情形，她说“一切都非常祥和”。“我们想这正是很好的机会，让政府了解法轮功学员的平和。我们没有口号，没有标语，没有激动的情绪。大家都觉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都非常坦然站在那里，非常祥和。”第一排都是站着，累了就坐到后边去，后面有的学员在炼功，也有学员在看书。”李洁说，大家心情都很平和，连表情都是那么的祥和。

辗转来到美国的法轮功学员李彬（右）和李洁（左）

刚从研究所毕业的法轮功学员李彬到北京找工作，刚巧遇上了“四二五上访”，她毅然参加了。她认为修炼大法后身心受益，也想让别人受益，要让世人知道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去之前根本没想到第二天会有多少人，什么都没想，只是单纯地想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李彬说：“第二天六点多钟我们几个学员就坐公共汽车去了，到了车站下车后，看到很多学员已经在那儿了，有的戴着法轮章，有的拿着《转法轮》书，一看就知道是学员，也有许多外地来的。当时我们还怕影响行人过路，我们在过道上都留了给行人走的路，马路上一个学员都没有，都是站在两边的人行道上，人行道上也留一条过道给行人走，就是怕影响行人。”

“学员很多，但一点都不会乱，当时场面特别平和，特别安静，连声音都没有，没有口号也没有标语，特别祥和的一个氛围，我们什么都没多想。”她还说：“站在我们这条马路边上的一个警察才二十几岁，他们的任务是来维护秩序的，看到我们学员男女老少多大年龄的都有，都是这么祥和，都面带笑容，他就不好意思了，站着站着，都不好意思看着我们了，就背对着我们。后来我跟他讲法轮功的实际情况，他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后来，我亲眼看到，他丢在地上的烟头让学员给捡起来了，他觉得不好意思，表情很腼腆的。”

曾经参加四二五上访的周琳娜女士和丈夫

来自北京的周琳娜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那里待了一整天，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九点多，这过程中大家都很安静，静静地看书，静静地在那站着，年轻的在前面站着，年纪大的在后面，坐在坐垫上看书或炼静功。”“这期间有学员拿塑胶袋不停地收垃圾，包括警察丢在地上的烟头。”

警察“带路” 事后栽赃

据李洁回忆当时上访的情况说：“当时我们找了好久信访办，没找到那地方。学员有北京去的，也有外地去的，有的带法轮章，有的拿着大法的书。我们来到中南海对面，有警卫过来，问我们上访吗？我们说是啊，找不到地方，他说他可以带我们去上访，我们还挺高兴的。后来公路就管制了，交通车还不能随便通行，轿车也不让走。后来，来了好多警察站在我们前面，还有几辆警察的车开来开去，大家都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当时我们都是站在马路边，一点也没有影响交通，所以当时不让车子经过，我们觉得很奇怪。”

李彬女士也提到：“人越来越多，我们也不知道信访办在哪里，后来有警察过来，要我们跟着他到那一边去。我们当时什么都没想，法轮功学员特别单纯，警察领着走，我们就跟着走，我刚到北京，地方也不太熟悉。不记得在哪条路，但记得跟着警察走到红墙那边，我们当时是在红墙对面的马路。每个马路上都有警察，他们领着人把信访办围上，现在想想，是中共设的圈套造成的所谓的包围中南海的态势。”

周琳娜女士对北京很熟悉，她说：“本来大家都在信访办一带站着，后来人越来越多，大家还是没有到中南海那边去。后来大概七点钟，有警察过来说，跟我来吧，把学员带到这、带到那，最后被带到中南海西门对面的人行道上，就在那边站着，没有接近中南海，中间隔了一条马路，我们都是靠着墙站着。法轮功学员很注意不去影响别人，留了足够让行人走的路，交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时的公共汽车、上班的人群都很畅通。

“那时，警察很多，几步就有一个警察，开始的时候警察情绪比较放松，也跟我们聊天，他们了解法轮功是怎么回事，觉得学员都是挺好的，表现出来的平和、冷静，让他们很感动。但是到了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换来了一批武警，就感觉气氛很紧张，他们也不跟学员说话了，感觉是剑拔弩张的气氛，好象随时要怎么样了。当时学员是站在人行道上，他们是站在马路上。后来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去中南海里面的学员就出来了，说事情得到解决了，我们的几项要求他们都承诺了，然后天津学员也放人了，我们当然很高兴，就回去了。”“回到家门口时，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告诉我，他的亲戚在总政作战部，作战部正在开会，说那天晚上十二点学员还不撤离的话，就会从严处置云云。”

黑云压顶　四二五后开始骚扰学员

四二五后，江××一手遮天，出尔反尔，给这次合法的和平上访扣上各种大帽子，并以此为借口，对法轮功开始了疯狂迫害。“电视台说我们去围攻中南海，我们什么也没干，只是在那边站着，就是静静地站着。”

周女士说：“他们既然承诺了，‘四二五’后我们就放心地去炼功了，还象以前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没有想到中共会出尔反尔。九九年春天，北京很多地方星期天上午都有很多大型的集体洪法炼功活动，有上千人的、一两千人的，我经常参加在中关村里的一个大操场的炼功活动。‘四二五’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又去参加那个大操场的集体炼功。两天以后，警察就到我家来了，大清早就来敲门，然后把我们夫妻两个带到派出所去，这是我第一次跟中共的警察打交道，问我们四二五有没有去中南海上访，很凶啊，还问星期天中关村的炼功有没有去，警告我们以后不准再炼了，再炼的话后果自己负责云云。”

“再过一个星期的星期天，我又去中关村那个操场炼功，他们却指使中关村各企事业单位，派车开进了那个操场，我看到操场都停满了车子，把操场当停车场了，后来我们就没有场地炼功洪法了。我还听说，他们还不断地去骚扰学员，还要各单位追查有谁“四二五”去中南海上访了。

李彬女士说，其实很多不修炼的人当时都明白真相，她说：“母亲知道我去参加四二五的上访活动，心里特别恐惧，说中共都是秋后算帐的。然而，我一个同学在银行工作，听到同事谈起这事，说是法轮功去闹事了，我这位同学就严肃地向同事说，他们只是去反映情况，他们都是好人。同学说她有好多朋友炼法轮功，他们的人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