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湖北省一个边远的小乡村，从小由于家大口阔，没念什么书，斗大的字识不了几个。修炼大法后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使我能看大法书，也能说会道了。

师父在《二零零七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以后，我悟到，在正法的最后阶段，神留给世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留给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时间也不多了，应该利用一切机会，抓紧时间，把握机遇，争分夺秒地救度众生。二零零八年新年伊始，我就开始加强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力度，抓住一切机遇，尽心尽力救度更多的世人与众生。

二零零八年农历大年初四，我家附近村里唱古装戏，戏场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我想这正是我救度众生的好机会，就每天坚持到戏场找人讲真相、劝三退。早晨炼完五套功法，发早六点的正念，然后学法，再做家务，吃过早饭后，就到戏场讲真相、劝三退。中午散场休息，回家吃点饭，下午接着再到戏场去讲真相、劝三退，直到天快黑了才回家，夜晚在家看法，发正念。一天下来，一般能劝退十几人，有时多则能退二、三十人。从正月初四一直讲到正月十八停止唱戏，一共帮助二、三百人办理退出了邪党组织。

阳春三月植树节，公路旁，山坡上，田野里见到有人在植树，我就主动走过去打招呼，接上话后我就因势利导讲真相、劝三退，有时一下就退好几人，多则一次退了十几人党、团、队。

二零零八年六月八日那天高考，我因事路过一中学，看到考场外面挤满了人，多数是学生家长，也有维持秩序的警察。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忙走到人群中间，见到面善的人就搭话讲真相、劝三退，讲天安门自焚伪案，从吃过午饭一直讲到天黑，讲退一个人就给一份明慧周报真相传单，那天我一共帮助三、四十人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

奥运期间，我们地区充满了红色恐怖气氛。那段时间我也没有停止面对面向人讲真相、劝三退，照样每天早出晚归，走到哪里劝退到哪里，在奥运前后，我总共帮助七百多人退出了邪党组织。

平日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不放过一个有缘人。菜场、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好场所。

二零零八年“五一”，我到农行去换零钱，拿出一张一百元面额人民币递给营业员，营业员也没数，就将一打五元人民币递给了我。我从农行出来后，买了五元钱鸡蛋，就回家了。第二天一数还剩一百元，才知道营业员多给了我五元钱。我知道这是师父赐给我讲真相的好机遇，一早八点就到农行去还钱，一看人不多，我就到街上转了一圈，劝退了五个人，再转身回到农行，一看营业大厅里挤满了前来取款存款的人，我忙拨开人群，走到窗口，正好碰到那位多给钱的营业员在营业，就忙递过他多给的五元钱还他钱，窗里窗外的人听到事情的原委，一下炸开了：“哟！这社会还有这么好的人！”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忙说：“我是学法轮功的，是我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去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会要。我还有几次捡到万元巨款和数万元巨款和‘三金’（金项链、金耳环、金戒指）都归还了失主。”在场的人们一听，顿时满堂喝彩：“法轮大法好。”

二零零八年十月七日，我在江堤看到一中年妇女在唱地方戏，唱的很好听，就忙走过去说：“唱的真好听，来唱几段听听。”我招呼她坐下唱了几段地方戏后，就谈开了三退保平安的事，她见我说的很诚恳，就乐意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团、队组织，临走连声说“谢谢”。

《九评》发表后，我二零零五年开始讲真相、劝三退，粗略计算了一下，共帮助了近万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看到得救的众生越来越多，有时不免发生了欢喜心，我就用师父的教导告诫自己：“在修炼的其它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转法轮》）尽量做到不骄不躁，平稳的走好最后正证实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