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96年有幸得大法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过程中，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指导修炼，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心中充满了喜悦。以前，我有过多种疾病，最为严重的是：我的颈椎弯曲变形压迫中枢神经，导致脖颈粗肿，脑袋不能随意转动，走路时身躯扳的象个木头人，严重时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了，整个上半身各部位钻心的疼，病痛的折磨使我整夜失眠，睡觉时没有一个姿势能减轻疼痛。为了治病，我跑遍了大小医院、疗养院，也找过专家、名医都没能治愈我的病；也用了各种偏方：什么神灯疗法，还有各种气功疗法，反正我是有病乱投医，什么治疗方法都用过。一天，我路过一个书摊，看见书摊上摆放的各种气功书，便过去翻看，当我拿起《转法轮》这本书翻看时，就觉得这本书不同寻常。多年来，许多解不开的答案全在里面，便请回家细看。当我看完第一遍时，就感到多年腹部冰凉的感觉消失了，只觉得腹部发烫，很舒服。我想：这书不是一般的气功书，真是太神奇了，于是我迫不及待的想要学炼法轮功。不久我就找到了炼功点开始学炼法轮功，通过学法炼功修心性，不知不觉中，令我多年痛苦不堪的颈椎变形不治而愈，摆脱了我生活中的极大痛苦，从此使我的生命走向新生。

在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大法后，我与所有坚持修炼的大法弟子一样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一、讲真话多次遭迫害

1999年7•20，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以各种卑鄙手段及莫须有的罪名疯狂迫害法轮功，迫害大法弟子。法轮功学员抱着对政府的信任以及自己亲身的见证，纷纷走向北京信访局，向有关部门反映实际情况，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祛病健身，这样的好功法怎么能不让炼呢？再说了，现在我国已走向老龄化，如果老年人借闲暇时炼炼功，身体健康，减轻儿女、单位、社会的负担这多好啊！可能有关部门不了解实情，我们这些受益人应当向有关部门讲清真相。

我与几位同修于99年12月底去了北京，谁知刚到天安门外围的红墙边旁，就被北京恶警绑架并将我们关押在天安门派出所。当时派出所里已非法关押了全国各地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当我走进天安门派出所时，我想象不到现在的公安警察一个个变成了凶恶的打手，四、五个身强力壮的恶警将一位上海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打翻在地，将她口袋里的《转法轮》抢走，几个恶警又将一面国旗撕成布条，反绑那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双手（脸朝下），几只脚同时踩在她身上，一恶警穷凶极恶的用力将书撕毁，并用打火机点燃，逼上海同修报出姓名、住址，然后他们又对我们蛮横无理乱搜身，后来又把我们关进铁笼子里。

威海驻京办来人非法将我们押送本地驻京办，第二天又将我押送到威海竹岛派出所。我被关进派出所楼梯口的暗室里。然后，竹岛派出所所长徐东升（男，40多岁，1米7左右，胖胖的，方圆脸）气势汹汹将我孩子和孩子单位的领导找来，他们用株连政策逼迫我写不炼功保证书，之后让我先回家，命令第二天来交罚款。

回家后，我心里越想越不是滋味，法轮功教人做好人祛病健身，而江泽民与中共邪党害中国人，利诱唆使警察迫害善良，行恶事。心想：这是什么世道？人想说真话的权利都没有，过去还有句话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而我的病就是炼法轮功炼好的，可现在就是不让说、不让炼。这样下去中国人不就被共产邪党变成魔鬼了吗？善恶不分，心想我明天就到派出所告诉他们真相。

第二天，派出所刚上班，我就到了竹岛派出所，找到徐所长说明我的来意，当我一张口，徐东升及警察就破口大骂：对我恶言恶语大发雷霆，满口的污言秽语，我说：“没有师父我活不到今天。”这时徐东升与恶警将我绑架送往威海拘留所关押迫害了15天。

2000年的5月为了讲明法轮功真相，救度被中共谎言毒害了的世人，我再次去了北京信访局，当时信访局门口到处是法轮功学员不畏强暴的口号声，和警察非法抓捕学员的声音，在到处充满邪恶的恐怖下我再次陷入牢笼。

