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匈牙利有许多新学员，因为我和一些匈牙利的老学员不住在匈牙利，所以我们每星期在网上至少集体学法两次并和当地学员交流。当地学员告诉我们十月的访问时，所有听到的学员都立即意识到，我们要利用这次机会来证实法救度世人。让我感动的是，当地不少得法不久的新学员也想要利用中共官员访问的机会来证实法。

我们打算利用在中方访问时的周末向匈牙利媒体讲真相，近距离在中方代表团住处发正念并炼五套功法。在活动开始的前几天，我们增加了集体学法和交流的次数，我们还决定询问邻国的学员是否可以来支援我们。邻国学员得知后，立即就有不少学员表示他们要来支援。这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干扰。那位匈牙利主要协调人的电脑不工作了，即便是又借来的电脑也不运行了。还有他的手机在重要的通话时也出现问题。但是，这些困难反而加强了我们做此事的决心。我们增强了发正念，不让邪恶的因素有机可乘。

在中方访问前我们还要向官方申请集会许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帮了我们很多忙。这在于我们以前和她的长期合作并对她长期讲真相的缘故。在集会前一天我和一名奥地利学员乘火车前往匈牙利。在布达佩斯特，我们和斯洛瓦克和匈牙利学员见面商谈第二天的时刻表。一名斯洛瓦克的学员希望第二天一早就前往中方代表团的住处发正念。 但是我们下午才可得到活动许可。短暂交流之后，我们决定即便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条件下我们也前往中方所住的饭店前集会。

晚上十一点，我们给在政府部门负责此事的公务员发了一条手机短信，询问第二天早上有关签发官方许可的事宜。因为时间紧迫，第二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又打手机给那位公务员。在匈牙利同修打电话的同时，我们也发正念支持他。出乎意料的是，接电话的是那位公务员的母亲。她友善的说，公务员已经看到了短信，但是我们要过几分钟之后再打电话，因为她得先叫醒她的女儿。十分钟后，我们再次拿起了电话。电话的另一头是女公务员的声音。谈话很顺利，她向我们保证，她会尽全力帮助我们顺利拿到许可，

放下电话后，匈牙利同修对我们说，她在打电话时能感受到我们发出的正念很强。到旅馆后，我们展开横幅，发真相资料。我们的出现似乎让几个中国安全局的人很紧张。后来得知中国安全局到匈牙利警察那里抹黑我们，试图把我们从示威地点赶走。但是匈牙利警察很坚定的抵制了那种诬蔑行为，我们也继续讲真相。

在中国代表团逗留的同一家旅馆有一位意大利客人。他来到我们的信息点并和我们深入交谈。中共残暴的统治使他感到震惊。他向我们要了几份传单，并想把传单从中共副主席在旅店房间的门下给塞过去。

因为旅馆在市中心，在我们示威地点的周围行驶着很多公共汽车和电车，这样很多行人都接受到了我们要传递的信息。中国代表团的一些工作人员很疑惑的打量着我们，也许是因为他们得履行公务吧。尽管如此，其中有一两位很友好的冲我们微笑。我们可以感受到有一个很强的能量场正在清除邪恶因素。

快接近下午时，我们和一位中国同修去一家小吃部。突然進来六个便衣保镖，想要恐吓我们。我们猜，他们一定一直在监视并跟踪了我们。有两个便衣坐到中国同修待着的桌子旁，其他人沿着墙边站成一排，想用这种方法吓唬我们。那两个未经允许就坐在中国同修那儿的便衣用中文和同修讲话。尽管我们听不懂，但很清楚他们要恐吓我们。

经过一番讨论后，就见中国同修拿起《转法轮》，并在书里找到一处朗读给两个便衣听。那两位听了一会儿后便带着其他人离开了。不论是在这个小吃部里还是在另外的空间，正与邪都在進行较量。中国同修用善心消灭了一切邪恶。

在三天活动中的最后一天，我们的信息桌被安排在一家大的家庭运动场所附近。我们可以分发传单，并和行人讲真相。每天活动结束后我们一起学法，交流。这对于我们整体提高和相互配合都很重要。在同修从布达佩斯特返程回家的路上，又再一次遇到中国代表团。当同修的车慢慢超过代表团的车队时，同修隔着车窗玻璃展开了横幅和上面印有大法的围巾，中国代表团有幸再一次见到了“法轮大法好“。同匈牙利学员一起证实法的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回忆。

（二零零九年德国法会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