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被共产党以“反革命”的罪名镇压—枪毙了。那时外婆只有30岁出头，是个柔弱的小脚女人，在表示坚决和“反革命”丈夫“划清界限”后得以活命。她擦干眼泪，结束了锦衣玉食、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领着4个未成年的孩子投奔娘家的穷亲戚，寄人篱下的开始了她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的后半生。

外婆散尽偷偷藏下来的一点细软，换来的还是亲戚们的白眼，因为她和孩子住在谁家，都会连累谁。她曾经做过保姆，给别人看孩子，还做过其它零活，后来又在一家工厂当了工人。作为一个守寡的30岁小脚女人，外婆承受了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的家庭重担，同时作为一个“反革命家属”，也承受了全部的人生耻辱。

外婆在外面谨言慎行、沉默恭顺，在家里却既抽烟又喝酒，高声叱责子女，也常常一个人自言自语，不知所云。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如果没有在那样一个疯狂年代生活过，我想任何人都无法体会外婆的痛苦，那种痛苦深入骨髓，痛彻心肺，足以让一个正常人崩溃。外婆之所以能承受了这一切，都是靠着伟大的母爱在支撑！

母亲兄妹四个的日子也同样难过。他们不再是出门汽车飞机、坐在家里弹钢琴的少爷、小姐了。亲戚、邻居的孩子总是欺负他们，说他们没有爸爸，是“黑五类”、“狗崽子”，在学校里，不管他们学习成绩怎样好，在老师和同学面前也总是抬不起头来。我大舅高中还没有毕业，就成了全校无可争议的最年轻的“右派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母亲年轻时美丽能干，但是一直嫁不出去，同单位的一个瘸腿临时工在追求母亲的时候居然声称他不介意母亲的“反革命出身”，和她的出身相比，他的瘸腿其实也不算什么。母亲愤怒了，发誓对结婚对象别无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对方家庭成份一定要和她一样，免得像她的哥哥、姐姐那样在家庭中遭受歧视。精神上的痛苦导致母亲身体状况非常糟糕，她还得了癫痫，有一段时间父亲经常会接到母亲单位的电话，赶去把突然犯病的母亲接回家。有时我半夜醒来，会看见白天暴烈异常的母亲，在灯光下独自悲泣。

电影《芙蓉镇》，那对右派夫妻有一句经典台词：“活着，象狗一样的活着。”那个年代，你选择了生存，就意味着必须丧失尊严，丧失人性！

外婆和她的四个子女原本都善良、敦厚，但是后来，他们性格中本性的这一面在渐渐的淡化，自私、刻薄、懦弱、猜忌、暴躁、妒嫉、势利、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等劣性日渐增多。在外面，他们从不惹是生非，懂得“不乱说乱动”、“跟党保持一致”、跟“反革命”父亲脱离关系“划清界限”，以此来保护自己。

为了能在共产党的暴政下生存，他们被迫丢掉思想的能力，因为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必思考，也不敢思考是非、善恶，他们心中只有对共产党的恐惧，他们能做的就是党让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党让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只有这样才可以保全自己。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为了生存所做的一切选择都是正确的，哪怕它再不符合道义，且有悖于人伦。

他们不能、也无权思想，更无法理性，他们积攒了太多的怨气，这情绪需要发泄，以便生活能继续。于是他们也选择了暴力，其实他们也别无选择，没有天理，没有人性，没有任何道理可讲，这个由共产党统治的世界所展示给他们的、强加给他们的都是暴力：语言暴力，行为暴力，思想暴力，于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们把自己所遭受的一切压迫全部用同样的手段施加在自己亲人和比自己更弱小的人身上。

多年以来，他们习惯于畏惧强权，却不假思索、无所顾忌的仇恨着自己的亲生父亲，伤害自己的亲人，欺凌弱小者。他们之间经常争吵，每对夫妻都会隔三差五地大打出手。这四个家庭无一例外的通过打骂来教育子女，动辄就将子女逐出家门、断绝关系。

虽然没有人提到过外公，但他模糊的身影被仇恨和冷漠裹挟着，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庭的不幸中晃动。随着时间流逝，这仇恨变成了遗忘，我母亲竟然到六十多岁的时候才知道外公的名字！

记得只有那么一次，在我很小的时候，外婆趁着少有的好兴致，忽然提到了外公。那个午后，也许是温暖的阳光唤起外婆封藏已久的温馨回忆，她挺直了有些佝偻的身体，告诉我，外公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以前很有地位，对她疼爱有加，她的名字也是外公给取的。她叹了口气，淡淡说起以前的外公怎样身着长衫有如玉树临风，怎样不厌其烦的教她认字。这是关于“阶级敌人”的外公最具人性化的一段描述了，寥寥数语，如此浪漫，如此鲜活，多年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才是真实的外公，也是真实的外婆。

有一次，我和母亲提起这段往事，母亲呆呆的坐了一会，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姥姥临终的时候，我们问她要不要和你外公葬在一起，她特别坚决的摇头，说，不，俺是革命的老工人，他是反革命！

外婆活了八十多岁，在二零零零年春天，也就是二十一世纪初走完了她“寿且多辱”的悲剧一生。

我们家族的悲剧，其实也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悲剧，从它开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在延续着。时光流逝，时代变迁，但是这悲剧只不过是变换了不同的场景在上演，一刻都没有停止过！

