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法救我出苦海

未修炼前，我是个把眼前利益看的比命还重的人。长工资绞尽脑汁要弄到手，没评上劳模，妒嫉的吃不好，睡不好。争争斗斗使我三十多岁就身患多种疾病，常办家庭病床，人面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患低血糖，经常晕倒，被送往医院抢救，患严重的肾盂肾炎，我经常拉血尿，长期失眠折磨的我经常整夜整夜的合不上眼。特别是患十几年的慢性结肠炎恶化成早期降结肠癌，病魔把我折磨的苦不堪言。

单位又不景气，我又赶上了裁员，领导动员我回家。这双重打击，使我又自卑又失落，不想活了，曾有过自杀的举动。

柳暗花明，一九九四年十月底，我喜得法轮大法，特别庆幸的是，得法两个月，我参加了师尊在广州办的第五期学习班。从此我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是得法修炼，返本归真。伟大慈悲的师尊将我从地狱中捞起洗净，给予我健康的肌体，智慧的心灵，祥和的心态，幸福的家庭……从那时起，我就在师尊法像前许愿：“我要在大法中一修到底，洪扬大法，救度迷中世人早日脱离名利情的苦海。”

二、全身心的洪法

一九九七年至九九年初是我市洪法的高峰。我所在的炼功点是当地最大的炼功点，我是义务教功的辅导员。经常到各乡村去放师尊的讲法录像，帮助组建炼功点，常常晚上十二点后才回家。周六、周日就租车到边远的山村洪法教功，并且用节省下来的钱，请了很多《转法轮》送给山区的有缘人。洪法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我还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特别留心帮助很多不识字的老年同修学法，现在她们能抄写背诵《转法轮》了。

三、坚信师尊，战胜病魔

九九年七月的一天，我突然全身剧烈疼痛，腹部胀的很大，象肝腹水一样，腰疼的不能碰，直不起身，不能坐，不能睡，每天吐大量的水，不能進一滴水和一丁点食物，四天没合眼，那真是来取命的。

虽然我的痛苦承受到了极限，但我对师尊和大法没有半点怀疑。我硬撑着身体到师尊法像前对师尊说：“师父啊，您不要为我难过。我知道这难受都是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债，现在我修大法了，应该偿还了。有师在，有法在，什么难我都能闯过去。”

当时我的丈夫在省城打工，我们炼功点的同修王大姐白天守候照顾我。王大姐看到病魔几天就把我拖的变了像，流着泪对着我读法。

第四天是星期六，丈夫回到家，看我不成人样，硬拖我上医院。我默念师尊的讲法。我不听他的任何劝说，反而催着他回省城上班。

第五天，我对丈夫说：不会有任何事，你去上班吧。他走后的下午，我更是撕心裂肺的难受，尿频，尿胀，每次又拉不出来。我就坐在痰盂上拉。突然从尿道口拉下一个包，掉進痰盂破开了，包里长的象红砂子似的。这个包掉下来后，腰部和全身又剧烈疼痛了二十多分钟，终于缓解了。这天晚上，我喝了两口水，打坐两个小时，不疼了，好了。五天啊，凭着对师尊对大法的正信，我终于战胜了病魔。

我急忙打电话告诉丈夫，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如果是个常人，那肯定是上医院做手术了，而我是大法弟子，靠的是信师信法，将它化掉了。我市同修也见证了大法在我身上的奇迹，更加坚信师尊的高德大法。

四、放下生死，难行能行，维护大法是我的天职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邪党开始全面迫害大法。作为大法弟子，维护大法是我的天职。我一次次的站出来，义无反顾的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的大道上，见证了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的法理，在风雨中建立了大法弟子的威德，凸显了大法的殊胜伟大。

（一）首次進京护法

“七·二零”以后，邪党的电视、报刊杂志每天长篇大论的编造谎言，不断的诬陷诽谤我们的师父和大法，我常常泪流满面，在家里再也待不下了，与同修切磋：“我要到北京上访，为我们师父讨回公道。”

