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杨洁自述经历，尤其是十年间遭受的迫害，充份说明中共鼓吹的“司法公正”是骗人的把戏。

迷茫中幸遇法轮大法

我从小十分憧憬修炼，长大后苦苦寻觅。我家祖祖辈辈都有吃斋念佛之人，经常听他们讲一些神话故事。从小我就时常问自己：人活着究竟为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七岁时，朋友送来了奇书《转法轮》。我静心拜读后，捧着宝书，我的泪水一次次涌出，心中的迷一一破解。迷茫中的等待与企盼终于有了归属，我明白了这就是我要寻找的修炼之路！书中告诉：我在世俗中工作、在世俗中生活同样也可以修炼，但必须按真、善、忍做个好人。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时时刻刻都沉浸在幸福之中。每天早早起床到中卫高庙公园炼功点炼功，当时只有几人炼功（一年后该点增加到上百人，学法点也遍地开花）。我原来有头疼、痛经、胃疼、先天性关节炎，当疾病发作时就不能上班。炼功短短的几个月后折磨我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得法至今十几年再也不需要吃药、打针。原来在常人中养成的抽烟喝酒的恶习也全部戒掉了。

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从迷茫、消极、沉默、厌世变的积极、开朗，看谁都觉得亲，就象换了一个人。那时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公司报到；在工作中淡泊名利、认真负责、待人真诚，得到了客户、领导和同事的好评；遇到矛盾时不再斤斤计较。得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家人、朋友和同事因为我的变化也对大法赞不绝口。

我原在宁夏中卫市人寿保险公司是营销员。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因进京上访，中卫公安局对人寿保险公司施压使我丢掉工作。二零零零年七月到宁夏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工作，几个月以后，中卫公安局政保大队的警察又到银川供电局电力设备厂骚扰，使我再次丢掉工作。

第一次合法上访被非法拘留勒索、开除工作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头子江泽民出于变态的妒嫉心理，操控中共流氓集团对法轮功修炼者开始了全面的镇压和残酷的迫害。那天，看了电视新闻播出镇压法轮功的消息，我和同修都震惊了！法轮功神奇的祛病健身效果，既可以节省巨额的医药费，也可让无数修炼者结束病痛折磨。如果人人修大法，人人做好人，那社会的精神文明就会得到提升。修炼法轮功的好处太多了，正如当时国家体委调查后所言：“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我认为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

为反映真实情况、争取合法的炼功环境、还师父清白，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和当地两个同修到北京上访。到了才知道，自七二零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信访办上访，希望政府收回“成命”、停止迫害。然而，中共利用谎言和暴力统治的邪恶本性决定了它们绝不会听取“民意”。各地信访办一夜之间变成了公安局。北京信访办每天都有大量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八月的一天，在北京房山良乡的出租房，我们二十多个法轮功学员正在交流，突然来了好多警察，将我们堵在屋里，随后将我们全部绑架到良乡派出所，之后劫持到房山看守所。我们到那时，那里已经非法关押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有一个老警察对大家说：“你们回去还炼不炼？炼，就抓你们打你们。”然后问：“你们还炼吗？”大家一起说：“炼！”他又问：“如果判刑呢？”大家还是坚定的回答：“炼！”他听后非常感慨！

在房山看守所，从银川市、中宁县、同心县公安局去的警察，开始非法提审宁夏的法轮功学员。提审我时，我不报姓名、不说同修的下落。他们恼羞成怒的把门关上，拉上窗帘开始打我。中宁公安局的一个年轻警察，冲上来一只手把我的头发抓住使劲向后拽，另一只手捏成拳头猛击我的脸部和胸部。他手上戴着大戒指，所以打上特别疼。此次提审后，同修单吉宁的脸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几天后，宁夏中卫市政保大队的葛建国和我所在的人寿保险公司的程玉章把我强行劫持到中卫，葛建国和程玉章借机从单位和我父母那里勒索去了共三千多元钱。

回家几天后，我上网时被中卫的网警监控到，我再次被政保大队的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中卫迎水桥拘留所一个月。期间政保大队葛建国向人寿保险公司施压，逼迫开除我。拘留期满时，葛建国把我拉到公安局，在公安局杨局长的办公室，中卫人寿保险公司经理姚春发迫于压力，当着杨局长和我父母（公安通知让去的）及我的面宣布：因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开除。

