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悲伟大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当我看完了《转法轮》这本书后，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这本书实在太好了，我一定要传给亲朋好友。我请了书，买了录音机和师父讲法、教功的磁带，又给农村同修买了日光灯以便晚上学法用，农村同修的炼功点地面不平，我又出钱帮助同修把地铺平。

这期间，我还和十几个同修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到各乡村去洪法。每天就是学法、炼功、洪扬大法，日子过的非常充实，从内心感到无比幸福。

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以后当地派出所干涉我们炼功，我就背着录音机和长春学员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录像带，去给派出所所长和公安局副局长放录音听，放录像看（当时没放出来，我就给他们留下了，让他们自己看）。我又把同修写给中央的信大量复印发给当地群众看，同修能发出去多少，就复印多少。这么好的功法很多人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又想出一个办法：建议每个同修都写出自己的修炼过程和体会，把在大法中受益的事实，如炼功后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睦，怎样做好人等都写出来，汇编成书，传给世人看。当时和印刷社都讲好了出多少本书，付给印刷社多少钱。这事还在处理中，“七•二零”到了，计划没能实现。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我到省政府上访，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派出所和政府人员几十人把我们家都围上了。我心想不能让他们从家里把我带走（怕丢面子），从省政府回来就直接到了派出所。听说我回来了，那些人就从我家撤了回来。我到派出所后止不住流泪，心想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就不让炼呢！警察不理解，说竟然能到这种成度？他们对我吼叫了一顿就让家人把我接回了家。我的哥哥、嫂子本想和我说点啥，看到我的心情如此痛苦和沉重，啥也没说就回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把自己完全溶化在这部大法里了。

以后大家失去了集体修炼环境，真的有点不知所措。经过交流，我们认识到应该走出去，到天安门去证实法。

第一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车，到早晨六点钟车厢内的喇叭播报时间时，我的眼泪一下涌了出来，因为每天六点是我叫醒孩子起床，给孩子做早饭，看着他去上学的时候。我体会到了割舍亲情的痛苦。到天安门后看到有些同修被警察抓走，同去的同修就说：我们直接上访去吧。我说：可能还不行。当时北京所有的旅店都查的很严，凡是法轮功学员都不让入住。我们每时每刻都经受着心性的考验。我们不明确怎样去证实大法，所以在北京住了几天后就回来了。二十天后，我毅然决然把经营十几年的饭店交给了外甥媳妇经营，和同修第二次踏上去北京的火车，我对外甥媳妇说：你们挣多少钱我都不要，只要把你姨夫和你弟弟照顾好就行。

在火车上看到车上熙熙攘攘的旅客，有回家的，有出差的，有走亲属的，我心里想：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归程，我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当时的想法是：去了就会被抓。又想到自己经营了十几年的生意，从来都没有撒过手，就是有事离开一天，还要往家打几个电话。此时真觉得人世间的一切都远离了我，似乎有种失落、孤独、寂寞感，世上的一切都将与我无关，一种无法言表的痛苦向我袭来……。但是我头脑清楚，我知道我要去证实法，没有第二个选择，就是去！

天安门广场到处是便衣，当我们打听去信访办怎么走时，便衣就拿出传呼机与什么人联系，很快警车呼啸而至，把我们抓上了车。当时在车上有好几个省的同修，我们就对警察讲法轮功如何教人向善，道德回升，使人身心健康，为国家节省多少医药费等等。那时各地的公安、政府人员来北京的太多了，他们彼此都有联系，哪个车上有自己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就及时的从警车上把人“买”下来，因为怕自己受处份，从省往下各级政府都在尽量减少上报来北京的当地大法学员的人数。我们就是这样从警察车上被“买”下来，被拉到了当地办事处。当地公安从我们身上把钱都搜走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他们来抓我们的费用和从警车上把我们买下来的费用，用的都是从我们大法学员身上搜去的钱。

我们住的地方离省城二百多公里，当我们在省城下火车时，就有几个录像机对准我们進行录像，并在当天向全县做了电视新闻报道。到了公安局，他们对我们進行审讯，问是谁组织的等等，后把我们送到了看守所，第二天又把我们带上警车，一辆警车上拉二个学员，四、五辆警车围着县城鸣笛跑了一圈，然后在能坐几百人的电影院召开所谓“公审大会”，由县委书记主持，各乡镇公安人员都参加了。他们把我们带到前台“示众”。公审后，把我们关在看守所几个月，直到过年前一天才让家人接回。丈夫见到我后不停的流泪，说：“太苦了，几个月都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了。”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八日，本地同修决定公开到外面炼功。当我接到通知时，家里正在盖房子，饭店的厨师还没有安排好，当时就想：什么事情都能缓一缓，只有证实法这件事情是不变不动的。丈夫目送我上车去参加集体炼功，我这一走就是十四个半月。我被劳教一年，因拒绝“转化”，又被非法加期二个半月。

