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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法会|实修中证实大法威力
文/中国山西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

第六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会开始了,回想这十几年的修炼历程,作为有幸和师父正法同在,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大法徒,我愿诚心的向师父汇报我的修炼心得。

喜得大法

一九九六年我妻子得了子宫癌晚期,在做了切除手术后,仍感觉身体十分不舒服。经检查又患了末梢神经癌,转入大医院抢救一月后,保住了性命。随后转入了北京大医院住院治疗三年,也只能维持生命,不能治愈,花了好几万块钱。后来医院负责人来到病房说:“我们医院的技术有限,你看也没给你治好,实在对不起。请你们办理出院手续,别再浪费钱了。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出院回家。

回家后,我母亲特意从几百里外赶来:“听说医院治不好的病炼法轮功能好了。你们自己看哪块有炼法轮功的,跟人家后头炼吧。”我们一听燃起一线希望,我对妻子说:“大活人等着死,总不是个办法。明天就去找炼法轮功的。”妻子说:“我行走不便,你先炼吧,你学会了你教我。”我不答应:“咱们一起去学,我每天拉着你。”就这样一连炼了三个月,妻子的末梢神经癌痊愈,还恢复了例假,她当时写了炼功状态记录。周围的邻居朋友都说医院治不好的病,炼法轮功炼好了。炼功点的人数从十几个一下子增到了五十多个。

后来北京大医院来了封信,询问是否回院复查一次?现在是否还在治疗?还需要邮购药吗?我们欣然回复:“我们炼法轮功炼好了。不需要再治疗了。”

当地职工医院的大夫给我妻子检查,癌细胞真的没有了!大夫连问:怎么治好的?我们高兴的说:“看《转法轮》炼法轮功炼好的。”大夫感兴趣了:“能不能把书借给我看看?”目睹大法的神奇效果,亲朋好友知道了都高兴的鼓励我们:“好好炼吧。”

我在单位应酬多,经常陪客户吃饭,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惯:抽烟、喝大酒。妻子就问站长:“我丈夫抽烟、喝酒通过学法炼功能不能戒掉?”站长说:“能戒掉。”我想:这看书就能把烟酒戒掉?带着疑惑开始看书,看几页就抽支烟,喝一杯酒,心想这怎么还没有戒呀?一连七天都是如此,等到第八天时刚把酒瓶子盖儿一打开、火柴一划着,就有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燻的头昏眼花使劲呕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回烟和酒是不能碰了。在我戒烟酒之前,单位领导开玩笑说:“你要是看书、炼功能把烟酒戒了,我就把饭戒了。”这次成功戒烟酒影响非常好。大家都说我炼法轮功变好了。

去北京证实法,展现正念威力

二零零零年腊月,我和两位同修一起去北京天安门证实法。临走前,我向单位请了探亲假,拿着一条写有“法正乾坤”的横幅,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的认识是:大家轮流去北京证实法,还师父清白,给大法弟子一个合理合法的炼功环境。

早晨六点,我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边上,当时没有人,拉着警戒线,不让游人進天安门广场,要查身份证。快到十一点,广场上人多了。已经有几个大法弟子在广场上撒传单,一撒满天飞。恶警用大棒子把他们打的头破血流。

我们三人着急了:同修被打的头破血流,我们得赶快進去正法(当时大家都说“正法”,其实应是“证实法”)。咱们要用正步走進去,展现大法的庄严神圣。个子高的同修站在中间打横幅,另外两个人站两边。我们三人排成一横排,高喊着“法正乾坤”正步走進广场。广场上的警察看的都惊呆了,他们蹲在地上往天上看,好象在看我们有多高。我当时感觉元神一下子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去了,天安门都小的看不见了。直到我们走到广场中心,警察才把我们拦住:好了好了,你们别喊了,我们都听见了,你们是来正法的。这时来了一辆警车,警察打开车门,弯腰鞠躬并客气的说:“请,请你们上车。”

我们当时没有挨打挨骂,现在想想是因为当时的心完全是为了法,没有为私为己的想法,符合了法的标准,所以就展现出了大法的威严。

警车把我们拉到了前门公安分局,让我们登记,我们不配合。前门公安分局后院里,站了有大约三百来人,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大家排成几行,一起大声背《论语》。警察说:不许背!可是没人理他。