第二次上访遭酷刑折磨、被非法劳教两年

二零零零年十月，当我得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遭殴打的消息后，再次到北京上访。

十月六日早上十点左右，我和另一名同修刚到天安门广场，同修就被四五个便衣警察连推带打的拉到车上，那时的广场已变成了人间地狱……广场四周停了几十辆用于抓法轮功学员的警车和大客车，到处都有全副武装的武警、警察和便衣在殴打法轮功学员并往车上塞：有的法轮功学员一个人被几个警察同时围着用警棍、对讲机猛砸头；有的被警察拽着头发往车上拖；有的被四五个警察抬的高高的扔到车上；很多法轮功学员被警察和便衣打倒在地；他们还把学员从脚上拽着，整个身体着地，倒着拖到车上。尽管这样，“法轮大法好！”的喊声在天安门广场还是此起彼伏。

我质问做恶的警察：你们为什么打人？不许打人！话音未落，几个警察和便衣猛扑过来，把我的胳膊拧到背后，扯衣领强行把我拽到车上。车上有个老年女学员执意要下车，警察就用对讲机使劲砸她的头，砸了好多下，头上已经流血了，这个警察还不停手，直到鲜血直冒。这时我们几个见状挡在那个同修前面，用手牢牢的抓住对讲机上的天线，同声说：不许打人！她的老伴过去用毛巾给她捂着头上的血，一阵毛巾就渗透了，血还是在往下滴。她老伴哭着对警察说：“我们只是为炼功做好人，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却被你们打成这样，你们还有人性吗？”

我乘他们转身之机，就从车上跳下来向广场中心跑去。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几个便衣警察朝我追过来，其中一个便衣从后背向我猛击一拳，我当即倒在地上，裤子也摔破了。尾随过来的四五个便衣又一次把我拽到车上。

一会功夫，几辆大客车塞满了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我所在的车上约有一百五十人。所有人都被劫持到前门派出所（后来看到资料介绍说前门派出所的警察全部遭了恶报）登记后，再转到各收容所、拘留所。我被转到了顺义收容所。

在顺义收容所，我绝食抗议，收容所的恶警竟然对我动用酷刑：给我打上背铐、戴上脚镣，把我强行送到附近医院灌食。到医院，我听到检查的医生对警察说：高压五十、低压三十。女恶警根本不顾我的死活，还威胁我：配合吃饭就不灌了，否则死了也白死！像你们这样的人，死了的多的是，没人知道，前两天还死了一个呢。我还是不配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恶警和四、五个男警察伙同三个在押犯人及七八个医生护士，不由分说将我按在床上。我的胳膊、腿、头上全是手，还打着背铐、戴着脚镣，丝毫不能动。接着他们用一米多长的塑料管从鼻孔插入胃中，开始灌食。我当时已有一星期没吃饭了，身体十分虚弱，他们还在采用各种暴力手段按、压我，我不停的挣扎。后来我穿的毛衣都湿透了，那种感觉真是痛不欲生。灌食后她们没有把管子拔掉，用胶布把管子粘在我的脑门上。当时我头上粘着“鼻饲”管的一头、另一头仍插在胃里，打着背铐、戴着脚镣又回到收容所。

回到收容所，恶警把我关在一个专门用于施酷刑的房间，给我施加他们发明的一种酷刑：把我强按在一个台子上，将两脚分别用粗铁链缠在脚脖子上，并用两把大铁锁锁在两边铁桩上，丝毫不能动。因为两只脚之间的距离比肩宽，不能站立只能半蹲着把屁股蹶着，屁股下面立了一个约二十厘米高的铁桩，铁桩的顶部长约3厘米宽15厘米，只能骑在铁桩上。而且我依然两手从后面打着背铐、戴着脚镣。

就在中共邪党人员用多种酷刑折磨我的同时，在医院灌食用的管子一直没有拔掉，还将一头用胶布粘在脑门上，一头插在胃里，不停的流鼻涕眼泪，恶心，又吐不出来。他们用这样的酷刑折磨了我半天时间，直到宁夏驻京办来人接我，才把我解下来。那半天时间我感觉就象从地狱里走了一遭。时隔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痛苦不堪。经历了这次酷刑折磨，我看到的不只是这些恶警的邪恶与无耻，更看到了他们卑鄙的灵魂。

