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于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在德国柏林公开退出中共，完成九年的心愿。

九年前的义举

今年五十多岁的张明中等个头，身材略显消瘦，说话时直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中透出的一股正气让人相信，他确实能做出九年前的那件非同寻常的事情。

二零零零年，中共镇压法轮功正是高潮的时候，“天津新闻”中播放了一个名叫杨泉的人跳楼自杀的消息，在新闻里说，这个人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自杀的。在当时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新闻，但是对张明来说无异于棒喝：“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惊呆了，这是弥天大谎呀！”当时张明在天津市运输公司工作，这个杨泉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邻居。“杨泉的情况我们都很了解，他得了股骨头坏死，几年了，不但上不了班，而且为了治病负债累累，单位又不给报销，都到了连钱都借不来的地步了。他本人不炼法轮功，但他的妻子是炼法轮功的，一九九九年的时候就因为炼法轮功（被迫害）失去工作了，家里没有了经济来源。而他上有老母亲，下有上中学的孩子。他这个病没有钱也治不了，为了给家人减轻经济负担，他就跳楼自杀了。”

这条污蔑法轮功的假新闻让张明联想起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来的铺天盖地的关于法轮功的媒体报道：“那时候所有的电视频道都在说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什么自杀，杀人的。我当时就很怀疑这些到底是不是真的，可是也没有办法调查。杨泉的事情一出来我就想，天津电视台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造假，那么中央的电视台在其它的事情就不能造假吗？上梁不正下梁歪呀！”

自从杨泉的事情上了电视，他生前工作的天津市运输公司，也就是张明所在的公司的同事们都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而张明走得更远，他想弄清真相。几经周折他终于找到了杨泉的妻子，她告诉他，这一切都是政府一手策划的。“杨泉的妻子告诉我，他死后，区政府亲自来找杨泉的家人，当着家人的面让单位领导报销三万元医药费，并把他们两室一厅的房子换到了位于市郊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很快就搬了家。他的家人当时迫于经济压力——他们还要还别人钱呀，所以就答应了政府提出的条件，上电视承认杨泉是因为炼法轮功而跳楼自杀的。”张明回忆道。

不久以后，两万份名为“一个法轮功之死的背后真相”的传单被散发到了很多天津市民的信箱中。这是张明和五名同事用自己单位的复印机复印并在暗中散发的。张明说出了当时的动机：“天津市政府欺骗了一千三百万天津市民，我非常反感，就是想把事实真相告诉大家。中央电视台的那些报道我没有办法去调查，但是天津的这件污蔑法轮功的事情我是亲身经历的。一张纸，如果政府天天说它是黑的，那人们就认为它是黑的了，我就是要告诉大家，这张纸是白的。”

拘留一个月，绝食被释放

之后不久，在二零零零年九月的一天，就在很多天津市民们对传单上的内容议论纷纷的时候，天津河北分局的警察突然来到了张明的工作单位，把参与发传单的六个人都抓走了。

当记者问在分发那两万份传单的时候是否想到后果时，张明坦承当时以为只是发到别人的信箱里，没有人会知道。直到今天，他仍不知道警察是如何知道这件事情的。

前后一共一个多月的拘留所生活不堪回首，张明说：“二十多平米的屋子挤了四十多号人。睡觉的时候必须把裤脚和袖口系住，不让臭虫进去。夜里人们一个挨一个地侧着睡，如果上厕所，回来以后就没有地方睡觉了。吃的是粗玉米面，难以下咽。”在拘留期间，张明长了满嘴的口疮，什么东西都吃不了，为了能够重新获得自由，也为了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他开始绝食。七天之后，在他奄奄一息之际，由他的哥哥做担保，张明被保外就医。“我一出拘留所就送到医院输液去了，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进食，那个血管一扎就透。”张明说。

朋友被判刑，只身逃往国外

眼前拘留所的这个难因为生病而暂时躲过了，但是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二零零一年三月，法庭的法警到了张明家发传票，上面写的罪名是：“煽动颠覆社会主义罪”。

