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小身体较弱，性格内向，并因父母关系紧张，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十四岁起又患了严重的便秘，从此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熬煎。期间吃过多种药，也练过其它一些气功，均不见效。一九九八年经朋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困扰我十二年的便秘就不治而愈了，并且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人都说我象变了一个人似的。

在北京请愿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正在炼功点炼功的我听说全国各地陆续的有法轮功弟子被抓。听说了这个消息后，我们又一次去北京中南海请愿，这一次，他们彻底撕下了伪装面具，强迫我们上他们准备好的公共汽车，在拒绝上车过程中，有的学员被打伤。这样，我们被拉到了北京石景山体育场，搁置了两天，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三点他们把电视搬到体育场大声播放法轮功被定为非法组织的消息。晚八点我们户口不在北京的学员都被强制推上已经准备好的火车，连夜遣返全国各地。

到当地派出所，一群年轻警察冲着我吼叫，并强制让我写不炼功不弘法的所谓的“保证书”。有的还跃跃欲试要打人。讲不通任何道理的情况下，我和所有的法轮功弟子一样，开始了漫长的上访和讲真相之路。

我曾两次到天安门打横幅请愿。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由于不让大法弟子上访，上访办的牌子都摘了，我们十几个同修在天安门广场打开“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的横幅，当横幅打开，立即有巡逻的武警飞奔上来，拳打脚踢的把我们拉入警车，我被临时关在天安门的铁栅栏内。后被关押在沈阳驻京办事处（一个宾馆内）。十月二十七日后我们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有三十多名恶警的看守下走脱。

二零零零年一月二十九日我和另两名同修一同到天安门广场再一次打开横幅请愿，被野蛮抓进天安门广场用来临时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铁栅栏里，同修一个个的被叫走，最后我也被沈阳驻京办事处的人员接走。二零零零年一月三十一日非法关进北京市崇文看守所，并在同年三月十七日非法判了我和另两名同修（李文哲和燕子）一年劳教，并送回原籍。

在劳教所遭受迫害

在送到马三家劳教所之前，我被送到了中转站。北京中转站是一个人间地狱，三月十七日到劳教人员调遣处后，我在那里被非法关了二十几天，逼迫我们做超负荷奴役，摧残我们的精神和身体。每天早五点半起床就开始包筷子（就是那种一次性筷子），连吃饭时间都没有，每天规定必须包五千双筷子，包不完就会被罚站或不让洗漱。

由于任务繁重，很多人完不成任务，不能洗漱，监室里已经臭气熏天，连队长查班进来都是捂着鼻子的。上厕所十几个人两个坑位只给五分钟时间，不管你上不上得完，必须得往出走，更没时间洗手了。回来就用这种脏手继续包筷子（这筷子都是出口的）。还干过数棉签，也是规定超过正常人的极限的数量，很少人能完成任务。除此之外还要运未包装的筷子坯料，一编织袋一编织袋的散筷子。

除此之外，就是很少能洗上澡。我知道有的刑事犯都已经四个月没有洗澡了。我们随身物品都被放在仓库里，只允许有洗漱用品和一卷卫生纸，连换洗的衣服也不允许带在身边。如果被发现就会被罚站或不让吃饭。晚上十一点半左右就寝，没完成任务的要罚站直到队长让睡觉为止。整个中转站，散发着恐怖气氛。

四月十四日我和大法弟子李文哲被非法押送回当地，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在劳教所里，每天被强制洗脑，由于自己学法不深，被所谓的“转化”，给自己的修炼留下了污点。但是也许是明白的一面，当我要下笔写那所谓的三书时，那种痛彻心肺的感觉，使从修炼开始再大的难都没有掉过眼泪的我痛哭失声，甚至难以停止。其间，我看到很多未转化的学员被剥夺睡觉的权利，罚站，甚至受刑。大法弟子张玉莲哭着对我说，头一天晚上，吸毒犯人冯林等，强行拉她到厕所，强制她坐在小凳子上，一人拽着她的一条腿，用力向两边劈腿，我甚至听到了她痛彻心肺的惨叫声。她的两腿根部都是筋包。大法弟子宋彩虹被强迫打扫厕所，刚进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女孩，后来变得满脸疙瘩。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发现她被叫出去了，回来时两眼发直，头发蓬乱，又一次，竟然在监室里，看她不“转化”（放弃信仰），犹大拉着她就要打。