到了驻京办，碰到一个宁夏的法轮功学员，姓史，她当时身怀六甲，在天安门广场同样遭到警察的盘问和毒打。她被打得鼻青脸肿，警察还故意用脚踢她的肚子，用警棍捣她的肚子，她真担心肚子里孩子的命能不能保住。

几天后，葛建国和一个姓王的女警，把我从驻京办绑架，到当地。途中那个女警不停的诬蔑法轮功和大法师父，并用极其下流肮脏的话辱骂我。我被关在中卫看守所一个月后又被转到中卫迎水桥拘留所拘留了一个月。拘留所一个姓王的警察对我说：告诉你，共产党别的本事没有，整人的本事可是一绝，识时务者为俊杰，不然有你受的。

非法拘留一个月期满，到了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六日。那天，公安突然调集了十几个警察在拘留所院内排成一队，拘留所特意将所有被关押人员带出来列队。葛建国等人给我和另一名法轮功学员戴上手铐，把我们俩强行推到队列前面，对我们宣读非法劳教判决书，我被非法劳教两年，那个同修一年半。罪名是所谓的：扰乱社会治安管理罪。同时，中卫电视台还来人给我们录像。几天后，中卫电视台还将此录像作为邪党徒的“战绩”播放，以此达到进一步污蔑法轮大法的邪恶目的。管中窥豹，看到此情此景，每个人都可想象邪党在历次运动中是如何盗用国家机器，污蔑、吓唬、迫害手无寸铁的善良百姓的。

在宁夏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宁夏女子劳教所是宁夏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为残酷的黑窝之一。法轮功学员张毓芳零二年在此黑窝遭残酷迫害致使身体瘫痪、残疾，至今生活还不能自理。我被押到那里的时候，那已经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而且还在不断的往里送，还有六十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到里边，恶警就指定两名吸毒人员二十四小时监控（他们叫“包夹”）。我被分到了二中队，中队长丁冬红指定吸毒犯刘丽和刘海燕作为“包夹”，我的一言一行她们都要随时报告队长。法轮功学员不准谈与法轮功有关的话题，甚至互相看一眼都会招来“包夹”的辱骂。

我们被强行奴役，切割活性碳。这种碳是有毒的，每天干十几个小时。收工时，全身被黑碳灰覆盖，人人像是“碳棒”，常年洗澡只让用自来水。寒冬腊月，外面下着大雪，刺骨的水淋在身上，冻的人直打哆嗦，不洗又脏得没办法上床。

二零零一年初，天安门“自焚”闹剧上演后，劳教所的恶警像打了强心针，开始加重对大法和学员的迫害。他们把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大字报贴在劳教所走廊两边。有一天，吸毒犯秦朝凤正往黑板上抄写污蔑法轮大法师父的文章。我看到就问：谁让写的？她狠狠的瞪了我一眼，继续写着。我找了一块布开始擦黑板。她扑过来一把就抓破了我的脖子，而且大声喊叫起来。应声扑过来一群吸毒犯对我推搡殴打，把我拖到值班队长刘俊和副中队长胡林霞面前。胡林霞继续辱骂大法师父和我，并威胁：等候处理。当天晚上，我上厕的时候去撕大字报，还没撕完，就被“包夹”和值班员发现了，她们把我强行推回监号。

第二天，为抗议邪恶诬蔑大法和师父，我开始绝食。无论恶人们如何威逼利诱，我就是不动摇。八天后，她们将剩余的大字报撕掉了，并允许法轮功学员互相说话。表面上看她们妥协了，但时隔不久，司法局来人，劳教所召开大会，劳教所的阮爱君科长在会上先是诬蔑大法，接着宣布给我加教三个月，所谓的罪名是：扰乱劳教所的正常秩序、不服从管教。当阮爱君诬蔑大法时，法轮功学员隆竹云站起来想反驳，闫（严）所长下令让马燕的丈夫（是少管所男所警察）将隆竹云拉出会场。那个恶警将隆竹云拉到一个房间，用电警棍使劲电，我们在会场都能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散会后，我见隆竹云的嘴角周围全是电警棍电击后的红色伤痕。（此事不久该恶警遭恶报，孩子得了一种怪病）