文革结束以后，母亲积极要求入了党，在单位里也熬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职位，终于觉得自己不再被别人歧视了，党终于不嫌弃自己了，终于被组织划为自己人了，她扬眉吐气，感激涕零；我那当了大半辈子右派的大舅，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了一生的小舅和大姨，听不得别人说一个共产党的“不”字，党总是对的，错的永远是自己。

这是我的母系。我父系的情况也基本相同。

所以我和我的弟弟、妹妹，我的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们都有一个不堪回首的、最悲惨的童年。长大以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境况都很不好，贫穷、多病、多灾，伴随着争吵、打骂，我的亲人们都在绝望中挣扎求生。

尽管我是这个家族中最优秀的，尽管我的事业成功，小家庭美满，但是我同样没办法快乐，我发现我身上流淌着祖辈和父辈的血，性格中带有他们所有的特质，也背负着命运对这个家族的诅咒。我无法和周围的人正常相处，我有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我整夜整夜无法入睡，心神不宁，我怨恨生活不公，怨恨外婆和母亲遗传给我的劣性。我翻遍各种宗教典籍，只求解脱，但是它和我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苦海无边，不知哪里是岸啊？！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法轮大法。 手捧《转法轮》，感觉它的份量越来越重----他博大精深的法理告诉了我人生的意义，让我逐步摆脱了梦魇一般的过去。我真的变了，从身体到心灵，我感觉自己象凤凰涅槃一般获得重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我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屡遭迫害，被剥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十年间，我因上访、讲真相多次被绑架、非法拘留、非法抄家，被工作单位非法开除公职，甚至，我被邪党的特务机构威胁为它们提供情报，并为此图谋构陷我先生拆散我们的家庭……。

邪党迫害大法的十年，无论我经历怎样可怕的困境，面临什么样的压力，我没有一刻怀疑过大法，因为我看到法轮大法对我的慈悲赐予，我相信世界需要“真、善、忍”！事实上，我依靠宇宙大法真、善、忍，依靠我对大法的坚信，依靠师尊的慈悲呵护，一步一步的走过来了。邪灵妄图置我于死地，但是，大法让我重生！

迫害刚一开始，母亲就不止一次的问我，你是不是真的因为炼功精神出问题了？你这不是往枪口上送吗？母亲的眼神里有惊恐，有无助，身体不由自主的发抖，仿佛她亲身经历过的、噩梦一般的文革运动卷土重来。

在她看来，我们根本不用去思考是非对错，政府在镇压，所以和政府保持一致，保全自己是最重要的。它不让练咱就不练了，这实在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我没有象我母亲希望的那样做，使得母亲对我很失望，也很生气，她不能理解我为了“不当吃不当喝”的信仰就失去了好前程。她说她老了，不愿意再担惊受怕，她想过平静的生活。 于是，在经历了我们家族标准式的决裂程式之后，母亲离我而去，多年不肯见我。

自得法至今----我已修炼法轮大法一十四载，我历经磨难，穿越风雨，已由一个任性爱哭、脆弱感性的年轻姑娘出落为温和沉静、铁骨柔肠的中年女子。较之从前，我的面貌更加青春秀丽，气质更加雍容大度，虽身处逆境仍保持一派祥和，以大善大忍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我已经不再怨恨母亲，我知道她也是受害者。几经曲折，我终于争取到了母女重新相聚。当我携夫挈子出现在母亲面前，令她眼镜大跌。本来，按照她多年的“斗争”经验，以鸡蛋碰石头、胳膊非要拧大腿的女儿，不傻不痴不病不残已属上天慈悲。

她从我的坚韧看到了大法的力量！

母亲看了《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好几天眼泪不干。这本书让她真正明白了自己一生的痛苦根源，她的父亲母亲及兄弟姐妹、这个家族一代又一代的悲剧根源。她后悔因为害怕被迫害，几乎整整一生都在仇恨自己的亲生父亲。在她的劝说下，我姨、姨父、小舅都做了“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舅说我们在搞政治，怎么劝说都不肯退。

去年大年二十九，大舅病危，医院两次下了病危通知，家里人买好了衣服，就等着给他办后事了。我和母亲正月初三赶到大舅的病床前，母亲和他讲了自己思想的变化，告诉他，现在只有退党才能保命。母亲说，你这把年纪，就是能活过来，也没人指望你去和共产党斗，完全是为了你好，咱们家遭了这么多的罪，咱就是死也得死个明白，不能认贼作父啊！

大舅的眼睛慢慢的有了神采，他轻轻点了点头，同意退出中共邪党，并答应默念“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当时是上午11点钟。

下午2点多，监控大舅的那台仪器上的各项指标都不可思议的开始好转，尔后每天都在一步步好转。

十几天后，大舅出院了。出院时做彩超的小姑娘惊奇地问，“大爷，您是什么病住的院啊？！”

全家人都受到了震撼，都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美好！全家几十口全都“三退”了。自那以后，彼此之间没有了芥蒂，一下子变得可以无话不谈。

还有几个亲戚表示也要修炼法轮大法。

退党后母亲多病的身体在康复，这次看到大舅转危为安，她更加坚信大法了。现在，母亲很自豪自己有幸成为大法弟子，每天学法炼功，经常和别人说，她苦了一辈子，真是有晚来福，过上了一生中最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