九九年九月九日，我和两位同修進京护法。在路上，我想，如果象“六四”，我就要冲到第一排，挡住后面的同修，用生命护法。我们为了避开盘查，转了很多车，终于到了北京丰台水利招待所。刚住下，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服务员就带来几名恶警把我们抓進派出所关在一个铁笼子里，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他们又找来我地驻京公安、国保和公安局长，抢走我身上的三千多元现金。我们被带回非法关押在当地第二看守所。因为我不写保证书，恶警又将我转到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两个多月，还逼迫我的亲人交现金三千元，“生活费”二千元，才让我取保候审回家。

一周后，国保大队队长带两名省城公安闯入我家逼问我去省政府与同修打电话的经过。我智慧的全盘否定，不配合邪恶，并向他们揭露当地恶警对我们的迫害。当地恶警恐吓我，要把我“收监”，我心想你说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省城恶警假惺惺的对我说：你承认了，就不收监，别人都说了，你的电话号码还在他的本子上。我还是一概否认，没有签字，并用正念告诉自己一定要修好自己的口，守住心性，决不能出卖同修。我也没有埋怨同修，他的处境可能很糟。恶警见状，只好悻悻而去。

（二）面对面给政法委书记讲真相

二零零零年正月初八晚，我和一位同修甲到政法委书记家去“拜年”，讲真相揭露当地邪恶。我们敲门進去，祝他家人新年好。他家里正在请公检法的人吃饭。书记不在家，他夫人也不理我们。我们在伙房旁边坐着。他的夫人想让我们离开，我们不走，心想今天一直要等到书记。

進来一名公安添饭，见我俩低头坐着，便问：你俩好象是炼法轮功的吧？我们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了笑说：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他添了饭就出去了。

晚十点，客人都走了。书记夫人和保姆一起对我们说：她们要关灯睡觉了，书记今晚不回来。我说：你们去睡吧，我们不会拿你家东西的。我们想：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见书记一面。她俩没办法，就关上了客厅的门和灯。我俩就坐在院子里搭的小屋里等着。

一直等到十一点，书记回来了。保姆开了门，我俩齐声说：“书记，新年好！”他一看我俩在院子里站着，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同修甲说：“书记，你老家是某某地方的吧？”他点头说是。同修甲说：“我老家也是那儿的。我是某某的姑娘。”书记问我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我一一如实回答。他说：“原来你就是某某。你为什么要跑到北京去？”我笑着说：我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

书记也很客气，请我们進客厅坐下，叫保姆泡茶，生火。书记说：“不要炼法轮功。我才是真信佛的，我家佛经有这么高一摞。”我接过话题，边说边从口袋里拿出师尊的《精進要旨》，翻到〈佛教的论述只是佛法的一小部份〉读了起来，他认真的听完后，叫我快收起来。

我看时间不早了，就直接讲我以前是降结肠癌，修炼大法后，全身的疾病都没有了；讲电视诬陷我的师父和大法，我要站出来到北京上访；讲到中共的历次运动；讲到历史上对正教徒的迫害和报应，最后告诉书记：你也是受害者。你和你的手下都是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才迫害我们法轮功的。我讲了公安局、国保大队对我和其他同修的迫害。我说我真心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迫害好人，弃恶扬善做个好官，会拥有美好的明天。

他笑的很开心，说：“好。但是你再不能到北京去。你的情况写个材料给我，我给你解决。”此时已到深夜一点半了，我俩起身告别书记，回家了。

第二天，我写了两封真相信，一封给政法委书记，一封给“六一零”主任。第五天，我带着信送到书记的办公室，书记出去了。我把信交给秘书，请她转交。她当着我的面把信放進书记的抽屉。趁她接电话，我将另一封信塞進另一张桌子的抽屉，顺利返回。

（三） 再次進京护法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们成功的开了一次大型的法会后，第二天我再次進京护法。天安门广场到处都是警车、警察和便衣特务。四个恶警跑到我跟前问：“你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你凭什么问我？”他们又去盘查别的同修，我趁机炼了第一套功法，很多人围过来看，恶警还没发现。