在邪恶各种“转化”迫害过程中，我在学人不学法的情况下迷惑了，零一年六月也所谓的“转化”了，并在零一年九月三号提前回家了。回家前，劳教所的警察对我们所有要回家的人说，回去后要到当地公安局“报到”。回家后，我不断的学法、和同修交流后，明白了“转化”是错的，很快归正了，也就没去公安局“报到”。没“报到”成了再次劳教我的理由。

再次被劳教二年，生不如死

我从劳教所回家后的第十六天，到青铜峡小坝亲戚家。因犹大出卖，青铜峡小坝公安局三个男警闯入亲戚家绑架了我。下午中卫公安局来了三个男警、一个姓雍的女警把我劫持到中卫公安局，非法审讯了我一晚上，第二天又把我送到迎水桥拘留所。到拘留所我就开始绝食。中卫公安局姓刘的政委来欺骗我：只要你吃饭，过了“十一”我亲自开车送你回家，我说话算话，因为我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我听信了他的谎话，在绝食一星期后，就开始进食。

过了“十一”，拘留一月期满，我又被非法劳教二年。这次劳教的理由竟然是：没有及时到公安局报到。同时被劳教的还有中卫医院传染科护士张凤娥。此事之后我就明白了：这些邪党徒，无论穿不穿警服都是满嘴谎话。

劳教所是关押坏人的地方，我们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不应该在这。到劳教所我就绝食。副中队长胡林霞叫来吸毒犯刘海燕、张红艳等把我按到床上，将筷子粗的胶皮管用力从鼻孔插入胃中进行灌食。在野蛮灌食的同时胡林霞和犯人不断用脏话辱骂我。和我同时绝食的同修还有几个。因为此次野蛮灌食每天两次，而且吸毒犯残忍无比。

这次到宁夏女子劳教所，我们这些“奴工”：天不亮出工，种树、插秧、挖下水道、挖葡萄苗，很晚才能停工休息，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干苦力活，每个人手上都打了满满的水泡，一茬没好又接一茬；脸上、脖子上、胳膊上的皮，晒的脱掉一层又一层；每天强制劳动都是有定量的，而且强度非常大，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到体罚：在走廊站军姿数小时：或在小板凳上坐军姿：或罚抄监规到半夜：或走军姿：或不停的高唱歌颂邪党的歌，反正恶警总能找到整人的花招，最残酷的是开批斗会：受罚者站在全体劳教人员面前，深挖“犯罪”根源，再由其他劳教人员声讨揭批，直到队长通过为止，其实就是“文革”批斗会的翻版。

二零零一年年底的一天，恶警组织劳教人员观看诬蔑大法的录像。我冲到电视机前用身体挡住电视，几个犯人扑过来企图把我拉开。副中队长马爱萍闻讯赶来，问我：想干什么？我看到这些可怜的犯人被欺骗，就哭着说：这是害人的谎言。马爱萍命令我去她办公室。我说：把电视关了我就去。马爱萍指使几个吸毒犯把我从电视机前拽到她办公室，给我戴上手铐。当晚，中队长姚俊玲从家中赶来，边骂边用电警棍电我的嘴、脸和脖子。这样折磨我一个多小时后才让“包夹”带我回监号。

第二天我绝食、不出工，马爱萍又指使吸毒犯打我骂我，还把我从三楼监号拉到楼下。马爱萍拽着我的领子把我强行拉到出工的车上。到了工地我坚决不下车，马和几个带工的警察就指使吸毒犯张红艳连打带踢的把我推到一棵大树下，把我两条胳膊向后反抱在树上，背铐到大树上暴晒。这个场景被当地几十个农民看见了，有的悄悄对我说：胳膊扭不过大腿。为了掩盖丑行，几天后她们又把我换到另一个工地。

到了新工地，我继续绝食。她们怕我饿死，偷偷把我拉到少管所男所四楼一个房间关禁闭。我的双手被铐在床上不能动，一天还要进行两次野蛮灌食。用筷子粗的皮管子从鼻子插入到胃里，恶人们对我如此折磨，我还是食水不进。队长张燕给我念诬蔑大法的邪书，我不听，她就用书砸我的脸。有一天，张燕故意把插到胃里的管子来回拉，每拉一次我就象要死一次。直到我鼻子拉出血来，张燕还不间断的打我耳光、逼我“听话”。

