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女子监狱的酷刑“脱敏”（对全身所有部位进行踩、压、掐、折、击打等折磨）使我脊椎两处骨折，此后又昼夜罚站、不准睡觉、打骂侮辱等等。在这种折磨中我坚持了一个月，后来因为我正念不足，感到身体实在承受不住，被迫违心的妥协。一个月后（也就是2004年7月初），我声明重新修炼。面对的是更为残酷的迫害环境，我坚定对大法的正信不动摇，走过了艰难的四个月，在此期间我虽然吃了许多苦，但我始终头脑清醒、意志坚定。可是到了年末，不知为什么却突然间意外的出现了神志不清的情况，而且伴有全身剧痛的症状。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态下，恶警急不可耐的强迫我做这做那，使我摔了跟头。这几年来我反复向内找，但我却始终搞不清那个神志不清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邪党恶徒们给人饭里下毒药，这是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到的。

为了达到罪恶的目的，邪党人员竟用如此卑鄙下流的手段来迫害我们修真善忍的好人，真是天理不容。2004年，在北京女子监狱，由于我坚定修炼，恶人们对我恨之入骨，我成了那里的“名人”。2004年5月中旬，十分监区队长田凤清用“脱官服”为条件做抵押（是她自己说的），到女监狱政科申请对我进行肉体迫害。也就是说，在我腰背两处骨折的重伤、又经过近一个月的各种折磨后，再次加码：申请持续昼夜罚站，直到转化为止。田凤清还公开说：“真后悔不该把这个老太太接到十区来！”

2004年6月初，我因腰伤疼痛到监狱医院看医生，宋大夫看了我的腰后，问我：“怎么会搞成这样？”我避开包夹李小兵，告诉医生说：“是她们‘转化’给搞的。”医生当时没有作声。2004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被叫到大厅，副中队长闫春玲对我说：“周监（女子监狱副监狱长周英）要和你谈谈。”可能是医生把情况反映了上去。实际上后来周英并没有来见我。又一天，闫春玲告诉我：“是田凤清下令‘脱敏’的；现在靳红卫（主要打手）也知道错了。” 而田凤清却当面对我撒谎。当我向她叙说当天她们如何施暴和我的痛苦时，她说：“这事我不知道。”还说：“你当时怎么不喊哪？” 甚至还挤出几滴眼泪来以表示对我的同情。我看见了，是田凤清当天值的班。其实我当时就知道，是她亲自指挥了那场暴刑。2004年7月初，田凤清突然被调走。

2005年9月，女监大面积食物中毒，我也因此住院了。

2007年6月初，我的朋友到女监来看望我。在我没有到达之前，狱政科的张科长给我的朋友介绍说：“这老太太在监狱里挺出名的。”由于我坚信大法，成了一些邪恶狱警的眼中钉、迫害的重点，尤其在十分监区是她们迫害的焦点。

在当时，65岁的我，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许多艰难路程，在没有修炼之前就已经经过了许多大灾大难，但是，不管灾难多大，我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神志不清的现象。

在2004年12月，虽然对我的种种迫害持续不断，但我坚信大法不动摇，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怎么会突然间出现神志不清、身不由己的状况呢？这是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怪事。现在来看看当时狱警们的一系列行动：

2004年11月末，狱警们看到历经四个月，对我的“转化”久攻不下，更阴毒的迫害手段在郑玉梅她们的策划下产生了：很明显，她们要不择手段的达到在年底前转化的目的。于是，副中队长闫春玲、小队长申艳秋、吴蕾三个人直接从后台走到前台，赤膊上阵了，她们亲自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挖空心思的迫害：

24小时一秒钟不间断的所谓“法律”审讯，即“熬鹰”，纯粹是为了摧毁我的意志、消耗我体力的卑劣手法。当时我对申说：“你是个很能胡搅蛮缠的人！”她们把我拉到每个班的门口，让班里人骂我；把我揪回班里，逼着班里人批斗：打骂、推拽、撕衣服，做什么的都有；大冬天‘帮教们’不准我穿棉衣、棉鞋，还要逼我长时间拔军姿、走正步；郑玉梅亲自下令让全监区近百人一起罚站，不让她们睡觉，以此压我‘转化’；她们对我宣布：“从现在开始，24小时之内只准去一次厕所。”就在那一天中，23个小时以后她们才允许我去了一次厕所。

她们让“帮教”带我在屋子内转圈，转圈时喊口号，口号的内容，由无关紧要到要决裂大法。看来她们是要看我的头脑是否还清醒。当时我已经发现我的状态不正常：出现了身不由己、心口不一的现象，对她们让喊的口号，心中说：‘不是这样’，可是我的嘴却不听我的使唤。而我当时又改变不了这种被牵着走的状况。

