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那时，为了替大法讨说法，我们六七个同修一起坐车到胶南市政府去反映大法的真实情况。刚下车，到市政府门口，就被派出所、村干部等人开着车追来了，他们不由分说的让我们上车，把我们拉回了村里。从那以后，村干部们经常上门骚扰、监视跟踪、怕我们再去上访。

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晚，我和一名同修带着自己写的“法轮大法好”标语到龙泉王家村去张贴，被该村的干部恶意报告了派出所；当时没抓我们，过了三四天后的一个上午，我们村的干部领着胶南市“六一零”姓滕的和姓于的两人，把我们绑架到公安派出所，将我俩分开。一恶警问我，标语是谁写的、写了多少等，记录下来后，让我看对不对，我拿过来记录一把撕碎，扔在地上。恶警恼羞成怒，他立即喊進来三四个恶警将我双手扭到背后，头摁到地上，几个人连踹带踢一顿毒打。当晚又将我俩绑架到胶南市拘留所。

在拘留所里，我们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从拘留所出来后，“六一零”人员又把我们再绑架到了胶南市洗脑班進行迫害；先由红石崖镇政府派计生办的两个人去看着我们，以后又换上本村的一个老太太，每天逼着我们看谎言录像。我们不听，恶警们暴跳如雷。又把家里人找来，对我们進行“劝说”，面对家人的“劝说”，我的人心、亲情、顾虑心、怕心全上来了；为了早日回家，就违心的同意让陪着的老太太替写了“保证书”。忘记了“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做出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的错事来。

在洗脑班里，我们被关了半个月，就又将我们放回了家。二零零三年二、三月，邻村的一个同修寄真相卡片，被恶警绑架，一个月后，在劳教所被“转化”，说出了我。五月份，邪警开始大抓捕，先抓红石崖镇的，后又抓了王台镇的四人，牵连了二十几人被劳教、送青岛洗脑班。

一天上午，我正在一个体厂家干活，派出所所长庄怀斗几个人来了，硬把我拖上车，车上还有另一名大法弟子。将我们绑架到红石崖大酒店。

在一个房间里，“六一零”一姓于的逼我站着不准动，问这问那，一戴眼镜的大个子恶警用力打我的脸，手打疼了，又脱下皮鞋照我的脸上、头上狠命的打。庄怀斗進来也是挥着拳头往我身上、头上猛打。此时我双手反铐，庄怀斗用力往上提我胳膊，让我写“保证书”。

连续三四天时间，他们又打又骂，不让吃喝，不让睡觉，有时甚至不让上厕所。五六天后，我们四人被绑架到大山看守所，去查身体时，我们的体温都很高，当时正值非典期期间，体温高看守所不收；姓滕的就强逼着我们吃药，体温还是没降下来，他们就放下钱给看守所，说是给我们治病的，看守所这才收下。一个月后，非法将我们劳教两年。

去王村的那天上午查体，我们都是身体高温的高温，有病的有病，劳教所不收。姓滕的一直蹭到天黑，最后买了东西送進去，又给守门处留下钱，说给我们治病的，每人一千元，硬塞進去，劳教所才收了我们。

我被分到五大队，此队干警很邪，后来合并队时，又到四大队。四大队干警表面上和善，对人挺好，他们也是受邪党的毒害者，无知的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用伪善的一面瓦解我们的正信。每天让邪悟者来“转化”迫害，不“转化”就不让睡觉，逼看录像，天天干活，每月、季度、邪党节日等，都写“观后体会”。

劳教期满后，回到村里，村干部还经常上门骚扰、监视，我不再配合他们，也写了严正声明。坚决破除旧势力对我的一切邪恶迫害，坚定地跟师父走，努力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做合格的大法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