我经历生不如死的二十天折磨后，还是不放弃绝食。所长汤宁、政委马燕带着几名随从警察、法院、检察院的“证人”，到少管所威逼我。马燕说：“今天法院、检察院的人来给我们作证，你死了和我们没关系，如果你死了，我们马上和电视台联系，给你上电视，就说你自杀了。其实电视上那些事我们都知道不是真的，话说到这你看着办吧！看你是洪扬你们大法呢！还是抹黑你们大法呢！”我担心邪恶拿我绝食做文章诬蔑大法，就开始进食。此次经历了近一个月的残酷迫害后，恶警继续强迫我做奴工。以后又借故加教三个月。

二零零二年五月出外做奴工时，法轮功学员谭秀霞不想继续遭受迫害趁机跑掉，被警察抓回来了，带工队长邢贵珍当众打骂羞辱她，给她戴上手铐。当晚收工后，管教科李科长主持在劳教所的电视房给她开批斗会。为了制造恐怖气氛，将所有劳教人员集中，全中队的警察全副武装来到会场。邢贵珍、肖×× 将打着背铐的谭秀霞按着头推到会场的右前台。受恶警唆使的吸毒犯个个发言，攻击师父和大法。我听不下去，就举手，李科长示意我可以发言。我说：“你们不能借机攻击大法和我师父，你们不能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话还没说完，队长马莉就扑过来，扯着我的头发把我拉倒在地，拽着头发把我拉出了会场。恶警马莉还伙同另外几个女警察给我打上了背铐，还把我的头使劲按到脚面上。法轮功学员单吉宁站起来说了句“有话好好说，不要打人”，就被恶警一掌把眼镜打飞了，之后也被警察拖出去打上背铐，并把她的头按在脚面上。

此时的劳教所会场，变成了阎罗殿……突然，一声巨雷伴着红光从天空劈向劳教所会场，就象要把会场的房顶揭掉一样。在场的人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姚俊玲慌忙拉上窗帘，维持着秩序。台上的李科长气急败坏的从台上冲下来用电警棍把我、单吉宁、谭秀霞的脸、脖子、嘴挨个电了一遍，然后宣布散会。邪恶原打算开几个小时的会匆匆结束了。恶人的罪恶行径，让人神共愤。

可惜的是，这些中共邪党人员压根不把打雷当回事。散会后，恶警又指使我和单吉宁所在监室的犯人全部参与暴打我和单吉宁。之后单吉宁被铐到监号的床头上；谭秀霞被吊铐在四楼监号的高低床上，邢淑珍和吸毒犯监视着；我被吊铐在队长办公室暖气管上，由吸毒犯冯桂花监视。冯桂花对我说：你什么时候认错什么时候放开。我被铐了几天后，双脚肿的不能走路了，队长邢贵珍还威胁：再不认错就把你铐到操场的旗杆上，晒掉你几层皮，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我被吊铐了整整十天十夜！我还是坚决不认错。我被吊铐期间，有外人到劳教所参观，恶警指使犯人刘海燕将我藏到楼上的一个房间里，等参观的人走后她们又将我铐上了。第十天，恶警姚俊玲说：十天了，看来让你认错也不可能，你回监号慢慢想去吧！之后我又被非法加教三个月。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全国各地积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组成了所谓的“帮教团”，流窜到了宁夏女子劳教所，在劳教所成立了四中队帮教队（强制转化班），企图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转化”迫害。在邪恶的这一轮迫害中，所长汤宁、政委马艳，副政委马燕、管理科的马丽萍、马凤莲是负责人。二队队长马莉、一队队长张晓燕是骨干，还有蔡晓惠、小李队长、二队的王丽娟都参与了此次“转化”迫害。有一天，队长张晓燕把我带到宁夏武警消防总队四楼设的“610法制培训中心”（强制转化班），同去的还有马莉、马丽萍、犹大何芳，几个劳教所警察、还有山东、河北、北京的几个恶警。他们轮番用编造的谎言迷惑我，妄图让我放弃信仰。邪恶不停的说教了十一小时，我坚决不“转化”。张晓燕恼羞成怒，把我带回队里，指使胡林霞、肖××强制我在离墙一米处站立“面壁思过”，同时指派六个吸毒犯二十四小时监视，不准睡觉、不准坐、不准闭眼。这样折磨了几天后，我浑身全肿了，期间还数次昏倒在地。每次昏倒她们再把我强行拉起来站好。三十天后，我腿肿的不能行走、实在不能站了，他们还不放过，姚俊玲继续罚我“坐小板凳”、逼迫我看诬蔑大法的书、每天上交一篇心得体会，我就写揭露谎言、弘扬大法的文章。他们就没收了纸和笔，再也不让我写了。