我继续炼第二套功法。恶警发现了我，强行将我推上警车，带到一个地方做“笔录”。后来它们把我交给了我市驻京恶警。

我市驻京恶警将我带回当地派出所酷刑折磨。当地恶警用酒杯粗的绳子捆住我的双手，又用粗绳子勒住我的脖子，把我绑在高凳子（老虎凳）上，脚不沾地；把门窗全部打开，用落地电风扇对着我的头部猛扇（当时气温已到零度）。他们逼我放弃修炼，要我出卖参加法会的同修。不管他们怎样恐吓折磨，我真的没有一点儿害怕的念头，一概不配合邪恶。

晚上零点，邪恶们精疲力竭，气急败坏的把我拉到院子里铐在大杉树上，脸贴着树皮，手铐的紧紧的，稍一动，手就疼，脸就蹭在粗糙的树皮上。天下着雨。恶警关灯睡觉去了。我心里默默的背诵着师尊的经文。天快亮时，他们才将我放下来，继续逼问，我默不作声。恶警打我耳光，踢我全身，我还是不说。他们强行把我按在水泥地上跪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没招了，就把我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新年刚过，当地恶警就非法将我送到省戒毒所继续迫害。

（四）在戒毒所传福音

在戒毒所里，我和同修们为了抵制迫害，绝过食，拒绝奴役，不戴劳教人员牌子，不唱邪歌。

恶警为了牟利，就和全国各大院校签订了邮寄广告的合同，看我们不去做手工活，恶警就给了一本书，上面是全国的学校、部队、大机关单位的地址和姓名等，点名要我抄写信封。我开始拒绝。转念一想，有了纸和笔，我就可以写真相了。我在教室里找了一些旧报纸，小心的撕下报纸的空边，撕成一小条一小条的，工工整整的写上真相标语，藏在口袋里。抄信封时，我就把真相小标语悄悄的塞進信封内。到回班吃饭时，我将二十多个信封插在吸毒犯人写的信封中间。每次抄写信封时，我都这样做。全体劳教人员都到教室里装广告资料时，我很镇定。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直到信全部运走，邪恶也没有发现真相小纸条。

我获得自由回家时，亲友来探望。一个在学校教书的亲戚问：奇怪，我收到的订书广告中有个小纸条，写着“法轮大法好”、“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栽赃陷害”，好象是你的字啊。我欣慰的笑了，在那个邪恶的黑窝里，我还是把大法的福音撒向了四面八方。

（五）归正

由于在戒毒所没有学法，放松了正念，魔就利用恶警对我施加压力迫害。加之自己有求安逸的心不去，想早点离开这个人间地狱，被魔钻了空子，违心的写了“三书”。写完后，我哭了整整一晚上，没有合眼，知道这样做犯了大罪，对不起慈悲苦度我们的师尊，是对大法的污辱。悟到后，我找来纸和笔，在班里写了严正声明。

回家后，第一天我没及时回家，就找到同修要经文看，第三天我又写了一份严正声明投给明慧网，洗刷污点，同时向戒毒所的恶警寄真相信，又投入到正法洪流中。

（六）正念正行，面对恶警揭露当地邪恶

二零零四年，我地大型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损失惨重。很多同修被绑架。一时间黑云压城，一片红色恐怖。恶警几次闯入我家，我都用正念抵制了迫害，使邪恶计划落空。

失去了资料来源，我就用手写，及时揭露当地邪恶。当时，我市正在争创“文明市”，各个单位、门店前被迫放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个牌子，上面写着“门前三包”。我将写好的真相铺开在每张桌子上，用“三包”牌压住。公检法门口也照放不误。过几天，我又放一遍。真相字写的大，路人看了哈哈大笑，合不拢嘴，说法轮功真有胆量。

到了晚上，我用油画棒在大街小巷、楼道里写真相短语。大部份保留至今。过程中有惊无险，大大的震慑了当地邪恶。

大资料点被破坏的第五天，我到一个镇上去，刚上车，发现前边坐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过一会儿，上来一名同修甲。我没打招呼，使了个眼色，示意她坐过来。她对我耳语：“这个警察是某某，是镇派出所的。他也参与了迫害。”然后移开了。