下午一点多,来了几个大依维柯,我们三人被分开了,分别被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被送到了昌平县公安局,然后又分到了一个派出所。他们开始审问:你是不是你师父派你来的?我答:是我自愿来的。问:你来干什么?答:来正法(证实法)。问:你不在家好好学法炼功,到这来正什么法?答:为大法讨个公道,还我师父清白。问:报出你的单位和姓名。答:我不愿意给任何人找麻烦。

警察拿着电棍威胁我:“你要是能承受得了,你就别报姓名。”他们强迫我把衣服脱光,警察把门窗全部打开,冷风呼呼的吹,警察问:“冷不冷?”我说:“不冷。”他们又说:“再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我不吭声。三分钟后,他们拿来了电棍。这种电棍和别的电棍不一样。一般的电棍用时摁电钮往外冒火星,而这种电棍一摁火苗呼就出来,火焰有三寸长。当时我害怕了,心想:这不把我的肉皮烧化了。后来又想到:“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洪吟》〈无存〉)。就把心一横,彻底放下生死。

警察狞笑着:“那就请你享受吧。”拿着电棍走近我,当距离我有一乍远时,火焰熄灭了,电棍突然没电了。他们又换新的电棍,可这些电棍电到我身上,一点不疼,好象一股热流非常舒服。我真想睡觉,随即睡着了。当我正睡的美的时候,就觉的有人使劲推我、拽我。警察生气的说:“我们在这电你都快累死了,你却在这呼呼的睡大觉!”我不由的说:“你们电的太舒服了,使劲电。再多拿几根,再多电会儿,真舒服。”警察一听,不电了。

当时还不知道明确的用神通反制邪恶。有一个警察叫:“电他的小鸡鸡,他就不睡了。”我第一念想:“这还不电没了?不过没了就没了,师父,我能承受的了。”警察拿着电棍就上来了,一屋子警察围着我。前面两个警察拿着一根电棍向我走来,在离我两步时,火焰突然熄灭。警察叫:换根有电的!换了根有电的电棍,我想:电棍凭什么打我?为什么不打他们?我是好人,他们是坏人,应该打他们。正想着呢,警察一摁开关,就电倒了两个警察。两个人互相埋怨:你为什么不电法轮功,电我?

旁边围观的警察见状上来四个帮忙,两边各有一个警察抓住我的胳膊,后边有两个警察推着我,不让我躲:“这下好了,你们上来电他。”这样一电,四个抓我的警察都被电倒了,“哎哟”,“哎哟”直叫唤。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神通。

警察还不罢休,要烧我的汗毛,拿出打火机,一根一根的烧汗毛。说是烧汗毛其实是烧肉。肉烧的“滋滋”响,难闻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见我还不服软,一把把我推倒在地,几个人轮流的在我身上踩,穿着大皮鞋拧,把抽完的带火的烟头扔在我身上。

警察往地上泼上冷水,让我站在水里,又从电热水器里接上开水倒在我背上,说这样导电快。这回又上来几个警察电我,一摁开关,警察全倒下了,纷纷把电棍都扔了。警察直给我作揖:“大爷,我们把电棍送给你,大爷求求你了,告诉我们你的单位和姓名。”我说:“大爷不愿意说,你们就不要问了。”

这时所长来了,一進门就说:“你看看你们是什么样子?被审的站在中心还叉着腰,审问的蹲缩在墙角里?!”我说:“所长,你看他们象警察吗?你得好好教育教育他们。”所长接过话说:“你们看人家说你们连做警察的资格都没有,还不给我滚!”警察们一个个垂头丧气的走了。

之后把我关到了满地是水的小房子里,只能站着,不能坐。几天后,我省公安厅厅长到派出所来接我。一见面我说:“厅长你好!”厅长马上说:“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是请假来的,你从来都不违反各项纪律。”随后,把我领到了本省驻京办事处。(事后我才知道,同去的同修已经讲了我们的单位和姓名)离开派出所时,警察们在大厅门口,笑呵呵的拍着手说:“欢迎你过完年再来北京正法,我们欢迎你。”