这轮迫害中，我还遭恶警三个月与世隔绝的严管迫害。这三个月里，姚俊玲指使“包夹”监视我：不准出门、不准与任何人说话。一天大早，人都没出工。在邢贵珍指使下，吸毒犯姚金娜在监号里无故用膝盖顶我的小腹、往下拽我的头发、不停的踢我、用手挠破了我的脸和脖子，直到把我踢倒在地。打完后我的两条大腿成了青紫色，行走、移动只能扶着墙。这时，姚金娜听到其他队长上班的动静，吓得过来拉我，但我已被她踢得站不起来了。她怕人追究，就叫来犯人贾玲、乔玉婷、张某等五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强行按到床上坐好，急忙拿来梳子帮我把杂乱的头发梳好，把衣服整好。姚金娜伪装好一切，竟然无耻的跑到镜子前用手把自己的眼睛狠狠打青，然后故意躺在地上边打滚边哭喊法轮功打人啦！还从地上捡了她拽我的头发，跑到值班队长小张面前告我的黑状。姚金娜打我是邢贵珍指使的，其他队长知道后都装聋作哑。事后姚金娜不但没有受到处罚，相反受到回家探亲的奖励。而我却又被加教三个月。这就是劳教所恶警对关押者赏罚的“标准”：无耻的做恶者得到奖励，无辜的受害者遭到处罚。所谓执法者的执法标准完全是颠倒黑白，丧失心智。由此可见，中共的所谓执法者的水平和标准是什么了。

我的两年劳教期，经几次加教变成了三年。二零零三年六月，我被转到劳教所四队的“法轮功转化队”。我被单独关在一个房间里，每天进出这个房间的都是已“转化”的人。她们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围在我身边，用邪悟后的认识迷惑我，每当我犯困时，这些人就拍、推搡，不让我睡觉，其中有三四天里我没合过一次眼。在我身体承受能力到了极限、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也“转化”了。我“转化”后，她们把我从小房子里放出来，关到大监舍。小房子紧接着又关进另一个家住兰州市姓陆的法轮功学员，她在里面除不让睡觉还被罚站，直到腿都站肿了，恶警还指使吸毒犯继续毒打她。我还看到她的脊背上有犯人踹的脚印。此次“转化”是我修炼路上的污点，给大法抹了黑，也给自己以后的修炼带来更大的魔难。二零零三年九月，我终于从黑窝——宁夏女子劳教所再次死里逃生回到家。

二零零四年五月，我和同修一起出去粘贴真相标语。同修因人诬告被绑架，我被迫流离失所。流离失所期间，中共邪党人员其实一直在监控我家人和我亲戚家的电话。

在宁夏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零五年九月二十九日，我在亲戚家被中卫国安和公安的便衣绑架到公安局，审讯了一夜。第二天中午，石嘴山市公安局的张仙蕊等将我劫持到石嘴山市公安局，审讯一天一夜后转到石嘴山看守所。石嘴山看守所干的奴工是组装打火机。每天的定量很大，干十几个小时才能完成定额；十几个人挤在不到六平米的硬木板铺上只能侧身睡觉；吃、喝、拉、撒睡都在一个屋内；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用抹布擦床板、擦地、擦厕所、擦门窗；每天三顿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黑馒头和水煮莲花菜汤或水煮土豆汤，汤里只放一点盐，土豆是黑烂土豆。关押三个月后，我又被石嘴山法院判刑三年半，囚禁到宁夏女子监狱。

