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红，是山东青岛莱西汽车站的职工。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十七名莱西法轮功学员在同修家里交流修炼心得，到中午十二点后，我正准备出门去上班，刚打开门，突然涌进来十多名埋伏在门外的便衣，他们大声吆喝着不让我们动，接着就抢走了我们手里的书、MP3、手提包等物品。我包里有一百元钱，一部手机，都被他们抢去，所有同修的包、还有一台电脑都被抢走。恶警进屋后不停的拍照。一个小时后，我们被拉到青岛路派出所，紧接着，恶警就去我家抄家。当时我家没有人，恶警正要撬门强行进去，正好我爸妈回家来看见了，门才得以没有被撬。警察进屋后把所有的抽屉、床下都细细搜了个遍。

伪造证据构陷

当天晚上在青岛路派出所，非法审问我时，警察不知从哪里拿来的电脑和真相资料，说是从我家搜出来的。实际上他们在我家非法抄家时，我的父母在场，根本没有什么电脑之类的东西。他们制造了这些假证据作为继续迫害我的借口。

我们在地上坐了一晚上。八月一日中午，陈玉芬、吴秀欣等同修被送到青岛大山看守所。

八月三日，我和吴建芳、戴国玉被劫持到莱西辛庄洗脑班关押。莱西公安局邪教科恶警隋国勤、李为魁整天看守着我们。他们以我有工作为由，诱骗我说出这次交流会的组织者，说讲出来就能保住工作，我们都不配合。五日上午，他们又把我和吴建芳送青岛大山看守所迫害。

那时邪党正要开两会了，看守所里关的法轮功学员特别多，都满的挤不下了。在此期间莱西恶警沈涛、李为魁数次到看守所来非法审问我，引诱我出卖同修，说只要说出同修就能判轻点。

八月三十一日中午，我们被非法投入王村女子劳教所迫害。

吊铐酷刑

三大队恶警崔洪文把我领上楼，让邪悟者周彩霞转化。我不愿意与她们交谈，恶警宋红就罚我站，说：什么时候愿意谈了就坐下。从九月二日下午开始，白天黑夜都不让我坐，晚上也不让睡觉。因为我不穿囚服，恶警就和犹大把我的衣服全扒下来，只让穿个文胸套上囚服。我认为自己没有伤害任何人不是犯人，拒不接受穿囚服，就把囚服全脱下来。恶警在一边讥笑我、侮辱我，还吆喝其他人来看，当时门外站了好多人在看。恶徒们又让我带胸牌，我不带就不让我上厕所。

恶警、犹大（背叛大法、为虎作伥的人）连散盘都不让我盘，强迫把我腿搬直，我不听，恶警就把我拉起来不让我坐。我喊“法轮大法好”，恶警们吓得用手捂住我的嘴，我挣脱开了，跑到窗前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把我铐在窗棱上，拿来宽胶带把我的嘴粘住，并围着头缠了好几圈，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才用剪刀剪开胶带。他们使劲往下撕胶带，拽下好多头发来。

一会儿，恶警又拿来两副手铐铐住我的手，把我拉到恶警的厕所里，高高的铐在防盗窗上。两只胳膊使劲往两边拉直，直到拉不动为止，脚后跟不着地，只有脚尖着地。

就这样白天黑夜都铐着，手腕上缠着几道厚毛巾，即使这样，手腕也磨起好几个大水泡。吃饭的时候也不放下来，由陪着的人一口一口的往嘴里喂，大小便时，提个塑料小桶，给我解开一只手铐，因铐的时间长了，手已经麻木了根本不听使唤，脱裤子都脱不下来，还得别人帮忙。早晨洗漱时，陪着我的人拿毛巾给我抹两下脸就算洗漱了。

九月份的天挺热的，我身上出了很多汗，几天下来又湿又臭，头发出油都粘在头皮上了，也不让我换衣服，不让洗澡。

九月十日下午，恶警宋红、李爱文看我不妥协就加重迫害我，把两只手铐死死的卡在两只手腕上，一会儿，就觉的手指肚发胀，胀的很难受，越来越厉害，象要裂开似的，又象万根针扎一样，钻心的疼，连碰都不敢碰。再加上好几天好几夜没睡觉了，大脑迷迷糊糊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这时，我感到无法承受而违心的妥协。恶警崔洪文进来故意碰我的手，疼得我大叫。崔洪文只给我解开一只手铐，让我写所谓的“三书”，把另一只手还铐在窗棱上，直到九月十二日晚上才把我放下来，这样一直铐了七天七夜。

这次吊铐使我两只手几乎残废了，象木头似的失去了知觉，左手特别沉重，根本使不上劲，半点知觉也没有。刚放下来的时候身上都臭了，洗澡时手也不好使，陪着我的人给我洗洗头，擦擦身上。吃饭时得用两只手捧着饭碗，手连衣服扣子都扣不上。这时候，恶警竟然过来假惺惺的给我往手腕上抹药水，说手指头末梢神经坏了，得自己慢慢锻炼才能恢复。劳教所的恶警经常用这种方式迫害法轮功学员，所以也不害怕。

奴工苦役

九月二十四日，我们四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转到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恶警对我们不放心，又逼我们看诬蔑大法、诬蔑师父的电视，还逼着写感想，称作“人人过关”。月底写所谓的月小结，逼迫我们必须填上对大法的态度。

零九年八月底，我找到警察李霞表明态度：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对大法的信仰，我仍然信师信法，声明以前所写不符合法的言行全部作废，我要从新修炼，对大法不利的话我今后一律不写，还有，我也不出工干活了。恶警李霞说：“你什么态度我们早知道了，你的思想谁也不能从脑子里给你挖出来，你可以保留，大不了再进来。但是，你不干活是不行的。”我就是不干活，他们到晚上很晚了才让我睡觉，第二天晚上又一宿不让我睡，以此逼迫我干活。在这样的折磨下，我昏昏沉沉，十分难受，只得被迫接受做奴工。

从零九年五月到十二月底我出狱，济南第一女子劳教所的奴役活特别多，一批接一批的，晚上八点半从车间回到宿舍还要加班加点干零活，经常干到十点半或十一点，出狱的前一段时间还干到凌晨一点，早晨四点半就起床接着干，平均每天干活十六七个小时。干的活有：做飞机、汽车上用的呕吐袋，粘纸盒等。

即使已经被构陷进了劳教所，莱西当地的恶警仍不罢手，他们追到劳教所里，企图诱骗我出卖同修。零九年三月的一天下午，济南女子劳教所恶警王云燕把我叫到办公室，莱西恶警沈涛、隋国勤已在那里了，沈涛说：“你是不是有吴建芳家小底屋的钥匙？小底屋的纸是谁弄的？那天是谁让你去的？你不用怕得罪人，反正你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指劳教所），就是说出来也不能把你怎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