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高在文章中说，《血腥的摘取》这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大面积的强迫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一直存在，并且今天还在继续着。我们已断定，中共政权及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构，尤其是那些医院、拘留中心和‘人民法院’，自从一九九九年以来，已杀害了大量法轮功学员，但具体数目不详。他们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都被强迫掠夺并高价出售，有时是出售给那些在自己本国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有可能等到自愿捐献器官者的外国人。”

我们的结论不是从任何一个单方面的证据中得出的，而是通过我们研究过的五十二类证据综合分析得出来的。我们研究过的证据的每一部份，其本身都是能得到证实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容争辩的。把这些证据放在一起就是一幅证据确凿的完整画面。

那么，中国国内和国际上为制止这一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所做的努力有一定的成效吗？这本书列举了中国国内外的各种变化，其中包括：

从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以后，中国的病人相对于外国人来说，有获取器官的优先权；

中国国内那些曾经标明价格宣传器官移植并炫耀（病人）只需很短的等待时间的网站消失了。我们已经把从前的网站归档整理，但这些网站现在已经不见了。

中共政权现在承认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是不合适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二零零九年八月举办的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上说，死刑犯绝不是获取器官的正当来源。
在我们展开工作以后，在中国以外采取的行动相当积极。

台湾禁止中国医生以器官移植中介为目的访台；

澳大利亚昆士兰省的主要器官移植医院禁止培训中国外科医生；

以色列通过法案禁止买卖器官以及做器官中介，而且以色列公民如果到中国做器官移植，政府不会支付任何医疗保险。

比利时国会议员帕特里克·万克阮科斯文（Patrik Vankrunkelsven）和加拿大国会议员博瑞斯·乌尔泽斯纽斯基（Borys Wrzesnewskyj)各自在自己国家的国会提出了禁止器官移植旅行的法案。如果通过立法程序，这项法案将会惩处那些明确知道器官来自非自愿供体或有能力了解到这一事实但仍然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世界医学协会和中国医学协会签署了一项合约，规定来自囚犯和其他被关押者的器官不许用于器官移植手术，除非是该囚犯或被关押者的直系家属。

移植学会（Transplantation Society）反对把囚犯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也拒不接受所有有关从囚犯身上获取器官或组织的移植病人的数据和学术研究的报告。

这些改变不足以解决我们在报告中提出的罪行。相反，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情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糟糕。自从我们开展工作以来，被判死刑的犯人数量减少，相应的，已经执行的死刑也大幅减少，可是移植的数量只是在刚开始时降低了一点点，随后又回到先前的水平。在中国，由于移植的来源除了死刑犯以外，就是法轮功学员，死刑犯作为供体来源的减少意味着法轮功学员作为供体的案例在增加。

尽管在我们展开调查工作之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施加的罪恶更严重，中国国内外的政策和举措的改变仍然让我们感到鼓舞。人们还是愿意改变，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持之以恒的施加压力改变现状，直到这样的罪恶行径停止为止。

劳教产品的输出

我最后要谈到的问题是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一些人被强制劳教。

中国目前的劳教所系统是从五十年代一直持续至今，是毛效仿俄罗斯的斯大林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组建起来的。在中国，直到今天，警察只需要签一个名就可以把某人押到劳教所关四年。在这个把极权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国家，劳教不需要法庭听证，也不允许上诉。

在调查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器官的指控时，我和大卫•麦塔斯访问了大约十二个国家，采访曾经被关进劳教所，后来得以离开劳教所最终逃离中国的学员。

他们讲述说，在劳教所里被迫在恐怖的环境下每天工作长达十六个小时，没有工资，食物很少，好几个人挤在狭小的空间睡觉，而且睡在地上，还要承受酷刑。他们所做的劳工包括制作出口产品，从衣物、筷子到圣诞装饰。毋庸置疑，劳教所是被出口商们偷偷作为承包商来使用的。

据我们估计，截至二零零五年，这些所谓的“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所”在全中国各地大约有三百四十个，关押着大约三十万劳工。用其它方式估算的在押犯人的数量还要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