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开始了，回想这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作为有幸和师父正法同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我愿诚心的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

喜得大法

一九九六年我妻子得了子宫癌晚期，在做了切除手术后，仍感觉身体十分不舒服。经检查又患了末梢神经癌，转入大医院抢救一月后，保住了性命。随后转入了北京大医院住院治疗三年，也只能维持生命，不能治愈，花了好几万块钱。后来医院负责人来到病房说：“我们医院的技术有限，你看也没给你治好，实在对不起。请你们办理出院手续，别再浪费钱了。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出院回家。

回家后，我母亲特意从几百里外赶来：“听说医院治不好的病炼法轮功能好了。你们自己看哪块有炼法轮功的，跟人家后头炼吧。”我们一听燃起一线希望，我对妻子说：“大活人等着死，总不是个办法。明天就去找炼法轮功的。”妻子说：“我行走不便，你先炼吧，你学会了你教我。”我不答应：“咱们一起去学，我每天拉着你。”就这样一连炼了三个月，妻子的末梢神经癌痊愈，还恢复了例假，她当时写了炼功状态记录。周围的邻居朋友都说医院治不好的病，炼法轮功炼好了。炼功点的人数从十几个一下子增到了五十多个。

后来北京大医院来了封信，询问是否回院复查一次？现在是否还在治疗？还需要邮购药吗？我们欣然回复：“我们炼法轮功炼好了。不需要再治疗了。”

当地职工医院的大夫给我妻子检查，癌细胞真的没有了！大夫连问：怎么治好的？我们高兴的说：“看《转法轮》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夫感兴趣了：“能不能把书借给我看看？”目睹大法的神奇效果，亲朋好友知道了都高兴的鼓励我们：“好好炼吧。”

我在单位应酬多，经常陪客户吃饭，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抽烟、喝大酒。妻子就问站长：“我丈夫抽烟、喝酒通过学法炼功能不能戒掉？”站长说：“能戒掉。”我想：这看书就能把烟酒戒掉？带着疑惑开始看书，看几页就抽支烟，喝一杯酒，心想这怎么还没有戒呀？一连七天都是如此，等到第八天时刚把酒瓶子盖儿一打开、火柴一划着，就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燻的头昏眼花使劲呕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回烟和酒是不能碰了。在我戒烟酒之前，单位领导开玩笑说：“你要是看书、炼功能把烟酒戒了，我就把饭戒了。”这次成功戒烟酒影响非常好。大家都说我炼法轮功变好了。

去北京证实法，展现正念威力

二零零零年腊月，我和两位同修一起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临走前，我向单位请了探亲假，拿着一条写有“法正乾坤”的横幅，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认识是：大家轮流去北京证实法，还师父清白，给大法弟子一个合理合法的炼功环境。

早晨六点，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边上，当时没有人，拉着警戒线，不让游人進天安门广场，要查身份证。快到十一点，广场上人多了。已经有几个大法弟子在广场上撒传单，一撒满天飞。恶警用大棒子把他们打的头破血流。

我们三人着急了：同修被打的头破血流，我们得赶快進去正法（当时大家都说“正法”，其实应是“证实法”）。咱们要用正步走進去，展现大法的庄严神圣。个子高的同修站在中间打横幅，另外两个人站两边。我们三人排成一横排，高喊着“法正乾坤”正步走進广场。广场上的警察看的都惊呆了，他们蹲在地上往天上看，好象在看我们有多高。我当时感觉元神一下子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去了，天安门都小的看不见了。直到我们走到广场中心，警察才把我们拦住：好了好了，你们别喊了，我们都听见了，你们是来正法的。这时来了一辆警车，警察打开车门，弯腰鞠躬并客气的说：“请，请你们上车。”

我们当时没有挨打挨骂，现在想想是因为当时的心完全是为了法，没有为私为己的想法，符合了法的标准，所以就展现出了大法的威严。

警车把我们拉到了前门公安分局，让我们登记，我们不配合。前门公安分局后院里，站了有大约三百来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大家排成几行，一起大声背《论语》。警察说：不许背！可是没人理他。