在劳教所，原本都是非常坚定的同修，可一進“转化”班就糊涂了，不断有被“转化”的。我在心里求师父：“师父啊，您可要管我呀，我可不能‘转化’呀！”当时就会背《论语》，每天最少背八十一遍，有时背一百多遍，每天掰着手指数背了多少遍了。有会背经文的同修，就默写下来，大家就开始背。这样我背会了四十五篇经文。当把我关到“转化”班时，我对那些邪悟的人说：“你们不配和我谈大法的法理，从你们口中说大法，是对大法的玷污和亵渎，请你们把嘴闭上。”不到二十分钟，我就从转化班出来了。从那以后再也不谈让我“转化”的事了。

每天都会感到是在承受着心里的煎熬，这种感受是无法言表的苦，有时是一上午，有时是几个小时。我问同修：“你们也这么苦吗？”他们说：“也有，但几分钟就过去了，没象你这样，长时间这么苦，谁能受得了啊！”我想，那我就是师父讲的是一个“坯料”，得从新加工一遍。实质就是对法理不清。

二零零一年回家后也不知道重视学法和发正念，只是到各乡村送真相资料，四、五个同修开车出去送，有时通宵达旦，到凌晨四点钟才回家，一宿做七、八个乡镇村。三个月后在送真相资料时我遭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被送到看守所迫害。我就想：我不能在这里呆，我得出去讲真相。十天后我走脱，开始了流离失所的日子。后在某资料点又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了三年。

到二零零五年回家时，家境变的非常糟糕：丈夫因喝酒不理智被判刑三年半。我没有地方住，在妹妹家住了三个月。这期间起早贪黑学法，把师父所有的讲法都系统的学了一遍。这时同修跟我说资料没人做，我就说那我就做吧。

租出去的房子到期了，我收回来从新装修，经营生意。外甥说用钱他给我拿。亲人都在用各种方式帮助我。我想大法弟子不能欠债，有多大能力就办多大事。我就把金银首饰都卖掉把生意做起来了。早晨三点半起来做早餐，起早贪黑很疲劳。丈夫回来了，矛盾突出了。丈夫开始酗酒，从监狱带回来的不良习性和变异的思想，整天喝的醉醺醺的不清醒，每天要喝二斤多酒，就象喝水一样，一会儿一口，还百般挑剔，打、骂、砸成了家常便饭。家里亲人都不同意我再和他过下去，儿子也逼我和他离婚，为此儿子离家出走，还说，只要这家里有他父亲，他就不会再回来，让我做出选择。丈夫的姐姐妹妹也非常着急，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戒酒。她们也说我太遭罪，让我远离他。我就对姐妹和儿子说：“在我被迫害的这些年中，他承受的太多了，他对我从来都是支持的，证实法的事从来没有阻止过我，钱怎么用都行，到农村送真相资料基本上都是他开车。现在我不能把事情做绝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严格向内找，找到我对他的情太重，甚至超过了对儿子的情，这些年我最惦念的就是他。找出来一大堆人心：怨心、争斗心、不平衡心，武断强加于人，说话不留余地，证实自己，高高在上，心里知道不对，也从来不向人道歉，遇事用人的理来衡量。在向内找之后才体会到做事多少不是修炼，也不能用做事多少来衡量修的好不好。

有一次邻居和他的朋友在场，他又开始大骂起来。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没有我的错，但可能是我的什么心造成的，当时我就马上向他道歉：“对不起啊！是我错了，你别生气了。”他马上象没事一样又转入了别的话题。当时就连他的朋友心里都不平了，说我：“你怎么那么熊呢？就不能给他几句？”我笑了笑，没有做任何解释。他的朋友说：“这个‘忍’是真难做呀！竟能让人忍到这个成度。”但又非常感慨的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好啊！”

在几年的痛苦魔砺中我的心性提高了，把自己高高在上的心降下来了，体会到了师父讲的法理：“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各地讲法二》〈二零零二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顺应了宇宙特性，家里也平和了，丈夫开始走入了修炼，儿子大学放假也参加了学法，开学时把师父的讲法都带走了。

溶入集体学法中

有一次晚上十一点丈夫酒后又大吵大骂，为了不影响客人休息，我就趁他不注意时背起兜子走了。走在黑黑的胡同里心里好酸啊！一遍一遍的问师父：“师父啊！我究竟差在哪啊？我到底差在哪啊？”在黑夜里走来走去的，后来走不动了，找到一家旅店住下来，第二天找了一个肃静的地方学法、发正念，理顺自己。心想：是我的心性问题，还是基点问题？丈夫被旧势力利用参与迫害，我整天在魔难中找自己的执著，脱离了正法修炼，怎么样能溶入整体当中做好“三件事”，走师父安排的路？

师父说：“不是在它们造成的魔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它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它们本身的魔难表现也不承认。（鼓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它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各地讲法四》〈二零零四年芝加哥法会讲法〉）