在驻京办事处,约二十平米的房间关押了近二十位大法弟子,男女老少都有。我们在这里集体学法,背《洪吟》,集体炼功,互相交流切磋。

近二十个人,只有三张床,三个被子。晚上休息前,我对巡夜的公安厅副厅长说:“我们这么多的人,男女老少各不一,能不能给我们安排方便一点的住处?”这个厅长说:“我知道你们都不是一般的人,我们很放心,你们就将就的住吧。”只有三个被子,大家互相让,谁也不盖,都想让别的同修用。当时的场面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和衣而卧,睡在水泥地上。十冬腊月的北京天气很冷,可是没有一个人感到冷。大家都觉着热,都说“怎么这么热?”我们都明白这是大法的威力。我的双手被手铐铐着,每次吃饭都是同修喂我,上厕所也靠同修帮忙。大家无私的状态感动着我、熔炼着我,我升华的很快。

从北京回来后,工友们好奇的问,我就耐心的讲去北京证实法的经过。当他们听到那么多法轮功学员能放下生死去北京为大法讨公道,都竖起了大拇指,佩服的说:“做的对,做的好!”

遗憾的是回到当地公安局,公安要求我们写保证,保证不再去北京。由于学法不深,学人不学法,看老学员都写了保证,我也签了名,留下了污点。后来悟到这样不对,我们与广州的学员联系,请他们帮助在“明慧网”上发表“严正声明”。

在工作中证实大法

我想大法被人诬蔑,我一定做好,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在工作中证实大法、洪扬大法。

一天班上我在现场指挥叉车,叉车扠了一个铁斗子,铁斗子里面装了一罐子硫酸,地面上铺的是铅板。叉车由于超重,自动下滑,砸在左脚上。好几吨的重量砸在脚上,铅板上砸出一个脚形。叉车司机急坏了,我说:“我有师父管,没事的,不用去医院。”脚又胀又麻,却不疼。大家都啧啧称奇。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在我面前说大法的坏话了。

我们单位有个车间工作需要气泵。两个气泵同时开起来的时候,噪音大的什么也听不见。站在轰鸣的气泵边上,我想:这声音要是小一点儿多好啊。这时气泵的声音就小了。我一听又想:这要是变成音乐多好啊。随即就飘来一阵美妙的音乐。当班的工人都很惊讶的跑来问:气泵是不是停了?怎么没有声音了?看到气泵还在转,他们就直问我:你是怎么整的?气泵没声音了还在转?法轮功就是神!教教我们,明天我们也让它们光转没声音。

有一个警察被下放到我们单位,他不明真相,总是诽谤大法。我劝他不了解就不要乱讲。他不听:“我就是要这样说。”我说:“那你就要遭报。”他不相信善恶有报,还挑衅:“你报应一个给我看看?!”他当时坐在桌子上,我随口说那就让你在桌子上转两圈,叫你看看有没有报应。话没说完他人就在桌子上不停的转,吓的他直喊救命。旁观的工友们喊:“快来看呐,他在桌子上转!”那个警察满脸流汗,脸色苍白,直问我怎么办。我正告他:你向我师父认错。他大声说:“李大师我错了!你饶了我吧!”一连喊了好几遍,才慢慢的停下来了。其余的工友哈哈大笑;“谁让你不务正业,整天胡说人家法轮功?!”

流离失所

从北京回来后,我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不能请假,过年不许回家探望父母,甚至父亲去世一周年我想回去祭奠也不行。我们单位分局的警察经常夜里一两点去我家骚扰,然后在门口把门,六点天亮才离开,有一次竟拿手枪点着我的脑袋:“恭喜你,你们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了。”我回敬道:“你们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就夜闯民宅,骚扰百姓,你们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后来邪恶之徒要给我非法判刑,由于师父呵护,我们提前走脱,流离失所到外地。

刚到外地时,每月只有二百元生活费,连房子都租不起。亲戚朋友害怕被牵连也不敢提供帮助。最窘迫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就住在楼梯拐角下面,地上铺张草席,和衣躺下。有时候,上下楼的人顺手就把烟头扔到我们身上了。

我们靠打工养活自己,干过许多活儿:曾在食堂洗菜,给人洗衣服、洗袜子,当过保管,卖苞米,卖冰棍,卖水果,看门打更等等,结识了很多有缘人。尽管很忙,但我们挤时间学法炼功。无论打什么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坚持讲真相救人。

在食堂洗菜,我给大师傅们讲真相,讲天安门假自焚,并注意在工作中修好自己,展现出大法弟子的风貌来。

食堂要讲卫生,可是大师傅们干活累了,不愿勤洗工作服,工作服、工作帽一连几天都不洗。我每天中午、晚上洗一次,洗完后晾在暖气片上,很快就干了。这样什么时候工作服都是白白净净的。大师傅们看我这样都跟着学,大家都是白白净净的工作服、工作帽,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

干完自己的活儿,我常帮别人干,经常是一人干两人的活儿。可就是不累,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经常在下班前,乐呵呵的把真相小册子、真相护身符一个一个亲手递到食堂大师傅们的手上。他们也笑嘻嘻的接了:“谢谢!”