下午一点多，来了几个大依维柯，我们三人被分开了，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被送到了昌平县公安局，然后又分到了一个派出所。他们开始审问：你是不是你师父派你来的？我答：是我自愿来的。问：你来干什么？答：来正法（证实法）。问：你不在家好好学法炼功，到这来正什么法？答：为大法讨个公道，还我师父清白。问：报出你的单位和姓名。答：我不愿意给任何人找麻烦。

警察拿着电棍威胁我：“你要是能承受得了，你就别报姓名。”他们强迫我把衣服脱光，警察把门窗全部打开，冷风呼呼的吹，警察问：“冷不冷？”我说：“不冷。”他们又说：“再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我不吭声。三分钟后，他们拿来了电棍。这种电棍和别的电棍不一样。一般的电棍用时摁电钮往外冒火星，而这种电棍一摁火苗呼就出来，火焰有三寸长。当时我害怕了，心想：这不把我的肉皮烧化了。后来又想到：“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就把心一横，彻底放下生死。

警察狞笑着：“那就请你享受吧。”拿着电棍走近我，当距离我有一乍远时，火焰熄灭了，电棍突然没电了。他们又换新的电棍，可这些电棍电到我身上，一点不疼，好象一股热流非常舒服。我真想睡觉，随即睡着了。当我正睡的美的时候，就觉的有人使劲推我、拽我。警察生气的说：“我们在这电你都快累死了，你却在这呼呼的睡大觉！”我不由的说：“你们电的太舒服了，使劲电。再多拿几根，再多电会儿，真舒服。”警察一听，不电了。

当时还不知道明确的用神通反制邪恶。有一个警察叫：“电他的小鸡鸡，他就不睡了。”我第一念想：“这还不电没了？不过没了就没了，师父，我能承受的了。”警察拿着电棍就上来了，一屋子警察围着我。前面两个警察拿着一根电棍向我走来，在离我两步时，火焰突然熄灭。警察叫：换根有电的！换了根有电的电棍，我想：电棍凭什么打我？为什么不打他们？我是好人，他们是坏人，应该打他们。正想着呢，警察一摁开关，就电倒了两个警察。两个人互相埋怨：你为什么不电法轮功，电我？

旁边围观的警察见状上来四个帮忙，两边各有一个警察抓住我的胳膊，后边有两个警察推着我，不让我躲：“这下好了，你们上来电他。”这样一电，四个抓我的警察都被电倒了，“哎哟”，“哎哟”直叫唤。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神通。

警察还不罢休，要烧我的汗毛，拿出打火机，一根一根的烧汗毛。说是烧汗毛其实是烧肉。肉烧的“滋滋”响，难闻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见我还不服软，一把把我推倒在地，几个人轮流的在我身上踩，穿着大皮鞋拧，把抽完的带火的烟头扔在我身上。

警察往地上泼上冷水，让我站在水里，又从电热水器里接上开水倒在我背上，说这样导电快。这回又上来几个警察电我，一摁开关，警察全倒下了，纷纷把电棍都扔了。警察直给我作揖：“大爷，我们把电棍送给你，大爷求求你了，告诉我们你的单位和姓名。”我说：“大爷不愿意说，你们就不要问了。”

这时所长来了，一進门就说：“你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被审的站在中心还叉着腰，审问的蹲缩在墙角里？！”我说：“所长，你看他们象警察吗？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们。”所长接过话说：“你们看人家说你们连做警察的资格都没有，还不给我滚！”警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走了。

之后把我关到了满地是水的小房子里，只能站着，不能坐。几天后，我省公安厅厅长到派出所来接我。一见面我说：“厅长你好！”厅长马上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是请假来的，你从来都不违反各项纪律。”随后，把我领到了本省驻京办事处。（事后我才知道，同去的同修已经讲了我们的单位和姓名）离开派出所时，警察们在大厅门口，笑呵呵的拍着手说：“欢迎你过完年再来北京正法，我们欢迎你。”