车上坐满了乘客。有机关的，也有农民。我发出一念，我要在这车上揭露当地邪恶。我以常人身份讲了起来：你们听说了吗？我市前几天晚上公安局长亲自上阵，出动三十多辆警车，半夜翻墙撬门，绑架法轮功十几个，还抢了好多东西呢！

旁边的同修甲没吱声。一名常人问我：“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我说：“大街小巷贴满了。我家门口电线杆上贴着：‘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全车人哄堂大笑。前面的人回过头望着我，其中一人说：“你也像是炼法轮功的吧？”我没有正面回答。我说：“我的姑娘（女儿）马上要出嫁，等我嫁了姑娘，我就要去学法轮功。听说这个功教人真善忍，是个正法。”又有人说：“看来这个人着迷了，怕是要走火入魔了。”我说：“你别听电视里瞎说。江泽民在天安门广场演自焚，把什么坏事都栽到法轮功头上。它自己坏事干多了，六四学生反腐败，它用枪杀。现在放着杀人放火不管，专整人家好人，它才走火入魔呢！……”

不知不觉，车到站了。这名恶警立即冲到前边下车了，车子离派出所有十几米远。我邀请同修甲一起走，她说要过早（吃早餐），让我先走。我提了一些护身符和真相资料，师尊点化我从另一条路走了。

后来听说，车上那个一言不发的恶警跑到派出所带了警车和恶警来抓我，没找着，就把正在吃早点的同修甲抓了。她说：“我什么也没说啊，凭什么抓人？”恶警硬把她关進看守所，几天才放。回家后，她对我说：“越怕被抓，越是被抓。”我说：“这不正是师父说的‘你有怕 它就抓 念一正 恶就垮’（《洪吟二》〈怕啥〉）嘛。”

还有一天下午，我家里有六、七个同修学法，突然有人敲门。我以为是来学法的同修，就把门打开了，结果是四名恶警。我笑着把恶警让進客厅坐下。学法的房间门关着，同修们都发正念。

我自然的倒茶，没有一丝害怕。他们说，我们来坐坐。我说，你们今天既然来了，就静心听听真相。我就到学法的房门口坐下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他们听的很认真。最后说：“好，你就在家炼，别到处发资料。”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来了。我知道，每一次都是慈悲的师尊呵护。

（七）圆容大法，救度亲人

在邪党对大法这场最邪恶最流氓最恶毒的迫害中，我的亲人也承受了巨大的苦难。二零零零年我在看守所被迫害时，恶警抓人打人，勒索一万多元钱，单位和社区监控施压……丈夫的头发掉的一根不剩。在外打工，别人叫他老头。后来逐渐长了一些白发，到现在，他也经常学法、看周刊，又长了一头黑发，人也年轻了，精神了。

女儿大了，多人介绍男朋友。我站在法理上悟：先给他们讲清真相，成与不成凭缘份。我不看“条件”，抓紧机缘救人。小伙子（后来成了我的女婿）一進门，我就讲大法真相。谁知他法缘大，迫害前在省城读书时就请了一本《转法轮》看。我鼓励他要多看看大法书。女儿女婿一如既往的支持大法，还给有缘人讲真相。

亲家第一次上门，我给他们讲真相。亲家母说只念了二年书，不认得字。亲家是乡镇邪党机构的头头，不接下句。第二次来，我讲了我们大法弟子抛家舍业用生命护法的悲壮历史，大法的美好，邪恶的造谣。亲家带了《转法轮》回家看。第三次来了，他们夫妇俩学会了五套功法。亲家不好意思的告诉我，以前他被邪党蒙骗，下属捡到真相资料上交，他看都不敢看，直接就叫人用火钳夹着扔進了厕所。明白真相后，他赶快写了郑重声明。

我到了女婿农村老家，告诉了全村人真相和福音。

我哥在邪党政府工作，迫害中他充当了邪恶的打手。以前每次我回家，他都被邪恶操控的破口大骂。我讲不成真相就对着他发正念。有一次，他腰疼的快瘫了，我借机给他讲真相劝三退，这回他听了，答应了，慈悲的师尊又救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