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非法劳教期满回家。 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又从新走回了修炼。

第二次被劳教折磨

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又一次被丰台国保绑架到丰台看守所。当时两名恶警中一个有些胖，一个高个瘦一点，在我不在的情况下，他们威胁房东私自打开了我的房门，我外出回来被他们堵在房中，屋子里被他们翻的一片混乱。我质问他们为什么私闯民宅？他们一副无赖的样子，并不回答我，只管对我刚买回来的手机歪着头左右看着，一副强盗面孔。

恶警们在我身上搜到了法轮功炼功音乐磁带，并说：就凭这就可以逮捕你。他们两个人一起拽我的手，强行把我双手扭到背后，戴上手铐，并用我的一件T恤把我的头套上，当时有一种快窒息了感觉，呼吸困难。

警车开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自己都蒙了，途中问了好几次路，到了一个地方，又非法对我搜身。最后当他们摘掉我头上套着的衣服时，我的眼睛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视觉，身上的钱包、手机、BP机等也被他们一扫而光。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屋子里，一群穿着风衣的人坐在屋子里审问我，后来送到看守所的时候，看守所的人互相之间说：是丰台国保送来的。因此我知道，国保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保卫局。当我被释放以后才知道，和我经常在一起的同修在我之前已被绑架了。我房间里所有的物品包括电脑和打印机，都被抢劫一空。

我因此被非法劳教两年半。同年六月十一日在送往北京调遣处的过程中，要检查妇科，我因不配合，恶警刘晶晶大怒，突然拽着我戴着手铐的双手，用力撕扯我的衣服。恶狠狠的说：“脱不脱？你给我脱。”一边跟着的几个彪形大汉（穿着制服的警察）蜂拥上来强行要脱掉我的衣裤，并叫喊：“不脱，我们帮你脱。”面对这群毫无人性的恶警，我知道他们什么都做得出来。检查的女医生偷偷向我使眼色（看得出她良心未泯），并轻声说：那么犟干嘛，就是走走形式。

到劳教人员调遣处，他们让我在大厅从早晨八点一直站到晚上十点，手脚都已经肿胀起来，几个吸毒的犯人强行拉着我到洗漱间，一边用力按着我，一边用剪刀把我的头发剪掉。强迫我穿他们犯人穿的衣服，我不穿，他们就让其他的犯人排成一队蹲在地上，并说：“你穿不穿，不穿就让他们一直蹲着。”还说：“你们不是讲真善忍吗？让他们在地上蹲着，你善吗？”

由于我不承认自己犯法，不履行调遣处规定要喊的“报告”“到”“是”的规矩，她们把我单独关在北边三号房间内，由两个吸毒犯人白天黑夜的监视我。我记得有一个姓国的队长，好象是山东人，极其凶恶。大法弟子李兰菊（六十多岁）点名时不配合，她（国队长）怒吼的声音整个走廊都震动起来，对她的点名我不回应，她瞪大眼睛恶狠狠的喊：“哑巴？”我平静的直视着她的眼睛，只觉得这个人很可怜。突然她避开我的眼睛，转身离去。第二天她突然找我谈话，很友善，我很坚决，我知道这是她用另一种方式想要转化我。长时间谈话，借这个机会，我对她讲大法真相，讲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希望她不要参与这场迫害，最后她没有再说什么，走了。

我长时间不配合那里的所谓规矩，恶警找我谈话经常是最后不了了之。所以她们暗地里指使吸毒人员不让我洗漱，当时正是夏天，温度很高，因不让洗漱，我的头发身体已经粘在一起，又湿又粘，睡觉像睡在沼泽地里。我绝食抗议他们的迫害。他们就把我单独关在叫作北三的房间隔离起来，让两个吸毒的犯人白天黑夜的监视我，不让我和其他人员接触，并改变迫害方式，不让上厕所。还说：“喊“报告”“到”“是”就让上厕所。”我依然绝食抗议他们的无理要求，他们才勉强让我上厕所。

有一天下午一点多，突然走廊里吸毒犯人大声喊：“都把窗帘拉上，房间门关上。”随着那沉重的铁门被拉上的同时，听到走廊传来一阵骚乱，紧接着传来男恶警嘶吼的声音、小拖车（用来装货物）被急速拖走的声音、以及一阵撕心裂肺却好象被抑制了的呻吟。出于好奇心，监视我的吸毒犯人偷偷的往窗外看了一眼，随即抚住胸口，嘴里喊着：我的妈呀？她说看到一个女学员被绑在小拖车上，人中部位扎着电针，在极其痛苦中嘴张不开，发出那种恐怖的呻吟。可见，不知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正在被她们暗地里残酷的折磨着。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都在承受精神上的恐惧压力。