在驻京办事处，约二十平米的房间关押了近二十位大法弟子，男女老少都有。我们在这里集体学法，背《洪吟》，集体炼功，互相交流切磋。

近二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三个被子。晚上休息前，我对巡夜的公安厅副厅长说：“我们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各不一，能不能给我们安排方便一点的住处？”这个厅长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很放心，你们就将就的住吧。”只有三个被子，大家互相让，谁也不盖，都想让别的同修用。当时的场面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和衣而卧，睡在水泥地上。十冬腊月的北京天气很冷，可是没有一个人感到冷。大家都觉着热，都说“怎么这么热？”我们都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我的双手被手铐铐着，每次吃饭都是同修喂我，上厕所也靠同修帮忙。大家无私的状态感动着我、熔炼着我，我升华的很快。

从北京回来后，工友们好奇的问，我就耐心的讲去北京证实法的经过。当他们听到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能放下生死去北京为大法讨公道，都竖起了大拇指，佩服的说：“做的对，做的好！”

遗憾的是回到当地公安局，公安要求我们写保证，保证不再去北京。由于学法不深，学人不学法，看老学员都写了保证，我也签了名，留下了污点。后来悟到这样不对，我们与广州的学员联系，请他们帮助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

在工作中证实大法

我想大法被人诬蔑，我一定做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工作中证实大法、洪扬大法。

一天班上我在现场指挥叉车，叉车扠了一个铁斗子，铁斗子里面装了一罐子硫酸，地面上铺的是铅板。叉车由于超重，自动下滑，砸在左脚上。好几吨的重量砸在脚上，铅板上砸出一个脚形。叉车司机急坏了，我说：“我有师父管，没事的，不用去医院。”脚又胀又麻，却不疼。大家都啧啧称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说大法的坏话了。

我们单位有个车间工作需要气泵。两个气泵同时开起来的时候，噪音大的什么也听不见。站在轰鸣的气泵边上，我想：这声音要是小一点儿多好啊。这时气泵的声音就小了。我一听又想：这要是变成音乐多好啊。随即就飘来一阵美妙的音乐。当班的工人都很惊讶的跑来问：气泵是不是停了？怎么没有声音了？看到气泵还在转，他们就直问我：你是怎么整的？气泵没声音了还在转？法轮功就是神！教教我们，明天我们也让它们光转没声音。

有一个警察被下放到我们单位，他不明真相，总是诽谤大法。我劝他不了解就不要乱讲。他不听：“我就是要这样说。”我说：“那你就要遭报。”他不相信善恶有报，还挑衅：“你报应一个给我看看？！”他当时坐在桌子上，我随口说那就让你在桌子上转两圈，叫你看看有没有报应。话没说完他人就在桌子上不停的转，吓的他直喊救命。旁观的工友们喊：“快来看呐，他在桌子上转！”那个警察满脸流汗，脸色苍白，直问我怎么办。我正告他：你向我师父认错。他大声说：“李大师我错了！你饶了我吧！”一连喊了好几遍，才慢慢的停下来了。其余的工友哈哈大笑；“谁让你不务正业，整天胡说人家法轮功？！”

流离失所

从北京回来后，我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请假，过年不许回家探望父母，甚至父亲去世一周年我想回去祭奠也不行。我们单位分局的警察经常夜里一两点去我家骚扰，然后在门口把门，六点天亮才离开，有一次竟拿手枪点着我的脑袋：“恭喜你，你们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了。”我回敬道：“你们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就夜闯民宅，骚扰百姓，你们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后来邪恶之徒要给我非法判刑，由于师父呵护，我们提前走脱，流离失所到外地。

刚到外地时，每月只有二百元生活费，连房子都租不起。亲戚朋友害怕被牵连也不敢提供帮助。最窘迫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楼梯拐角下面，地上铺张草席，和衣躺下。有时候，上下楼的人顺手就把烟头扔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靠打工养活自己，干过许多活儿：曾在食堂洗菜，给人洗衣服、洗袜子，当过保管，卖苞米，卖冰棍，卖水果，看门打更等等，结识了很多有缘人。尽管很忙，但我们挤时间学法炼功。无论打什么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坚持讲真相救人。

在食堂洗菜，我给大师傅们讲真相，讲天安门假自焚，并注意在工作中修好自己，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来。