我的思想清晰了。我地区还没有学法组，一定要有学法组。我想租房作为学法点。冬天租房很冷，我想那我每天去把屋子烧热，即使就我一个人也要每天学完再走。当我和同修谈出我的想法时，同修说：“正好有一个楼房要出租。”另一个同修说：“租房的钱我拿。”当天就把房子租妥了。三天后学法小组成立。我对丈夫说：“被迫害回来这几年，由于经济困难，工作和生活压力太大，我已经跟不上正法進程了，出现消沉和懈怠状态，从现在开始我每天拿出三个小时参加集体学法，希望你能理解和帮助。”他说：“你怎么不早说呢？我就等你这句话呢。”当时我很感动，生命都等待着选择，只是我们做的不好，家人就会被邪恶利用，制造魔难帮你提高心性。

几个月后租房到期，没有地方学了，好不容易形成的小组不能散啊！这样就到我经营的旅店来吧，哪个房间没人，就在哪个房间学。因为有刚走出来的同修，所以各种心态都有。有的说：“外面有人跟踪。”我说：“只要咱们小组没有走偏，走师父安排的路，就是在法上，谁也动不了。”为了给同修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几个同修在一个仓房中搭了一铺大炕，来学法的人越来越多，白天一个学法组，晚上一个学法组，也有家里环境不好的到这里来看书。不久有人说，派出所传出话来了：都在某某那里，得去抓人了。我说：“他们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邪恶自灭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只要能出来学就行了。现在同修都成熟了，资料点、学法点遍地开花。都在做着“三件事”。

向政府官员讲真相

政府内部人士透露说，每到中共所谓的“敏感日”，他们就会在我家对面的楼上安装监控器。得知这个消息，就想去和他们讲真相。和同修一说，同修支持说：“你去吧，我们发正念加持。”

我给镇里的“一把手”打电话，说我有事要见他。约好时间，我带上了真相光盘准备去。儿子说：“妈，你别去了，他们会把你扣住。”我说：“不会的，是他们在侵犯着我们的人权，是他们在犯罪。”

当我和镇的一把手谈起监控的事，他矢口否认，说没有这事。我说：“没有就对了，你做了就错了。大法弟子都是好人。最近咱们地区有一个大法弟子被判了几年刑，你是参与的第一责任人。迫害好人是有罪的。大法弟子承受的痛苦，最后都由你们来偿还。做好事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这是不变的天理。为了你们的子孙后代将功补过吧。”正在这时又来了三位主要领导，我说：“你们有喝酒的朋友，有打麻将的朋友，还有知己的朋友，而我的朋友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咱们各自信仰不同，选择不同，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都是公开的，堂堂正正的。”他们说：“好就在家炼吧，别到处张贴和撒传单了，你们要不做，我们就不抓。”我说：“那肯定要做的。我告诉你们为啥要做：九九年‘七·二零’前我们有炼功环境，你听我们谁说啥了？‘七·二零’后什么脏水都泼到了我们法轮功头上，搞什么假‘自焚’欺骗全国、全世界。我们上访是为了澄清事实真相。你们的上边根本不听民声，把我们送往劳教所、判刑，我们说话无门，最后只好选择用光盘、传单的方式告知天下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法轮大法被蒙上了千古奇冤。我们有那么多同修被关進监狱，被迫害致残、致死，我们怎么能不说话呢？你们可以正面了解法轮功，看看真相资料、光盘等，不要上面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我在那儿和他们说了一个多小时，我站起来对镇里一把手说：“我有话要和你单独说。”他把我领進卧室，我把真相光盘拿出来说：“你好好看看吧，了解了解，对你真的有好处，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你也要注意安全。”然后我就告辞往出走。新调来的二把手说：“现在我管法轮功了，哪天你给我光盘看看。”我说：“行。”过了一段时间，他真的来了，拿了几个光盘走了。

后来他们有客人就往我的旅馆里送，说这钱得让我挣。

到社区讲真相

我要退休了，档案和户口的名字不一样，还没有身份证。我到单位开好了证明，把这些手续交给了我的亲属，让她给我办理，因我没有时间在这里等。我的亲属去办时，他们说这个人特殊，叫她本人来吧。我只好自己去了社区。队长试探的问：听说你以前炼过法轮功？我说：“我现还在炼啊。”我就给他讲真相，我说：“你是社区队长，要掌管一片事务，对待法轮功你要三思而行，要有自己的见解。工作怎么做，这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善待大法弟子会有福报，工作时间是短暂的，子孙后代是长久的，给他们积点福份吧。”他说：“你办身份证、改户口可不是好办的，今天你遇到我，那我就帮你办吧。”我说：“那是，咱们结善缘吧。”

户政大厅和社区不是一个楼，他领我到另一个楼去办。在那遇到一个警察，说：“我认识你。”我说：“我对你怎么没印像呢？”他说：“我穿着便衣到你那儿去过二次。你知道我们去干啥吗？当时就是想把你抓来，看你心态挺好的，我们就走了。”我心里想：我不是谁都能动得了的，我有师父管着呢。队长一直陪我办完所有的手续，照完像，身份证号都有了，他说：“别耽误你办退休手续，领不着钱，那不是损失吗？”我说：“谢谢。”这时他才走了。

以上是这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修炼历程，有失有得，有苦有乐。

（明慧网第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