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蔡淑芬，原是一名中学英语教师，一九九二年创办了一所幼儿园。

我自幼体弱多病，十多岁时就患有严重的脑神经衰弱和贫血症，长期失眠，导致头晕。上高中时，由于经常发烧，引发了心律不齐，一直要吃“心得宁”这种药。由于长期服药的副作用，又得了浅表性胃炎。身体状况正如俗语说的按下葫芦起了瓢，真是苦不堪言。

一九九七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我抱着祛病健身的愿望，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我身上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而且人从此精神起来，干多少活都不觉得累。从那时到现在，我没有再到医院看过一次病。

更主要的是，修炼法轮功后，我的人生观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原来我性格内向，心胸狭窄，什么事情都想不开，学了法轮大法后，李洪志老师教我们真、善、忍，教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遇到矛盾要找自己的原因，不能找别人的原因，凡事要为别人着想，要宽容、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要求我们要不断的把不好的心、做坏事的想法统统去掉，最后修成一个无私无我的纯正善良的人。修炼后，我再也不去跟别人争，跟别人斗，跟别人计较了，即使别人极大的伤害了自己，也无怨无恨，变得乐观、豁达、善解人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处的很融洽了──邻居之间、婆媳之间、姑嫂之间、员工之间都和睦相处，我真心善待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角落都是一个好人──作为女儿，我努力当一个孝女；作为妻子，我努力做一个贤惠的妻子；作为母亲，我努力做一个慈母，理智地教育好孩子，作为一个儿媳，我努力孝敬公婆，善待小姑子；在工作中，我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善待员工，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法轮大法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美好──让人们身体健康，心态祥和，整体道德回升，应该说这对国家、对社会和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也正是法轮功修炼人数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因为人人都想把最好的东西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邪党电视台和各媒体大肆歪曲、诽谤法轮功，公安也开始到处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大有天塌之势。

我作为一个法轮功的受益者，当时是本着对政府的信任、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抱着一颗纯善的心，想要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经历告诉政府，让政府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还法轮功清白这样一个心情，于二零零零年元月二十七日，与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

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有上访的自由，有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的自由。可是，我们坐火车才到长沙就被警察绑架了。当时列车上有一位重病人，需要找一位医生看病，我们同去的法轮功学员中有一位李医生，就去给她看病，经诊断，李医生告诉病人，她得的病跟自己过去得的病是一样的，李医生告诉她：“我曾经在医院治了三年无效，后来是炼法轮功才好的。”受邪党蒙蔽的列车员一听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立刻就在车上调集了二十多人把我们围住，在长沙强行停车，把我们押送给长沙警察，非法关押在长沙看守所。三天后，云南楚雄的警察赶到长沙把我们带回楚雄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一个月后，有六人被非法劳教，我们其余十余人被劫持到收容所非法关了一个月，后被放回家监视居住。

在被非法监视居住期间，由于我说“这×教帽子一天不摘我就上访不止”，结果再次被绑架到楚雄市看守所，一星期后被劫持到云南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我们何罪之有？仅仅是坐了一趟火车，说了一句真话，就遭到这种迫害。中国监狱和劳教所里非法关押着成百上千的修炼“真、善、忍”的好人，这真是一个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社会。

自我被关押、劳教之后，无论回到家里还是在上班，都笼罩在被监视的阴影里。我所居住的小区门卫，要随时记录我出进门的时间，我工作处的大门口经常有便衣逗留，我的工作场所经常有公安片警（专门派来分管辖区法轮功修炼者）或市“六一零”人员来“查安全”、“关心”。让我回答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这还仅仅是我看得见的。

二零零九年二月份，我市幼教系统的老师为了提高业务能力、吸收外地幼教的先进成果，自发组织到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考察。我根据国家规定到楚雄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时，没被批准。我认为这是违规行为。

我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只有“对国家安全不利和损坏国家利益”的人才不批准出境。请问我一个以真、善、忍为做人标准的女子怎么威胁到国家安全了？

我是自由公民，享有国家公民人身自由的合法权，执法人员和政府人员这样明目张胆的破坏法律规定、妨碍我的人身自由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