食堂要讲卫生，可是大师傅们干活累了，不愿勤洗工作服，工作服、工作帽一连几天都不洗。我每天中午、晚上洗一次，洗完后晾在暖气片上，很快就干了。这样什么时候工作服都是白白净净的。大师傅们看我这样都跟着学，大家都是白白净净的工作服、工作帽，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

干完自己的活儿，我常帮别人干，经常是一人干两人的活儿。可就是不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经常在下班前，乐呵呵的把真相小册子、真相护身符一个一个亲手递到食堂大师傅们的手上。他们也笑嘻嘻的接了：“谢谢！”

刚开始的时候学法不深，讲真相不理智，没有智慧，几次丢了工作，还有几次差点被抓到派出所去。

比如一次，我站在大街上给行人发真相护身符，边发边讲真相。正发着呢，走过来一个小伙子，一把抓住我的脖领，瞪着眼睛嚷：“法轮功是反革命，跟我去派出所去！我没钱花了，拿几个奖金！”拽着我的衣服要拉我去派出所。我赶紧说：“你这人太没良心了！我是为了救你，消除电视上散布的谣言，你却要害我。到了派出所，人家也要分个青红皂白。抓也要抓没良心的，肯定先打你一顿！”他一听手就松开了，怯怯的问：“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立即说：“你都管我叫大哥了，大哥还能骗你吗？”他小声说：“那就算了。”我一看他软了，就说：“那不行，我得把你弄到派出所。你这么坏的人，派出所应抓你。”抓住他的胳膊不放，他就急了，忙说：“大哥，算我没说。我走了。”说完溜了。我站在那儿继续发，直到发完才离开。

事后我才知道，邪党引诱常人对大法犯罪——告发一个大法弟子奖励三千元。我不了解情况，有些做法是不太理智的。

筹建资料点 制作真相资料

虽然流离失所到外地，我仍然惦记着本地的同修。二零零一年，当我听说本地同修得不到经文、资料很着急，于是就返回本地与同修一起筹建资料点，一起做资料。

那时很难，我们都不会操作电脑，不会上网，只能是买个复印机，或传真机，找个单页的母本复印。因没有人提供母本，找来的单页往往是折叠起皱的。我们就找来一块白布，把单页放在白布下面，用电烙铁在白布上面来回烙，单页就平整了，这样就能复印了。

记的“天安门假自焚案”出来后，我们想找个单页，到处找找不到，跑了几个省都找不到（我认识的同修也很有限），后来终于在外省一门洞里找到同修贴的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罗干一手导演的”。只有这十几个大字，没有图，也没有说明。我看到喜出望外，小心翼翼的揭下来，拿回家处理。

在外省偶尔能得到外省同修发到我家门上的真相资料，这些真相资料就象宝贝一样被我带回本地，当了“火种”。

我们买的第一台机子是传真机，花了一千五百元，因为没钱买复印机。但是印出来的字迹半个月后就消失了。看来得买复印机，于是大伙凑钱托人到省城买了一台便携式复印机，花了三千多元。一分钟只能印四页，就这样我们还高兴极了，能自己做资料了！

同修的大法书很多被邪恶挨家搜走了，很缺书。我们后来又买了台速度快点的美能达复印机，第一批做出一百多本《转法轮》，解决了燃眉之急。先用母本复印，再分好页，用壁纸刀割开，装在一个特定的模子里，四周用螺丝固定好。书脊刷上橡胶，然后粘上书皮，一次只能做一本（模子限定）。手工做的书也很美观、很结实。

由于那时人心多，怕心重，学法少，不注意修自己，心性上有漏。而协调人不注意修口，显示心不去。再加上那时大家都不注意安全，其实是不会注意安全。我们的资料点总是建成不足三个月就被邪恶破坏了。刚开始只损失设备，后来连同修也被迫害。几年下来，多台机器损失，多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回想起来真让人扼腕叹息。

有几次出事前，我的天耳通被师父打开了。我几次亲耳听到有人向邪恶打电话恶意告发：“某某回来了，赶快上他家搜查，看他藏了什么东西。”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就赶快通知大家发正念，加强安全措施。

