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于国荣进京为法轮功上访；十一月二十七日，她被八五一零农场公安分局王志勋、刘月英、卢伟斌等十几个警察送回当地，在公安局关押一天半后又被送往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管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多月，于二零零一年一月被送往万家劳教所遭受迫害。整个过程都没有经过任何正常的法律程序。

在劳教所里，于国荣遭到刑事犯人的谩骂、监视，警察的毒打，还被关在冰冷的两平方米的小屋里（俗称小号），期间不让睡觉，罚站，不让上厕所。在劳教所里，于国荣还遭受上大挂，野蛮灌食等令人发指的酷刑。

以下是于国荣在万家劳教所遭受的酷刑迫害。

一、毒打

二零零一年正月初八早上开饭前，七大队播放诬蔑大法的广播，学员们开始背诵法轮功师父的《论语》，以抵制这种诬蔑之词，到了饭堂，警察将继续坚持背《论语》的于国荣和另外三名法轮功学员中的两名拖到九大队（男大队）的隔离室中。七大队各班级非法关押的学员们都为抵制迫害拒绝吃饭，因此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副所长史英白调集了全所三百多名警察，把法轮功学员团团围住，开始疯狂地殴打法轮功学员。

于国荣回忆说：“当时四、五个警察把我围住，一阵拳打脚踢，我被打倒在地，他们不分身体的哪个部位，用力的踢踹，我的尾骨被踢坏，左侧肋骨被踢出一个鹅蛋大的包，前胸被打的呼吸困难，一呼吸就疼痛难忍。打完后我又被他们拽着头发和胳膊拖出了饭堂。拖出饭堂后警察把我关进小号，小号里阴冷潮湿，墙上挂着水珠，发霉长毛，没有被褥，不让穿鞋，我当时只穿着单薄的衣裳，寒冷的透入骨髓。每天他们让我站二十个小时左右，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每天的饭食也只有一小勺稀溜溜的粥。我们还时常遭到警察的辱骂，双手被铐在小号铁门的栏杆上。”

于国荣被关进小号时因尾骨损坏坐躺困难，长期的罚站，使她的双脚红肿直到膝盖以上，就这样在她关进小号的第二天，警察还让呼吸都很困难的她去打扫厕所。于国荣在小号被迫害三十三天后才被放回七大队。

二、上大挂

一次，在七大队，于国荣因为传抄师父经文被管教发现，后被七大队长武金英指使刑事犯人上大挂，于国荣的双手被拽到背后，用绳捆住小手臂，绳子的另一端被挂在高处用来拉拽，直到两脚离地，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在两只胳膊上，就这样于国荣被吊了五个多小时；胳膊和手失去知觉、麻木，长达半年之久。

三、残酷的灌食

在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被强迫编排成各班，被锁在各自的屋里，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许说话，不许接触，即使是本班的学员也不许说话、交流，而且各班都安排刑事犯包夹、监视。

为反对劳教所不公的对待，全大队的法轮功学员全部绝食抗议。三天后，七大队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灌食。

灌食是在一个空屋子里，桌上放着几个盆，每个盆里盛了一些放了咸盐的稀玉米粥，在另一个盆里盛有大半盆的混浆浆的水，里面放着三四根比筷子粗点的近两尺长的胶皮管子，那是给学员灌食用的管子。他们先将法轮功学员强行按在椅子上，用没有经过任何消毒措施的管子从学员的鼻孔插进胃里，学员们被灌的恶心流泪呕吐，有的甚至被灌的吐血，有的学员被管子插进了气管里，差点窒息而死。就这样灌完一个把管子拔出来在盆里的水中涮一下，接着给下一个学员灌。

劳教所中最残酷的一次灌食是，四个刑事犯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先把人按在椅子上，问喝还是不喝（很稀的玉米粥），凡是不喝的就会被刑事犯按着头，捏着腮帮子，扒开嘴，用盛满稀粥的塑料盆直接从学员的嘴里往下灌，若稍有反抗就被扇耳光，拳打脚踢。学员们被灌的眼泪直流，呼吸困难，稀粥从嘴里，鼻孔里喷出，那种痛苦无以言表。

四、邪恶的集训队

二零零二年七、八月左右，万家劳教所在七大队的三楼成立了以赵余庆、姚福昌（管理科）为首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集训队。全大队各班级凡是坚持信仰的学员都被调到集训队进行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迫害。他们对学员的肉体迫害，轻者罚蹲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不许说话，重者则单独拖到一个屋子里进行殴打、电棍电，有时警察将电棍插入学员的口中电、上大挂、五马分尸等酷刑折磨，整个集训队笼罩在阴森可怕之中，每天都有学员被酷刑折磨的惨叫声。

于国荣在被加期两个月后，于二零零三年一月才回家。

于国荣在从北京被警察带回当地的途中，八五一零农场公安分局王志勋等人将于国荣的手腕铐在火车茶几底下的铁环上，说是怕跑了。于国荣的手腕被铐的红肿。回到当地公安局，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王志勋又对于国荣进行非法提审，询问横幅的由来以及受谁的指使等。在得不到任何结果的情况下，王志勋打了于国荣十几记耳光，当时于的脸就红肿起来。当天下午于国荣又被送往牡丹江农垦管局看守所关押了一个多月，期间于国荣为表示抗议进行绝食，还受到了警察野蛮的灌食。

然而于国荣的经历也只是中国大陆众多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的冰山一角，她和所有的法轮功学员们都希望世人能够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为自己的未来作出正确的选择，那些沉睡的人们快点醒醒吧，千万不要再相信中共的谎言了，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记住大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