北京女子劳教所的罪恶

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号，中共邪党人员们强制把我送到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劳教所七大队（严管队），大队长王兆凤和小队长王金凤安排几个转化的人轮番围着我，大队长王兆凤假惺惺的说“×× 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几乎是昼夜不让我睡觉，每天都放一些诬蔑法轮功和师父的录像，尤其是天安门自焚，历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放的栽赃陷害法轮功案例，强行给我洗脑。并软硬兼施迫使我写出观后感（后来知道她们每转化一个法轮功学员就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最初一个月的时间，他们不允许我睡觉，不许我和家人联系。后来即使让我和家人联系，也是时常收不到家人的信（出来后才知道的这些事） 。

由于强迫超体力劳动和压抑的气氛，很多人出现了不同的头晕，乏力，精神抑郁的状态。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因劳累过度，我的胸椎第二节抻伤。第一次到医务室检查，三、四个医生检查并反复比较，并证明我的胸椎损伤属实，右侧第二根肋骨突出，并一一记在病历本上。可是第二次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居然都统一口径说我是精神作用，我要求看第一次拍的胸部照片，因我的文胸带子上有金属扣，拍胸部照片的时候清楚地拍了出来，他们拿来了照片，我没有看到上面的金属扣子，发现那不是我的胸部片子。当我问他们这照片是谁的，他们立即把照片从我手中抢走，并说：“当然是你的。”我说：“那照片上怎没有金属扣子？”他们不理我的质问，只说：“是你的，就是你的。”并且强行带我离开医院。

我胸部的疼痛日益加重，整个胸椎也鼓了起来，我要求看病时，队长和劳教所的医生联合起来说我是精神作用，并在我不在场的时候对全队的劳教人员说我是装的，想以此勾起劳教人员对我的仇恨。并强制我和另一患有心脏病的法轮功学员包丽君参加劳动，做商标的扣子。由于身体虚弱，闻到用来粘商标用的有毒胶水，我几次忍不住呕吐不止，但仍然被强制劳动。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我开始拒绝一切劳动。

二零零四年八月为不让我和其他学员接触，怕暴露我被迫害的事实，他们把我关在集训队，让四个吸毒犯人白天和晚上轮流监视我，表面用伪善的面目对我，他们撒谎说请的是骨科医生，开了精神方面的刺激药物维思通和安坦强迫给我吃，致使我整天昏迷不醒，醒了也是昏昏沉沉，精神恍惚。他们几次带我去医院检查，到了医院却不检查骨科，只是带我去化验血和检查肝功，现在想起来，一定是和活摘器官有关，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完全不听他们的任何命令，对我他们没有任何办法。

我要求和所长朱晓丽见面，他们一拖再拖，和朱晓丽见面后她一直用我家庭的经历来避重就轻，暗示我的病是精神作用，拖延给我治疗。由于我的妈妈一直写信给劳教所关注我的身体状况，所以他们表面上伪善的对我问寒问暖，背地里却经常扣留我妈妈给我寄来的信，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被释放。看护我的犯人实在看不下去了，背后大骂共产党不是东西，并偷偷告诉我，说她们（恶警）说的：能拖就拖。

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由于家人在外面不断催促，他们怕承担责任，提前一个月放我回家。当我被释放回家时，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不能拿重物，因胸部疼痛，睡觉只能侧着身子睡，不能仰卧。更不敢翻身。后来， 通过炼功调整身体和妈妈的精心照顾，身体才得以好转。

回家第二天，派出所的警察来找我，让我去登记，说对我还有五年的观察期，向他们要有关法律规定，他们拿不出来。居委会有个叫黄波的老太太（她曾经多次告发，并把法轮功学员送进派出所），也假借关心我的名义经常上门骚扰。虽回家了，然而这种恐惧生活却没有离开我。我被迫又一次离开家，流离失所。

他们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控，他们找到我的家人并让哥哥给我打电话，说他们要来看我。和我有联系的法轮功学员陆续被抓。一个同修（刚刚释放）已经再次被非法判刑，并且正在遭受迫害。我搬了几次家，手机换了几次号码却依然被监控，更不敢和家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