在宁夏女子监狱，法轮功学员仍然是被重点监控的对象，每个人都有两名“互监”二十四小时负责监视，一言一行都没有自由，上厕所“互监”也跟着。每天只能干活、吃饭、睡觉，不允许说与法轮功有关的话题。该监狱为宁夏各监狱、司法部门、外贸企业、宁夏名牌企业加工服装。每天榨取着被关押人员的血汗，为监狱赚取高额利润。每个人从早到晚十几个小时弯腰低头干缝纫活，晚上收工时，腰酸背疼；饭前饭后还要训队列、背监规、唱邪歌、没完没了的报数，违者遭重罚。

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一律不让接见，也不准通信和打电话。我母亲在宁夏附属医院住院期间，拖着有病的身子和我父亲去监狱，苦苦哀求狱警，让见我一面。她们说：法轮功学员不“转化”，不能接见，父母老泪纵横回去了。第二年，我母亲在北京做完手术后途经银川，在父亲和弟妻的陪同下来到监狱，再次恳求狱警见我一面，被恶警以同样的理由打发走了。我知道后，多次要求与家里通话，均遭到拒绝。在女子监狱我多次给家中写的信都被扣压。中共恶徒一方面不让法轮功学员与家人见面、通信、打电话，一方面还在媒体造谣说法轮功学员“不讲亲情”。

在监狱，我不配合恶警、不背监规、不训操、不戴胸卡，不唱歌、不给警察打黑报告害人。二零零七年年底的一天，因我拒绝参加监狱开的大会。散会后，恶警丁冬红、马俊红、范红、王岩把我叫到值班室辱骂，监区长丁冬红（已从劳教所调到监狱了）用皮管子抽打我的脸，同时还满口脏话诬蔑大法、诬蔑师父、羞辱我，又指使两个“互监”，强行给我穿上囚服、戴上胸卡，强行把我按到凳子上剪短了我的头发。当天收工时，我不报数。丁冬红叫来两个犯人，其中一个叫白杨，强行把我带到二监区三楼，指使副监区长马俊红，把我拉到大厅的监控器下罚站“军姿”，还派两个犯人监视，每天从早八点折磨到晚十二点。“罚站”的第三天，丁冬红、马俊红嫌我“军姿”站的不标准，踢我的脚，我还是不配合，她们就给我打上背铐。我大声喊：法轮大法好！背《洪吟》，她们惊呆了。喊了有十分钟，我的嗓子喊哑了，她们才回过神，慌忙指挥犯人拿胶带把我的嘴封上。我头撞在墙上，昏了过去。狱医杨红跑来，掐我的人中穴，将我弄醒。丁冬红见我醒来，立马抓住给我打的背铐，从身体后面将我倒拖到暖气管前，再次将我双手从后背吊铐挂在暖气管上，头向下、腰无法直立、做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丁东红故意将手铐的捏的很紧，卡在肉里。约半小时后，教导员顾涛和另一警察，让犯人给我开手铐，由于铐得太紧，犯人用了很长时间才打开。我的手腕被卡出很深的一个黑紫色的槽，皮肤都烂了往外渗血，手冰凉麻木没有知觉、神经被伤。好长时间手无法拿筷子吃饭、不能刷牙，差点残废。一年后手腕上的伤痕才逐渐脱去。

二零零九年三月，到了出狱的时间，中卫公安局朱局长和宣和镇派出所所长把我直接送到宁夏“六一零”（武警消防总队四楼）洗脑班又关押了三个月。在洗脑班被关在一个单间里，有人如影随形的监视，除吃饭、上厕所外不准出门。当时在洗脑班遭受迫害的共九人，其中有中卫法轮功学员五人。

十年间家人遭受的迫害

我被无辜迫害的同时，家人也承受了巨大魔难。警察隔三差五上门骚扰，父母屡遭惊吓。忧思过度和惊吓让我父母疾病缠身。十年来我父母花去十几万元的医药费。如果邪党不迫害我，他们的身体绝对不是这样的。

此刻我将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讲出来，就是让被谎言蒙骗的世人看清中共“假、恶、斗”的本质，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我劝那些现在还仇视法轮功及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赶快了解真相，停止迫害，不要当中共的陪葬品。

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真、善、忍”。我真心希望善良的人们都了解法轮功，维护正义，抵制邪恶，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愿所有善良的人都有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