刚开始的时候学法不深,讲真相不理智,没有智慧,几次丢了工作,还有几次差点被抓到派出所去。

比如一次,我站在大街上给行人发真相护身符,边发边讲真相。正发着呢,走过来一个小伙子,一把抓住我的脖领,瞪着眼睛嚷:“法轮功是反革命,跟我去派出所去!我没钱花了,拿几个奖金!”拽着我的衣服要拉我去派出所。我赶紧说:“你这人太没良心了!我是为了救你,消除电视上散布的谣言,你却要害我。到了派出所,人家也要分个青红皂白。抓也要抓没良心的,肯定先打你一顿!”他一听手就松开了,怯怯的问:“大哥,你说的是真的吗?”我立即说:“你都管我叫大哥了,大哥还能骗你吗?”他小声说:“那就算了。”我一看他软了,就说:“那不行,我得把你弄到派出所。你这么坏的人,派出所应抓你。”抓住他的胳膊不放,他就急了,忙说:“大哥,算我没说。我走了。”说完溜了。我站在那儿继续发,直到发完才离开。

事后我才知道,邪党引诱常人对大法犯罪——告发一个大法弟子奖励三千元。我不了解情况,有些做法是不太理智的。

筹建资料点 制作真相资料

虽然流离失所到外地,我仍然惦记着本地的同修。二零零一年,当我听说本地同修得不到经文、资料很着急,于是就返回本地与同修一起筹建资料点,一起做资料。

那时很难,我们都不会操作电脑,不会上网,只能是买个复印机,或传真机,找个单页的母本复印。因没有人提供母本,找来的单页往往是折叠起皱的。我们就找来一块白布,把单页放在白布下面,用电烙铁在白布上面来回烙,单页就平整了,这样就能复印了。

记的“天安门假自焚案”出来后,我们想找个单页,到处找找不到,跑了几个省都找不到(我认识的同修也很有限),后来终于在外省一门洞里找到同修贴的一张传单,上面写着“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罗干一手导演的”。只有这十几个大字,没有图,也没有说明。我看到喜出望外,小心翼翼的揭下来,拿回家处理。

在外省偶尔能得到外省同修发到我家门上的真相资料,这些真相资料就象宝贝一样被我带回本地,当了“火种”。

我们买的第一台机子是传真机,花了一千五百元,因为没钱买复印机。但是印出来的字迹半个月后就消失了。看来得买复印机,于是大伙凑钱托人到省城买了一台便携式复印机,花了三千多元。一分钟只能印四页,就这样我们还高兴极了,能自己做资料了!

同修的大法书很多被邪恶挨家搜走了,很缺书。我们后来又买了台速度快点的美能达复印机,第一批做出一百多本《转法轮》,解决了燃眉之急。先用母本复印,再分好页,用壁纸刀割开,装在一个特定的模子里,四周用螺丝固定好。书脊刷上橡胶,然后粘上书皮,一次只能做一本(模子限定)。手工做的书也很美观、很结实。

由于那时人心多,怕心重,学法少,不注意修自己,心性上有漏。而协调人不注意修口,显示心不去。再加上那时大家都不注意安全,其实是不会注意安全。我们的资料点总是建成不足三个月就被邪恶破坏了。刚开始只损失设备,后来连同修也被迫害。几年下来,多台机器损失,多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回想起来真让人扼腕叹息。

有几次出事前,我的天耳通被师父打开了。我几次亲耳听到有人向邪恶打电话恶意告发:“某某回来了,赶快上他家搜查,看他藏了什么东西。”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就赶快通知大家发正念,加强安全措施。

学技术 去怕心

老是复印也不行啊,打母本都不会,于是我就开始学技术,跑到外省同修那里学技术。我什么也不会,只好从头学起。而我学技术也很难,刚开始外省同修不信任我,不教技术,只让我来回用移动硬盘灌资料,让我往回背真相资料,就这样我来回灌资料、背资料跑了三年多。