这次我被截访的警察绑架后，押到威海驻京办荣成恶警的房间里，房间里的地上已关押着三个荣成法轮功学员。我刚一进门，荣成的一个恶警，27岁左右，约1米78的个儿，长脸形，大眼睛，骂骂咧咧的说是给他们找麻烦，并且向我勒索要钱。我说没有钱。这时门外走进一文登驻京人员问我：“法轮功真有那么好吗？”我就向他讲自己亲身受益的实际情况。这时荣成那个恶警听后就从脚下脱下拖鞋朝我脸上猛抽了6、7下，并骂道：“再叫你说好。”过了一会，又走进一个近50多岁的恶警头，此人47、8岁，皮肤长的挺白，一付养尊处优的样子，他坐到床边张口就骂：“不好好在家待着，出来捣乱什么？”因当时我们被迫坐在地上，我说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他就从床边起来用穿着皮鞋的脚居高临下朝我脸上猛踹了一脚骂道“叫你好”，并威胁我说：“等威海的警察来了再好好收拾你。”

晚上竹岛派出所的恶警胁迫我女儿乘飞机一起来押我回去，他们凭着有火车不坐，故意往返坐飞机，并强迫我出钱付昂贵的飞机票，他们的所有一切费用全由我个人负担，这一次就被非法勒索钱财5000多元，将我关押15天，也不给开任何收款收据。

在拘留所里恶警不让我们学法炼功，天天被恶警打骂，晚上恶警还将我们的手铐到院子晒衣服用的铁条上吊着，到第二天才放下，天天如此。拘留所有一姓于的恶人，40多岁，1米8的个儿，三角眼，长相很恶。这人原来是做饭的，后留用拘留所，这人为讨功，成为邪恶的迫害工具，对法轮功学员最狠，张口就骂，抬手就打，邪恶至极。不久此人出了车祸，腿都瘸了。还有一姓张的指导员，50岁左右，身高约1米75，胖胖的大眼，张口闭口谩骂大法。

2000年夏天为讲明真相，我和同修一起又去了北京，在北京天安门被非法绑架到派出所，又将我们送进东城看守所，这座看守所外表是宾馆式的装饰，监房内置也很高级，专供外国人参观、骗人用的。当时因我们不报姓名、地址而被每天提审。我与同修一起绝食抗议迫害。期间我还听刑事犯讲开始东城看守所恶警极其邪恶，电棍电，用大板砸折磨法轮功学员，把人打得鲜血淋漓。当时无论恶警怎么对大法弟子行恶，大法弟子始终如一用善心向他们讲真相，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后来，许多警察被大法弟子的善心所震撼。提审大法弟子的公安人员都背地里佩服大法弟子的壮举，刑事犯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有个吸毒八年的犯人，血管被针扎的都瘪了，就是跟大法弟子炼功后血管又重新鼓起来，她对大法弟子很尊重。

最后由于被威海驻京办领别的同修时认出了我，将我一起非法押回威海拘留所并被非法拘留15天。在拘留所里我遭到威海“六一零”恶警刘金虎的残酷迫害。

一天，刘杰、刘金虎提审我。恶警刘金虎当着刘杰的面用脚猛踹我的腿，我踉跄一下没倒。他又骂我并将我撕拽到刘杰面前蹲着，对刘金虎的恶行，刘杰视而不见，与刘金虎喳喳几句就走了。一会儿，刘金虎将我带到楼上一会议室里对我进行非法迫害，他当时两脚蹲在方椅子上对我进行审讯，当时审讯是借口，暴力迫害是目的。问话间，刘金虎蛮横没有人性的抬起穿着皮鞋的脚朝我脸上踹，他居高临下的抬左脚踹我的左脸并随口谩骂，把我踹倒在地上，又用手拽我的头发拖到他的跟前，再骂一声并抬起右脚踹我的右脸；就这样还不解恨，见我倒地上，他就很生气骂着我，又心生毒计让我两手端个方凳，并命令踹倒了我的手也不许落地，继续凶狠的用穿着皮鞋的脚猛踹我的脸。

当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麻木的失去了知觉，只听“扑嗵”“扑嗵”的皮鞋踹脸发出的声音，他连续踹了我20多脚，直到他累了才停下，而后他做贼心虚怕别人看出，更怕他的恶行曝光，强逼我到卫生间把脸洗干净才放我回监室。