学技术 去怕心

老是复印也不行啊，打母本都不会，于是我就开始学技术，跑到外省同修那里学技术。我什么也不会，只好从头学起。而我学技术也很难，刚开始外省同修不信任我，不教技术，只让我来回用移动硬盘灌资料，让我往回背真相资料，就这样我来回灌资料、背资料跑了三年多。

在这三年中，我半个月背一次资料，每次都是拎着大皮包过安检，然后坐火车或汽车回家。来回背资料很辛苦，有时坐车没有座，就得站十几个小时，有时遇到乘车高峰就买不到票。有一年年底回家买不到票，只好三十晚上坐火车回家。

虽辛苦点儿，却很锻炼人。在这实修的过程中，去掉了我的很多怕心。明慧周刊上提醒说带光盘过安检要注意，可我每次都带三、四百张光盘，哪次检测仪都不叫。后来我悟到：检测仪是检查三品的，光盘资料都不是三品，机器怎么会叫呢？我们是救度众生，做的是最正的，应该是很顺利的。

检测仪好过，而开包检查就很考验人了，这就更需要正念了。

一次，我提着两皮包真相资料上火车。车开了有两个小时，列车长带着七、八个乘务员和乘警挨个开包检查，说是查三品。我一看，赶快求师父加持，并不停的发正念。在距我还有两排时，要查一对旅行结婚的小夫妻的包。新郎不让查，乘警非要查。新郎说：“要查不出来怎么办？”乘警耍无赖：“查不出来是例行公务，与我们无关；不过，查出来你就得跟我们走。”然后就把小夫妻的包打开，东西扔的满地都是就不管了，也没查出三品。新郎不干了，和乘警吵起来。这下车厢里的旅客纷纷指责乘警，也都不让查包。列车长一看没法往下查了，就悻悻的带着下属走了，不查了。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弟子，好险呐。

另一次过汽车安检，我提了两蛇皮袋子资料。车站工作人员过来问：“这里面是什么？打开看看。”“给别人捎的货，都是书。打开可以，不过你得原样给我封好。”我边回答边发正念。他听了，用手在袋子上拍了拍，说：“过去吧。”

还有一次，我提着电脑主机去找外省同修维修，因为电脑里有大法资料，而当时又不会加密。过安检时，工作人员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家進的货，顾客反映有问题，现在我找厂家返厂维修。”他一听就不打开了，然后在主机上蹬了两脚。我忙说：“别蹬，都坏了还蹬？！”这样顺利通过。

在一个省城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乘警逆着人流方向站着，看见谁不顺眼就要查身份证，并要开包检查。每次我都是发着正念从容通过。

几年来这样的事经历了很多，渐渐的习以为常了。有意思的是外省同修见我长途来回背，过检测仪都平安无事，就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门路？要不你就是特务，要不你怎么能这么顺利呢？”我被问的哭笑不得。我知道同修害怕我是特务，体谅他们的困难我就啥也不说。经过三年的时间，同修被我感动了，不再戒备我，间隔消除了。

后来同修终于开始教我怎样复制、粘贴；怎样打《转法轮》的母本；怎样排版；怎样做封塑护身符；怎样维修打印机；怎样上网、下载；并教我用无线上网卡上网，虽然贵些，但能解决问题了。后来我又跟同修学装系统，Ghost恢复，这样系统坏了就不用背着机子大老远找同修维修了，自己就能解决问题。

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了，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和本地同修一起努力，提高心性，钻研技术、传播技术，突破邪恶对技术的封锁。我们先后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资料点。现在我们那里已经不那么困难了。周刊、周报都能及时看到，漂亮的小册子、华美的神韵晚会和包装精美的《九评》以及各种真相资料如春雨，润物无声的走進千家万户。

两年了，优昙婆罗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放，花、树叶、木头、玻璃上都有。亲眼目睹圣花，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哪，我们唯有精進报师恩！

回想这一路跟头把式的走来，感慨良多：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们就不能走到今天。在此对几年来提供无私帮助的外省同修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最大的体会是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并在实践中做到实修，这样才能救得了人，才能多救人。

谢谢大家。

（明慧网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