“我知道，如果我去了就回不来了。所以我就跑到吉林的一个朋友那里，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偷渡到了德国。”张明说：“其他的那五个同事后来都被用这个罪名判了五到七年刑，其中一个死在了监狱里，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只知道他一直不服，一直在上诉，我们推测，很可能是因为这个他在里面被折磨得很厉害，最后就不行了。其他几个现在都已经刑满释放了，但是原来的单位回不去了，都没有工作了。”就连当初担保张明保外就医的哥哥也没能幸免，被判了三年。

从二零零一年三月收到法院的传票到二零零二年五月到达德国，他一共流离失所十四个月，在去德国的路上，他和一个偷渡团体一起经历了坐火车、汽车和徒步行进，转道俄罗斯和东欧，最终到达了汉堡。

镇压引起对法轮功的关注

“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法轮功，镇压开始以后，我看到所有的电台都在报法轮功，就很好奇，很想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让中共这么大动干戈。”张明当时是公司里的一个运输大队的队长，手下有十几个司机，他说：“直到领导找我手下的一个司机谈话，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炼法轮功的。直到我的邻居被开除了，我也才知道，原来她也是炼法轮功的。”

一九九九年镇压开始一两个星期之后，张明找到他手下的这个司机，要借《转法轮》这本书看看。“一开始他说什么也不借。因为当时要求所有的人都要上交法轮功书籍，如果不交的话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还有书，后来我一再保证不会说出去，他才同意我到他那里看两个小时，书不许拿走。”张明回忆道：“我一开始是抱着挑毛病的想法，想看看里面有没有危害国家利益的内容。我只大概地看了两个小时，就有两个印象，一个是真、善、忍，一个是不争不斗，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觉得挺好，没有看到什么有害的东西。”

谈起那个曾经在他手下工作的法轮功学员，张明脱口而出：“人很好，工作非常认真。”张明举了一个具体例子：“跑运输的人都知道，一队大卡车在路上的时候，如果一辆车坏了，后面的车就得停下来帮他修，但是前面的车看不到就走了。那最后的那辆车的司机就最艰难，因为谁的车坏了他都得停下来帮，但是如果他的车坏了就没有人帮。而这个法轮功学员每次出车都在最后一个，让他到前面去他都不去。冬天在东北，冰天雪地的，修车时手都伸不出来，有一个人帮和没有人帮大不一样。他每次都把最困难的事情留给自己。”

在中国，因为中共信息封锁，张明并没有很多得到法轮功真相的渠道，但是他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绝对不是政府说的那个样子：“中央电视台说，法轮功学员里有教授、学生、教师、干部、工人、军人等等，但就是没有地痞流氓。从来没有一个报道说，破获了一个犯罪集团，他们都炼法轮功。那么为什么坏人都不去炼功呢？为什么那么多社会阶层高的人炼呢？他们都分辨不了好坏吗？”

几十年的心路历程

在二零零零年，当张明意识到中共在用一个欺天大谎欺骗全中国十几亿人民的时候，他在精神上就已经脱离了中共，张明说：“我以前入过共产党，但是二零零零年那件事情以后，当有人问我是不是党员的时候，我就说不是。”

张明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从一个对共产党曾经充满希望的年轻人，到公开退党，张明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

一九七三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张明是一个“积极上进”的中学生。一次学校里要开批斗会，让张明去糊挂在被批斗人胸前的牌子，结果他没注意到报纸的背面就是毛泽东的头像。牌子正面打了个叉子，背面却是毛的头像，在那个疯狂的年月，他因此而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七年，关在天津市第三劳改队。那里面生活艰苦，先不说没有自由，那里面还有诸如把人推进七八十度高温的砖窑，胳膊反吊着打人的酷刑。到一九七八年平反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度过了五个年头。

