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七年三月修炼法轮功的。之前我练过其它气功，但对我身患的各种疾病毫无效果。修炼法轮功以后短短的几个月我的几种病就好了，身心健康，再也不用打针吃药了。我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的超常。《转法轮》深奥的法理使我这个年近花甲的人真正明白了怎样才是个好人。我改掉了吸烟喝酒的恶习、淡泊名利，努力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风云突变，在中国近亿万人喜爱的功法突然被中共下令禁止，之后大法弟子经历了各种方式的迫害。我这个一心做好人的人却被中共豢养的所谓执法者迫害。

到天安门打横幅，遭毒打、电击

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修炼者。我当时认为应该去北京说句公道话：法轮功修炼“真、善、忍”，使人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二零零零年三月初我就到北京。去了信访办一看全是便衣和警察，经过打听才知道信访办已经搬走了。因此我就直接去了天安门广场，取出随身带的大法横幅，准备展示。

横幅还未打开，就被一伙人强行抓捕，带到了广场公安分局。专管迫害法轮功的科长姓李，伙同其他三个警察对我不分青红皂白拳打脚踢，还不时的用大小电警棍电击，他们折磨我一个多小时累的受不了了，坐在那里揉脚搓手。我有师父的法身保护，顶住了他们的迫害。

公检法践踏法律、迫害无辜

银川市公安局警察和银川糖厂保卫科科长曹康楠、糖厂法律顾问姓高的（女）把我从北京抓到银川新城公安分局。分局政保大队姜波、王立成及银川市公安局的警察对我又审问和拷打。没收了我的《转法轮》大法书。因我不放弃修炼就被转送到了银川看守所。

银川市公安局的办案人李存、王立成等人非法定案，将我非法报批劳教三年（2000年4月至2003年3月）。在我即将被劳教期间，银川新城公安分局政保大队姜波、吴占勇、马胜利非法抄了我的家，抢走了师父济南讲法的磁带及一些大法书，未留任何字据。

同时王立成又向我家人勒索了北京至银川的火车票钱，多余的部份未退回。银川糖厂保卫科曹康楠又向我女儿勒索了北京至银川的车票钱。那时，我家住在新城东街派出所辖区，上报迫害我资料的是东街派出所的。当时的所长姓马，副所长姓柳，还有一个姓马的警察。

上述对我迫害的过程中，这些警察、律师根本就没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而是践踏法律的尊严，对我这个善良的人进行无辜的迫害。

劳教所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

宁夏劳教一所（宁夏灵武市白土岗子）一中队队长李楠分配我干最重最累的活，拉着两千多斤重的砖坯车装窑，还要逼迫“重车跑起来，轻车飞起来”。李楠指使吸毒犯监视我，动作稍有迟缓不打即骂。

狱警科科长郭文智指使下属对法轮功学员软硬兼施，强迫“转化”放弃修炼，否则就延长劳教。郭文智做恶多端遭了报应，零五年五月外出时骑摩托车被车撞死了，仅四十几岁。

一中队指导员胡忠林在劳教所开会时，经常对“包夹”人员讲：对法轮功打不死我负责，打死你们负责，但是我可以上报成其它死因，这个我说了算，这里是封闭的，无法调查。他还经常说：“法轮功不转化，永远出不了劳教所。不转化直接影响到我的奖金和升职。我要退休了，叫我儿子接着干，看谁熬过谁，你能有几个六十岁。”

该所狱警科长郭文智零五年五月八日撞车身亡后，胡忠林突然出现脑血栓症状，全身瘫痪，不能说话，整天躺在医院病床上。胡是该所专管洗脑的，瘫痪前迫害大法很卖力。此事令劳教所的人员震惊，他们悄悄议论，这一定是整法轮功太卖力遭恶报了！

二分队队长丁吉宏为了入党、当上狱警干事，把我从一分队调到二分队，企图转化我后立功。为了转化我，他唆使吸毒犯王建军“包夹”迫害我。重活累活加时干、不让睡觉、每天写思想汇报熬人、限制大小便的次数、别人休息时给我架上“土飞机”。这些恶人还用发明的土办法整我。什么“老头看报”、“老头拔筋”、“老虎扒皮”、“蝎子爬墙”等等。最残酷的是“孔雀南飞”，叫人喘不上气来。出操时拔慢步。打人用的是铁镐把或铁板凳等。这些吸毒犯为了减刑，不遗余力的配合狱警做恶。

最令人作呕的是，一方面我们大法弟子遭受着极为残酷的迫害，劳教所管理方式严酷残忍、教育手段下流无耻；另一方面劳教所内外墙壁上的大幅标语却写着“文明管理、文明教育”。

二零零三年我从邪恶的劳教所出来，找到银川糖厂的领导办理正常的退休手续。厂书记姬文战、劳资办主任黄炳海扣了我七年的工龄，致使我七年多来领取工资时，每月少领工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