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红色恐怖最为严重的二零零零年，刘光凤独自一人進京上访，被当地警察抓回，关押了三个月，受尽刑讯逼供，她坚韧不屈。出狱后，她不消沉，也不知道什么叫“怕”，照样讲真相、发传单。

当时没有资料点，资料从外地来。很多同修各显神通，自制各种真相标语、喷漆，走街串乡，随处可见，有力的震慑了邪恶势力。

一天早上，刘光凤突然来到我家（之前我们几乎没有过接触），还未开口说正事，见我在洗床单，她二话没说，下手就帮着洗，三下五除二很快就洗完了。我心想：她干事真麻利爽快。我知她没吃早饭，就说去买点青菜下面吃，她说不用，就吃光面条。那哪成，第一次来我家又帮我做这做那的，她就是不准，还亲自下面，就这样吃了一碗加了一点酱油的白面条，边吃边说约我第二天去邻县复印资料，我一口答应。复印上千份的传单在我还是第一次，又是去外县做，还得弄回来，风险可想而知。可是和她在一起时，我也忘了什么叫“怕”。

第二天早晨七点多，我们在去邻县的路边相遇搭车，很顺利到达邻县县城，大多数店铺刚刚开门，在一背街处，我们走進一家半开门的复印店，开门见山：老板，大生意来了。店主是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一声“欢迎”拉近了距离，接着我们讲真相给他看资料，再问：敢做吗？他肯定的说：“你们敢拿来，我就敢做，又不白做，况且你们是在为老百姓做好事。”店主一番话令我们感动，实际上是师父引我们找到了有缘人。

老板关了店门，挂上“停业一天”的牌子，开始工作（他从上午九点多复印到下午五六点整整一天。）

这时我们出去吃早餐。在餐桌上我冒出了一些至今想起来都令人汗颜的话：意思是大家凑钱，我们具体办事，所需费用都从中开销，也是应该的。

当时是同修凑钱，她自荐去外县复印。刘光凤是失业职工，根本没有经济来源，低保都没有，不到五十岁也拿不到退休费。所以我认为怎么开销都是合情理的。当她付早餐费时，我真还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然而她不是这样想，她拿出的是零零散散的钱，就象是一点点积攒的。她说复印的钱一分不能它用，她有钱，是丈夫每天给她十元钱买菜，从中一点点省出来的。她说的如此平静，没有半点炫耀，朴实无华。

那一刻我真的无地自容：同一件事，她是用心在做，我是用人的后天观念在衡量。后来悟到叫我参与也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安排我去执著心的。之后我很快调整心态，除复印外，我不再让她多付一分钱，我的条件也比她好的多，可心性却差的多，在此前我还真以为自己不错呢。

那天办事真是出奇的顺，无惊无险，我们抬着几十斤重的资料包天黑返程，下车徒步时又巧遇一卡车司机顺带一程，轻松的把资料平安带回了家。这是我与同修刘光凤合作共事最成功的一次。当然我们更清楚这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无边法力的体现，没有师尊无处不在的呵护，我们寸步难行。

在以后的艰难岁月中，刘光凤经历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加起来长达五年的牢狱魔难之苦（明慧网有报道）。她都顽强的走过来了，这源于她坚定的信师信法、对法金刚不动的正信，令邪恶胆寒。

二零零四年十月，刘光凤被冤判两年劳教，我与她同时被劫持到臭名昭著的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因我身体出现异常被拒收。二零零六年十月，刘光凤一出狱马上开始默默的、不知疲倦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

后来，我在外地听闻她独自一人承担起了一个资料点的重任。在刘光凤出事的前两个月，我回老家，在一个为流离失所同修临时安排的居所里见到了她，她的面容还是那样的白里透红，带着淡淡的微笑，不想说话的神情透着一丝倦意。我想她一定很辛苦（直到后来我做起了资料，自做自用也时常做到深夜，我才真正体谅到她无法对别人叙说的辛苦），要学法、炼功、发正念，大量印制资料，分门别类，装订成册，需要时间。我理解她中午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她带着食物来到这临时居所，和几个外地同修一起吃顿简单的中饭，紧接着就学法、发正念。学完法她匆匆就走了。

后来有同修误解她蹭饭吃，她从来不为自己辩解。有同修知道，她也曾经委屈过，甚至默默流泪，但她无怨无悔，无私付出，平凡之中见证的是她那颗金子般不平凡的心。

“清明”前夕就是好同修刘光凤周年忌日，写出此文，只为慰藉同修的在天之灵：放心吧！你未尽的遗愿，更多的同修都在接力做呢。你也一定没闲着，宇宙正法苍穹尽，天上人间除恶忙，待到众生得救时，你我有缘再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