“当时里面有很多冤假错案，比如几个南开大学的老师，因为不小心摔了一个‘毛主席’的石膏头像，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平反的时候，除了那些大右派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偿，像我们这样小的冤假错案都没有赔偿的。”张明说。

但是这还不是张明真正看清共产党的开始：“被释放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说，把这笔帐记到四人帮的头上。我们就真的把这笔帐记到了四人帮的头上，觉得这个党还是好的，有错误能改。”当张明说起当时的想法时，不能不提到一九七八年时的大环境：“当时我们也没有其它的信息来源，不知道什么是民主、自由，也不知道外国是什么样子，共产党说什么大家就信什么，大部份人都是这样。”

正因为他当时仍然认为共产党还是好的，所以一九九零年他入了党，当然里面也有一些现实的原因，他说：“当时党员有很多好处，比如公司里进了一些好车，如果一个运输大队的队长是党员，他得到好车的机会就大，一些消息党员队长也能够先知道。”

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

而真正让他思考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的，就是对法轮功的镇压，和他仅仅因为为法轮功说话就被迫害。“我们可以把事实摆到桌面上看，我只是把事实真相说了出来，这到底犯了什么罪？到底是谁在犯罪？”张明加重了语气说：“我没有罪！中共才是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它有监狱、警察、军队、先进的交通、通讯设施，它一党独大，说黑就是黑，说白就是白，说好话，做坏事，不许别人有不同意见。它剥夺了十四亿人的民主和自由。他每次迫害了别人的时候，都找一些替罪羊，把责任推到个别人的身上，而党还是‘光荣伟大正确’，还可以继续欺骗老百姓，继续迫害老百姓。”

二零零零年张明因为为法轮功说话而被拘留的时候，他就想退党了：“我一直想站出来退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我现在住的地方是个非常小的地方，连中文的大纪元都很少看到，几个月前才有人把美国的一个退党热线电话告诉我，我才和退党服务中心联系上。在网上用真名退了党。”

当张明知道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不只包括现在是党员、团员和队员的中国人，也包括曾经是团员和队员的人的时候，他表示，绝对不止有五千三百万人想在网页上声明三退：“中国人普遍对共产党很反感，一提起来都骂的，绝对不止五千三百万人想退。我相信，当人们一点点看清中共的真实面目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如何退党、退团、退队的时候，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退出的。中共解体是早晚的事情。”

当被问到用真名退党是否有顾虑时，张明说：“真正害怕的是共产党，它说假话，当然就害怕说真话的人。它越迫害，说明它越害怕，它的末日就越近了。”

退党才爱国

自己退了党的张明希望更多的人退出中共这个“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当有国内的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他是“叛党叛国”的时候，他说：“我承认我是叛党，但不是叛国，正因为我爱国，我才叛党。而且我很高兴我‘背叛’了这个大陆最大的犯罪集团。共产党嘴里说着‘和谐社会’，实际上腐败透顶，老百姓的钱都被他们‘和谐’到自己兜里去了，自己说假话，别人说真话就把别人‘和谐’到监狱里去。”

张明用一个手势加重语气道：“如果一个人爱的是中国，爱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就应该退出这个谎话连篇、腐败透顶的共产党和它的所有附属组织。”“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中国也不等于共产党。”

九年心愿达成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张明一大早就坐火车三个多小时赶到柏林，在等了九年之后，他终于在布兰登堡门前，在柏林初春温暖的阳光下，用麦克风公开宣布退党，说出了一个憋在心里九年的愿望。他的话被马上翻译成德文，让周围驻足聆听的德国人也能够明白一个中国人的心声。

“因为为法轮功说句话，我被中共迫害，被迫离开了我热爱的国家。我的哥哥后来在天津请了律师，要求法院撤销对我的诉讼，但是他们不理，不接待。后来通过法院的熟人我们才知道，这个案子，上面的政治压力太大。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张明大声说道：“当中共解体的那一天，我就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