过了一天，三个狱警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闫、吴站着、申蹲着。申仰着头用力盯着我，并且一遍一遍的喊：“你是岳昌智吗？”、“岳昌智回来吧！”，“岳昌智回来吧”；当时我比较清醒，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但对此很反感，就说：“我就在这里！”过了一会儿，她们休息的时候，我对申艳秋说：“你们不要这样对待我。”她说：“为什么？”我说：“你们是长官（我口误把警官说成了长官）。”她突然大哭起来，大喊：“她说我是长官了！”并哭着喊着冲向大厅。当时在大厅有七、八十人正在干活，她对着干活的人大哭大闹，谁劝也不行。这时我也来到大厅，现场管生产的肖队长看见我出来了，走到我面前，问我：“你转（化）不转？”我回答：“我不转！”肖说：“不转，回去！”我就回到了房间。过了一会儿申也回来了。她进屋后脱下了上衣，用劲甩在沙发上，哭着大叫：“你给我写‘决裂书’！！！”我坐在那里，一声不响，就是不写！

到了夜里，持续被罚站的我，又出现了神志不清的现象，而且这次较上次更严重：我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我不知道我身在何处，感觉好象在地下室，实际一直在四楼十分监区，没有动地方；我不知道去厕所的路怎么走。（我来到十分监区已经十个月了，怎么可能不知道去厕所的路呢？可是当时就是那样。）更为严重的是，我不但神志不清，而且同时伴有全身剧烈疼痛、真的无法承受，真的是生不如死。

大约深夜两点多，闫春玲进来了，她躺在沙发上，双脚横在沙发的扶手上，用冰冷的目光看着在痛苦中挣扎的我。这个向来以和善面目出现的、自称“保护法轮功学员的”、并得到过许多法轮功学员的好评的人，此时却完全现出一付凶残面孔。我在极度痛苦中，她不但不准我蹲一下缓解痛苦，相反却疯狂的强迫我写“决裂书”，厉声命令我写东西。那是我从来都不想做、永远都不要做的事！我心中想：不写！但手却不听我的指挥。不一会儿，申艳秋又进来了，还要逼着我再写上“不要生命的永远”！我的心中说：“怎么能不要生命的永远呢？！”可是我心中的这个声音太弱，主宰不了我的手。就这样，我象个木偶似的，被人牵着、机械的做着她们要我做的一切。此后的一天中，她们仍不准我有任何休息的机会，始终不让我坐、蹲、扶、靠、各种休息，即使写东西也必须站着写，甚至同一个东西逼我反复抄。很明显，就是消磨时间，就是不让我休息！直到又过了24多小时后，她们才让我有了点休息时间，休息后我清醒过来了。我懊悔莫及，痛不欲生，我竟做了这可耻的事！

我的这一切不正常情况，‘帮教’们也看到了。‘帮教’中有个叫郑燕苹的问我：“你是不是主元神不在位了？” 我点头。后来，她看我情绪非常消沉，就又问：“你是不是想‘翻车’？” 又说：“想翻就翻，我们也都翻过。”

这种迫害，对精神、心理的伤害与打击是巨大而无法言表的。有位同修建议我写揭发信。过去我不想写，是因为我认为监狱都是一窝黑，写了也没有用。而这次，我想我要揭露邪恶、曝光迫害，我开始动手写了。在那种环境中，要想写点东西，尤其是法轮功学员写信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而且随时都会搜监，写了也会被抄走，而且会遭到新的迫害。但是，这一次我写成了。

2005年8月底，历时近两个月，这期间奇迹般的没有搜监，我写给周英副监狱长的长长的一封信和一份重返修炼的声明完成了，并成功的投进了监区筒道里的监狱长信箱。信中我把十分监区前后两次对我的残酷迫害及前次使我承受不住，后来让我神志不清等情况都揭露了出来；同时声明：强制下所做的一切都不算数！一切强制下的言行全部作废！谁也改变不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决心！

信发出时，监区的监控室就看到了，接着我就又被看了起来。 这一次我是带着强大的证实法、反迫害的正念，我抱着即使失去人身也绝不再违心说话的决心与她们座谈的。相反，她们没敢把我怎么样。座谈进行了九天时，参加座谈的人觉得没什么可谈的了，她们还说：“你很坦荡，我们很佩服你。” 其中一人又说：“我看到有许多小金星从你身上掉下来。”2004年年底的迫害过后，很快，三个直接参与迫害的狱警都被调走了。

我那次的神志不清，如果她们不对我做手脚，她们为什么会有那种反常的表现？ 如果她们不做手脚，我为什么会出现那种不正常状态？极有可能是邪恶之徒往我的食物中放了药物才造成这种状态。其实无论恶徒是否下药，就从我一个身心健康的人被迫害致神志不清这一基本事实，就可以看出中共洗脑的野蛮和残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