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董秀琼叙述其经历。

得法前，我全身是病：封心病、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胆囊炎、肾炎、胃炎、肠炎、气管炎，还经常头痛、头昏，又是腰椎盘骨质增生、乳腺增生，这些病折磨得我浑身疼痛难忍，冷水不能碰，觉也睡不着，生活不能自理。每天吃了西药，又吃中药，吃的药可用汽车装，真是度日如年，受不了真想死了。

自从我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逐渐痊愈，能睡好觉了，能做家务事了，家人不但可以不再为我劳神操心了，而且为家庭省了一大笔医疗费，一家人的生活其乐融融。

然而99年7月20日开始，中共用谎言诬蔑法轮功，打压法轮功，不准我们炼了，我家才过了三年的幸福安宁的生活被打乱了，公安局经常打电话来家骚扰，不准我炼功了。我是大法亲身受益者，叫我不炼，就是要取我的性命，我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为了让受蒙蔽的世人明白真相，我们就去散发真相的传单，因为讲真相遭到中共一次次的迫害。

2002年7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同修妹妹、弟弟到离县城很远的新发乡发真相资料，被中共毒害很深的刘姓村民诬告，并被他拳打脚踢，打得我鼻子流血，头起大包，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他还搜走我和妹妹身上带的386元钱，他随手揣了100元，其余的286元交给了赶来绑架我的通安派出所的余明刚。

余明刚和另三名警察把我们双手反铐上，又用绳子捆，用卫生纸和手套塞住我们的嘴，他们强行我们跪在开来的北京吉普车上，把我们拉到通安派出所。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县国保大队的杨绍亮、李永坤把我们从通安派出所转到县拘留所关押，妹妹被关押在看守所。

在拘留所里我被非法审讯了三次（吴燕、李永坤两次，卢建荣、李永坤一次），他们问资料哪来的？我不说。他们就威胁我家属，让他们来逼我说，我也不说。关我24天后，他们勒索我家3000元放了我。临走时，他们拿一张纸念到：不准回娘家，不准我散发资料，不准我和大法弟子接触等等。

2003年到2004年，我家经常遭到城南派出所的邓某某带领的警察和国保大队马建林、温晓红的骚扰，弄得我家不得安宁。

2005年11月28日，我和一个同修去南阁乡发真相资料，被大卷村的民兵连长王定军、村长彭兴龙、村书记孙德华和另一民兵绑架了，王定军打电话给红旗派出所，去的两个警察把我们拉到红旗派出所，国保大队的杨绍亮、江丰良到派出所野蛮的将我们强拉到拘留所非法关押15天才释放我们。

2005年12月22日，我和另一同修又到南阁乡大卷村去帖不干胶真相，又被彭兴龙诬告，我们又被国保大队绑架到拘留所关押15天。

2007年3月9日，我和一个同修去果园乡爱民村讲真相，被一村民诬告，国保大队的杨绍亮、江丰良、普茂华、刘建平来绑架我，我不走，我在地上被杨绍亮拖了十几米远，后来非法把我关在看守所。3月12日，刘建平来审我，我被双手铐着，见问不出他们想要的东西，他就拿书重重的打了我两个耳光。在看守所因我不按手印，所长秦世君、邓会明、卢洪友就叫犯人给我戴上脚镣。3月28日，叫我去照像，因戴着脚镣走的慢，被警察周朝勇打一耳光，而脚镣直到4月5日转到拘留所才被取掉。5月15日，因我身体病得厉害，拘留所所长启兴友和两个吸毒犯带我到医院检查，查出高血压和心脏病，他们只好把我交给家人监控。

2008年到2009年，我家又遭公安电话骚扰，奥运会和会理石榴节更是要我老伴看好我，不准我出门。2009年4月25日早，杨绍亮又带了几个警察抄我家，抢去《转法轮》、MP3、和一本《明慧周刊》。

写出我被迫害的这些经历，主要想让那些现在还在追随中共迫害大法弟子的人，能够真正明白大法真相，回头是岸，给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