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九九年十二月，我和几位同修一同進京，因为事先拿到了先去北京的同修的联系方式，告知我们到京后遇到困难可以寻求帮助。我们在北京下车时已经是夜晚，按地址来到京郊，想去同修那里暂住，却怎么也打不通电话，无奈只好在外面冻了一整夜。路上偶有行人路过，用异样的眼神看看我们，说：“还敢在这啊！刚刚这里抓走了好多人哪。”

第二天凌晨，我们终于打通了电话，按电话里说的乘坐公交车去了另外一个地方。接站的是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修，只见这位大哥微笑着迎上来：“是你们打的电话吧，跟我走吧。”我们丝毫不用怀疑对方的身份，因为他脸上纯善至真、无畏乐观的神情只有大法弟子才有。大哥也说，他接过很多外地素未谋面的同修，从来没错过。交谈中得知昨夜我们抵达半个小时之前，警察一次突然行动，绑架了那里租房暂住的很多法轮功学员，危险离我半步之遥却擦肩而过。

跟随同修来到另一个地方，是一处暂时租住的平房。因为那时来北京请愿的修炼人太多了，住旅馆需要身份证，就会暴露大法弟子的身份，所以先来京的同修就帮大家租房子提供便利条件，既可暂时歇脚又能有个环境互相交流以增强正念。屋子里已有十多位来自不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大家虽互不相识却象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有默契。有位阿姨看我穿的单薄，拿出一条绒裤让我套上，后来这条裤子陪伴我在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地辗转了很长时间。

当天傍晚，院子里的水龙头突然坏了，水流直冲门口喷出去。同修不知怎么回事，找人修好了。晚上睡觉时听两位东北口音的同修小声交流，一个说她的呼机接到了莫名的信息，另一位说警察定位就是这样。（当时好象手机少，BP机——传呼机比较普及。）那时我没有任何对安全的警惕性，丝毫不知危险已经悄悄降临。第二天凌晨，外面专程赶来一位同修告诉我们，这里已经被警察盯上了，叫大家马上分头离开，并分给我们几个地址和电话，说是没处落脚的话就去那些地方。有的同修忽然明白了昨晚水管的水直冲门口，那不是师父点化我们快走吗？我们在这位同修的建议下自由结组，三三两两走了出去，整个过程快速而平静。事后听说我们刚刚离开，警察就到了。多亏那位及时报信的同修，在明知危险的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跑来通知我们，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紧张恐惧，只有一份干练与坦然。

离开那里后我去了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却不知道如何才能向政府递交我的请愿，就拨通了同修给我的一个电话。来到一个新的地点，一位同修大哥问我是否吃饭并给我要了一份面，而他自己却没有吃。写到这儿我想：如果不修炼的人看到一定会说：你们大法弟子真不愧是一个师父教的。

一会儿，来了一位同修姐姐，既漂亮气质又好，三十多岁吧，啃着煎饼就進来了，看见我吃不完的面就说：早知道我吃你剩的，就不买煎饼了。这位姐姐带我来到一个住处，又来了几位其它地区的，大家都互不相识，也没人彼此询问个人情况，只是交流了关于来京护法的个人认识。记不清在那里住了一晚或是两晚，这个地方又不安全了，同样的在危险来临的前一刻来了位同修帮助我们快速的转移。

我在北京停留十多天里，象这样的情况发生多次，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换了几个地方，由此可见当年進京请愿的修炼人时时刻刻所面临的危险处境。而我那时却没感觉有多么紧张害怕，而其他我所遇见的同修们也都是那样的平静祥和。多年以后想起当时的情形，比以往看过的电影里最惊险的情节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两个不同的住处我接触到同一位大哥，他進進出出帮同修买被褥或联系租房子，他执意要给我一些钱，说是万一与同修走失的话可以应付临时情况，我不要，他下次见面还是执意要给。旁边一位同修告诉我，他并不是修炼人，是北京当地人，最初看到那么多大法弟子進京护法又上访无门，所带盘缠不够，露宿街头异常艰难，靠在垃圾桶里捡垃圾和食物充饥，他非常想帮助他们，主动给他们钱和物，大法弟子都不接受，实在不行，他就买了馒头或家里包了包子用塑料袋装起来放入垃圾箱里。

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时时被同修的故事感动着。在那里，我看到了丁延的交流文章《让生命在正法中辉煌》，相比之下自己对法的认识还差的太远太远。有一位我转移住处时接过我的同修大哥在后来的几天中遇到了恶警的围堵追捕，危急之中他从五楼跳下走脱。据说警察都惊呆了：从那么高的楼上跳下去摔不坏还能跑！还有同修来北京多次被绑架，又多次正念离开。有同修被恶警暴打时看到师父的法身挡在自己身上替弟子承受。

记的我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住处，住了几十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修炼人，屋里没有家具，地下铺满了棉被，同修们就一个挨一个的睡。凌晨四点起来一起炼功，白天就是学法、切磋，每天只吃两顿饭，只有馒头、咸菜和凉水。有一家三口从南方来，为躲开全国各处所设的盘查，一路行脚风餐露宿，夜里就在地上铺块塑料布睡。年轻的爸爸已经把《转法轮》熟记在心，小男孩八岁。按说这么劳累，可他一進屋不要吃不要喝，第一件事就是找了个角落盘腿打坐。在那里每天都有一些人从不同的省市来了，诉说他们修大法而受益和大法在他们身上发生的种种奇迹。每天又都有一些人交流完后坦荡的离开，走上了天安门广场，再也没有回来。走的人常常把所带的钱物留下给后来的大法弟子用，因为当时在北京租房子很贵的。

我从那里离开的时候，也把随身带的背包留下了，身上只有一个小纸条上面记着同修给的传呼号，以备如果不被绑架还可以和当地的同修联系上。当我在天安门被绑架到派出所时，第一件事就是趁人不注意把那个小条塞到嘴里嚼烂了，我看见也有同修把纸条塞到嘴里咽下去。大家都有一个不用约定而统一的共识，当自己有危险时，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其他同修的安全。

这些往事在记忆中分外清晰，大法带给生命希望，大法修炼者慈悲的境界在唤醒着迷茫，历史必将见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