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年多的迫害中，有七个中国新年大年初一，在我的生日的这一天，我都是在高墙中独自度过。

在团河劳教所一年多的劳教中，我曾坚持给妻写信，鼓励她在家坚修大法，约30多封。我回家后才知信被扣，她一封没看到。妻子在我被非法劳教整两个月时，被强制“转化”（即被强制放弃信仰），癌病复发后即已辞世。她的故去，是我走出劳教所的大门才被亲人告知的。

妻子也是1996年开始炼大法的，那时她身患癌病，从修大法后，七年来再未吃过一片抗癌药，身体一直好好的。是被强制洗脑后旧病复发被迫害死的。在劳教所中，所有警察都劝我好好活着，出去好照顾病重的妻子，用谎言欺骗我。

在三年大刑期间，我一去就进了小号，一人一大间，分日夜两班，每班用两个刑事犯左右包夹。白班的两个，一个是洗脑受害最深的，最虐待大法弟子的吸毒犯；另一个也是洗脑彻底中毒最深、仇视大法、待大法弟子特别凶残的抢劫犯。夜班一个是靠骗中小学生钱财为生的教唆犯，另一个则是一个尚存人性的受牵连的抢劫犯。

那个夜班的教唆犯，曾在我不服管时，大喊“只要整不死你就行”，意思是我怎么整你都行，只要别整死就行。这绝不是他本人的想法，是恶警交待的，我说穿后，问他是不是？他不回答。如没有交代，他不敢这样说！

每天从早起五点到晚上十二点，就坐在只有15公分高的硬塑矮凳上，并且要求身要坐直，双手置膝盖上，不许合眼，否则，不是骂就是打。每天早中晚三餐，自由进食15分钟，平常送水车来，也不许自己去打，由包夹去打。上厕所要通过包夹同意，一路跟着，不许左右看、回头，见到其他大法弟子要低头，靠一边走。

我坐了不到一个月，臀部坐烂，给抹一种黄药水，实际就是碘酒，包夹给抹时使坏，使劲抹，抹完一坐小凳，伤处就把内裤粘住，一去厕所就被揭下一层皮，抹了粘，粘了揭，越抹伤处越难好。每当这时，都会出现异常，如无病犯病，如心脏病犯了……到医务室看时，一看不行了，大夫怕担责任，马上让送医院。这天，刚躺下心绞疼，告知值班警察，就抬着床板（我每天夜里就睡在地上放的床板上），把我抬到医务室，又半夜派车抬着床板去了医院住院，一直折腾到天亮，住了三个星期的医院，创面愈合才出了院。好了回来再继续坐，这样坐了整整一年。

这期间，我每天借写思想汇报之机写迫害事实，用讲真相来揭露恶党的暴政。我一直写到出狱。两班包夹，每天写我的动态向上报供逼供的恶警参考。除此，两班包夹把我的起居都记录在本上备查。

我这七十多岁的人，是看着恶党成事的；大学毕业后，我只走了两个部，一是地质部，二是建设部，坐的是机关，一直到退休。恶党之所为，我都心知肚明，过去不敢说，现在什么都敢说，一谈就揭它的老底，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运动，整人从未消停过，内斗从未停止过，连国家主席、元帅都没得好死，说来说去，恶党一件好事没干过。警察听了，个个问我说：你一定看过《九评》。白班的两个包夹听后，就开玩笑说：“你真是舌战群儒，谁也说服不了你！”我说：“他们个个都鹦鹉学舌，重复着媒体制造的谎言，怎么能说服我？”

总之，通过一年来与警察面对面的交锋，除少数几个头头和个别极恶的警察，坚持执行迫害政策外，老、中、青的警察都被我不同程度的说服，改变了对大法的态度，善待了大法弟子，极个别还有被我劝三退的。不退的也了解了真相，坐牢虽是受罪，也有了向警察讲真相的好机会。

2008年4月22日，我又在家中被绑架，他们把大法书和大法资料以及电脑抄走，说电脑有大法内容被没收了。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告诉我被劳教两年半，由于年龄超过75岁，监外执行。5月22日放出，又被送去洗脑班四个月。在此一人一屋，用两个保安包夹。呆了四个月，无一人找我。只是到洗脑班的当天，街道办事处一个刚退休的姓王的工会主席在，说是来帮教我，我告诉他咱俩还不知谁帮教谁呢？这人露了一面再也没来。我9月21日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