在这三年中,我半个月背一次资料,每次都是拎着大皮包过安检,然后坐火车或汽车回家。来回背资料很辛苦,有时坐车没有座,就得站十几个小时,有时遇到乘车高峰就买不到票。有一年年底回家买不到票,只好三十晚上坐火车回家。

虽辛苦点儿,却很锻炼人。在这实修的过程中,去掉了我的很多怕心。明慧周刊上提醒说带光盘过安检要注意,可我每次都带三、四百张光盘,哪次检测仪都不叫。后来我悟到:检测仪是检查三品的,光盘资料都不是三品,机器怎么会叫呢?我们是救度众生,做的是最正的,应该是很顺利的。

检测仪好过,而开包检查就很考验人了,这就更需要正念了。

一次,我提着两皮包真相资料上火车。车开了有两个小时,列车长带着七、八个乘务员和乘警挨个开包检查,说是查三品。我一看,赶快求师父加持,并不停的发正念。在距我还有两排时,要查一对旅行结婚的小夫妻的包。新郎不让查,乘警非要查。新郎说:“要查不出来怎么办?”乘警耍无赖:“查不出来是例行公务,与我们无关;不过,查出来你就得跟我们走。”然后就把小夫妻的包打开,东西扔的满地都是就不管了,也没查出三品。新郎不干了,和乘警吵起来。这下车厢里的旅客纷纷指责乘警,也都不让查包。列车长一看没法往下查了,就悻悻的带着下属走了,不查了。我知道这是慈悲的师父在保护弟子,好险呐。

另一次过汽车安检,我提了两蛇皮袋子资料。车站工作人员过来问:“这里面是什么?打开看看。”“给别人捎的货,都是书。打开可以,不过你得原样给我封好。”我边回答边发正念。他听了,用手在袋子上拍了拍,说:“过去吧。”

还有一次,我提着电脑主机去找外省同修维修,因为电脑里有大法资料,而当时又不会加密。过安检时,工作人员问:“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我家進的货,顾客反映有问题,现在我找厂家返厂维修。”他一听就不打开了,然后在主机上蹬了两脚。我忙说:“别蹬,都坏了还蹬?!”这样顺利通过。

在一个省城火车站,候车大厅里乘警逆着人流方向站着,看见谁不顺眼就要查身份证,并要开包检查。每次我都是发着正念从容通过。

几年来这样的事经历了很多,渐渐的习以为常了。有意思的是外省同修见我长途来回背,过检测仪都平安无事,就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门路?要不你就是特务,要不你怎么能这么顺利呢?”我被问的哭笑不得。我知道同修害怕我是特务,体谅他们的困难我就啥也不说。经过三年的时间,同修被我感动了,不再戒备我,间隔消除了。

后来同修终于开始教我怎样复制、粘贴;怎样打《转法轮》的母本;怎样排版;怎样做封塑护身符;怎样维修打印机;怎样上网、下载;并教我用无线上网卡上网,虽然贵些,但能解决问题了。后来我又跟同修学装系统,Ghost恢复,这样系统坏了就不用背着机子大老远找同修维修了,自己就能解决问题。

随着正法進程的推進,邪恶的因素越来越少了,走出来的同修越来越多。明慧网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我和本地同修一起努力,提高心性,钻研技术、传播技术,突破邪恶对技术的封锁。我们先后建起了大大小小的十几个资料点。现在我们那里已经不那么困难了。周刊、周报都能及时看到,漂亮的小册子、华美的神韵晚会和包装精美的《九评》以及各种真相资料如春雨,润物无声的走進千家万户。

两年了,优昙婆罗花在我们住的院子里开放,花、树叶、木头、玻璃上都有。亲眼目睹圣花,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哪,我们唯有精進报师恩!

回想这一路跟头把式的走来,感慨良多: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同修的无私帮助,我们就不能走到今天。在此对几年来提供无私帮助的外省同修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最大的体会是要听师父的话,多学法,并在实践中做到实修,这样才能救得了人,才能多救人。

谢谢大家。

(明慧网第六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当日前一篇文章: 大法经文只能用原文原声 绝对不能用其它录音
◎师父加注

当日后一篇文章: 大陆法会|用正念和神通解体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