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2003年：器官移植市场“蘑菇云”的升起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在过去十年间（1997-2007），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飞速增长”。[24] 他是这样具体描述的：“全国一共有 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25] 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对于中国器官移植发展速度，从两家与军方关系密切的医院“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和“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在其网站上公布的手术成果飞速增长图就可略见一斑（参见附录2）。

中国移植专家对外公布的器官移植数量，虽然具体数字有所出入，但是都能显出大陆器官市场在过去十年的疯狂发展（具体数字参见附录3）。在 2003-2006年间移植医院泛滥的时期，还出现了不少地下医院，也挤进器官市场牟取暴利。这些地下医院移植的器官，很可能是没有计算在公开的器官数量 中，那么，这期间的实际移植数量应该超过我们公开谈论的数据水平（参见附录4）。

从总体层面上看，不管各家各派如何估算，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肯定的，就是1999年到2008年间的发展，从数量级上来说，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根据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提供的数据以及大陆媒体的各种报道，大致可以勾画出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趋势图，如下所示： （详细情况和来源请参见附录5）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03年前后，移植数量有一个大幅度的飞跃，2007年又降了下来，但是，仍然维持在比2003年前高的水平，按中共的说法，那是因为2007年之后，大力宣传亲属间活体移植，有了效果，目前亲属活体移植比例已经有40%。[26]

更形象地表示，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核爆炸的“蘑菇云”来表示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变化，2003年就是那个“蘑菇云”的膨胀点：

那么，这个器官移植市场的“蘑菇云”需要的供体，是来自哪里呢？

世界各国移植的数量在这十年间基本都是比较稳定的。加拿大从1997年到2007年的器官移植数量大概是从1,500例增加到2,200例，美国的移植数 量从1997到2008年是从2万例增加到2万7千例 （参见附录6）。中国在稳定了几年以后（1997-2002），突然大幅度增长，然后在外界质疑活摘器官之后，又突然降了下来。这种现象不符合世界器官移 植发展的正常过程。

六、2003-2006年：器官移植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

看到上面的这个大大的“蘑菇云”，读者也许已经开动丰富的想象，为多余的器官到底来自哪里，琢磨着各种各样的答案。请大家现在不要急于下结论，我们先来看看中国大陆2003-2006年间的器官移植市场所具有的在移植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征，然后再判断到底什么样的器官来源才能撑起这一朵血色的“蘑菇云”。

1、特征之一： 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一个器官移植史上的特大意外

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27] 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下面列表显示了中国几个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3-2006年期间正式公布的平均器官等待时间，最右边一栏是美国卫生部公布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可以看 出，美国是2-3年，中国是1-2周，天壤之别，可以说是开创了器官移植历史上的一个特大意外。意外的等待时间，就意味着有意外的器官来源。

（资料来源： 请参见附录7）

2、特征之二： 昂贵的费用，器官移植成暴利行业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

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数据来源和详细费用列表请参看附录8）。

据《凤凰周刊》2006年报道，随着国外患者与日俱增，移植手术费用也逐渐上涨。2004年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 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5年，治疗费用已经超过了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3万元）。[28]

高额的收费 （背后是廉价的供体来源），使得器官移植成为暴利行业。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介绍中称“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2003年毛收入 1607万元，2004年1-6月份为1357万元，今年（2005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29]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更是大发器官财。据《南方周末》报道，“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道，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 [30] 2006年9月，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这栋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总“病床年周转率”可达上万次，外科手术中心可同时进行九台肝移植及八台肾移植手术，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某些群体就会成为这个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3、特征之三： 中国成为全球器官移植旅游中心

昂贵的费用使得病患的主要来源是有钱人阶层，局限于一个特定群体：

•海外的病人（流行一时的“器官移植旅游热”）
•大陆有钱的生意人、明星和中共官员
•少数倾家荡产的普通病人

据《三联生活周刊》2004年报道，国内的病人大多是“有自己的产业，做生意的”，也有部分“有职务的”。报道还称，短短几年间，更有数万海外病人赴华移植器官，掀起了“器官移植旅游”。该文章描述了器官移植旅游的盛况：“除 了韩国人外，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注：又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 家和地区的患者前来就诊。在该医院4楼，经常可以看到围着头巾，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 人在此交流看病心得。”[31]（2007年7月，中国卫生部要求各医院停止为外国人做器官移植手术。）

4、特征之四：小市场中的大市场，出现“蘑菇云”

高昂的费用，病人来源的局限，并没有使器官移植市场“曲高和寡”。相反，2003年后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是大幅上升的，每年突然增加了5千到1万例甚至更多的器官移植，形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蘑菇云”。

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供体短缺现象要比美国等移植大国严重得多。但是，从2003年开始中国成为了一个供体丰富，吸引国 际病患源源不断来到中国作器官移植旅游的世界移植中心。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郑虹在2004年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自豪地说，“中国的供体短缺其实比国外好了太多”。[32]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中国混乱的总体上器官严重短缺的移植市场中（小市场），却存在着一个“市场中的市场”－－面向特定病患的供体丰富的另一个市场（大市场）。只有了解了中国器官移植“小市场中的大市场”，才能明白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状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共在否认活摘器官的指控时，就抬出过这样的理由，说中国有一百多万人等着器官移植，怎么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等到器官呢？其实，就是在混淆这两个“市场”。

5、特征之五：国产的器官，出口的质量

中国这个阶段的移植市场有很多反常的现象，除了上面提到的超短的器官等待时间，面向特定的小群体，数量规模反而大增等等之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 是器官数量的增加并不是靠牺牲器官质量换来的。恰恰相反，这个时期的器官供体质量非常好。中国人都明白，大陆出口产品的质量是要远远好于国内市场的。这一 波国际器官旅游热中，中国器官移植的大客户是海外病人，给他们换器官，类似于出口产品，当然对器官质量的要求是很高的。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在其网站上的“问答”中，对于质量问题，是这么说的：“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 （参见附录9） 活体，成为招揽海外病人的重要广告。

海外的独立调查机构曾以病人或者病人家属的身份打电话到中国大陆的移植医院，询问器官情况，得到的答复大都是“供体是健康的” “一般在30岁”“保证质量是最好的”等等。[33]

也就是说，正因为等待时间短，器官质量高，才造成了大陆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

6、特征之六： 2006年之后丰富的供体来源突然消失

器官来源一般来说比较稳定，这也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器官在十几年中没有太大的增幅，当然更没有突然的下降。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的 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

活摘器官曝光之后，中共一方面予以否认，另一方面加快了对器官市场的整顿，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移植医院实行准入资格，600多家医院中，只有160多家医院获得资质。

移植医院的减少是不是造成器官移植数量下降的原因呢？当然不是的，至少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准入医院少了，医院对于供体来源的竞争也应该大大减少。对于那些 大医院来说，如果供体来源没有大的变化，供体应该更加丰富，但是，实际情况是，许多大医院的器官移植例数急剧下滑。所以，问题出在供体的消失，而不是医院 的多少。

2007年5月，中华器官移植学分会常委、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石炳毅对《科学时报》的记者说“我国器官移植的数量，在2006年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完成了近2万例的器官移植手术；2007 年1~5月份，与去年同期相比却出现明显的下降，主要问题仍然是供体短缺。”[34]

《南方周末》2007年7月刊登的一篇文章更是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文章称，“做移植手术的大夫抱怨供体突然短缺了。”“朱 志军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他对记者说，从春节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 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15例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600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35]

死刑犯器官的相对稳定性

从本文开头简单的估算中，我们可以看出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2003年前和2006年后，基本上都维持在6000例左右。事实上，这个稳定性是由几个因素造成的:

1）移植技术和免疫抑制剂在90年代末已经成熟，不存在技术上的突破造成数量大增的现象。

2) 器官移植需要有配型要求，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瓶颈，使得同一器官来源能相对地保持着一定的稳定性。

3）中国缺乏器官共享体系，一般是当地医院和当地的死刑犯进行匹配，还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考虑，匹配范围有限，不太会有大起大落。

4）死刑犯本身是要经过司法系统的固有程序来判决的，除非严打年份，死刑犯的人数是比较稳定的，甚至逐渐地在慢慢下降。

5）利用死刑犯器官的“合法性”，以及社会上普遍有一种对死刑犯还能对社会尽点贡献的“道德认知”，造成了中国移植医院可以不在乎外界的压力。

这就是说，来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器官来源。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对死刑犯器官来源的影响

最高人民法院自2007年1月1日从省级高级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导致死刑犯案例下降。这是不是造成2007年器官供体严重短缺的原因呢？当然有这个因素，但影响并不大。据新华社2008年3月10日的报道，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2007年全国死刑的不核准率只有15%。36 这个比例（很可能高估）也 说明死刑犯器官来源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从实际的移植数量上看，也是如此。在本文第一部分的“历史数据的参考”中引用了《中国日报》的报道，报道称目前 （2008-2009）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这两年每年有近一万例左右器官移植。那么，差不多也就是每年有6000多例器官来自死刑犯，基本上与 2000-2002年的水平差不多。

所以，2007年器官数量的大幅下降，必然是由于其他的器官来源的突然消失造成的（不过，并不确定是不是完全消失）。

综上所述，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突然出现，又很快消失的器官移植市场，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市场。利用死刑犯器官不会表现出以上那些非常特征。

顺便提一下，从2007年起，由于器官短缺，亲属间的活体移植成为另一种器官来源。媒体上也大肆宣传，试图改变中国人对给亲人捐器官的恐惧和认识。据人民网报道，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7年完成了84例亲体肝脏移植手术（亲属可以捐出一部分肝）。[37]不过，2006年以后亲属间活体器官成为另外一个重要来源之事，与本文关注的2003-2006年的器官移植“蘑菇云”市场没有什么关系。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