当时我为反迫害已经绝食绝水10多天，身体非常虚弱，又已是年过半百的老年妇女，只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人而却被刘金虎下如此毒手，不知他的人性何在？良知何在！

2000年年底当地邪恶在中共恶党的利诱下又对大法弟子进行疯狂大搜捕。那天上午8点钟恶警就来我家强行非法抄家，并把我绑架到拘留所，以种种借口把我又非法拘留了15天。

2001年4月28日，因邪恶头子李岚清来威海，邪恶的“六一零”及各派出所纷纷出动，强行对大法弟子任意抄家、抓人，把我及其他同修非法绑架到看守所。第二天早晨我起来炼功时，被恶警铐在监室内地上的铁钩子上。上午十点左右，狱医殷洁让我们全身脱光衣服以检查卫生对大法弟子进行人格污辱，我们不配合，她就叫来中队长宫建将我们野蛮的撕拽着拖到门外，把我与几位大法弟子强行关在死囚犯的铁笼子里，白天让太阳晒，晚上凉风吹，天天如此，长达19天肉体折磨。我们群起绝食抵制反迫害，所长毕可胜亲自操纵指导中队长宫建带领狱医宋常双、还有恶警及刑事犯人给我们灌食，几名男刑事犯用力摁住我们的头，脸朝上摁的呼吸都要窒息了。宫建凶狠的喊：“再铐紧点。”狱医宋常双对绝食拒不配合抗争的大法弟子不断邪恶的叫骂，根本不顾大法弟子的死活进行野蛮灌食。

在看守所里，我们大法弟子失去一切人身自由，甚至大、小便都没有自由，我就因急于上厕所一男警还打了我一耳光，狠命的踹了我一脚。后因身体出现病危才被保外就医。对我行恶的恶警四十多岁，1米7，很胖，广饶一带口音。

2003年1月5日，我出去办事途中，被竹岛派出所恶警以查身份证为由将我绑架到竹岛派出所后，转威海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绝食抗议非法迫害。第八天中队长宫建把我叫出监室伪善对我劝说，当他见我态度坚定，说话间趁我毫无防备竟把我一拳打进铁笼子里，由狱医及几个刑事犯以灌食为名对我进行非法迫害，连续三天的野蛮灌食把我折磨的奄奄一息，并匆匆将我劳教三年，送往臭名昭著的王村第二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

二、王村劳教所——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间地狱

2003年1月15日，我被绑架到王村劳教所五大队。五大队长曲秀英，副大队长两个，一个叫王永红，一个姓张的（此人1米6米，皮肤黑黑的，眼睛很大，圆圆脸，邹平人，后被调到劳教所的管教科）。她们迫害大法弟子一贯手段是车轮战，从早到晚四、五个犹大不停的灌输诋毁大法的谎言邪说，不准睡觉，整日里坐在特制的小圆硬木凳上，臀部坐的皮肉出血，不让垫东西，并且常常对我拳打脚踢百般凌辱，妄想从精神到肉体上摧残着大法弟子的意志，来达到她们的邪恶目的。因在当地看守所我就已绝食几天，所以到劳教所的第三天，身体出现严重的脱水现象，坐在小板凳上根本坐不稳，全身无力象着了火一样烧的难受，没办法我只好在寒冷的冬天坐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这时几个恶警就对我辱骂并拳打脚踢。

她们还常常用野蛮灌食来折磨摧残大法弟子，这种酷刑真是用语言很难描述当时那种撕心裂肺痛苦不堪的折磨。她们从四楼把我抬到楼下扔在二道门的雪地上等车。到了医院门口，两个护卫队男警将我从车上拖下去，一边一个拽着我的面包服在满地是水的地上拖着走，因衣服被恶警拽着，腰部裸露在地上拖他们全然不顾，腰部磨出了皮带宽的一道血痕。

灌食时，他们把我按坐在椅子上，手反铐在椅子背上，把两腿向椅子两侧分开然后把脚别在椅子衬里边，腿脚一会就全麻木了，头被强行摁在椅子背上，再狠命的拽着头发往后拽，脸被拽的向后仰，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动不了。一个男警还用力捏我的鼻子，当时因用力过大把我的脸颊按的呈紫色，旁边还有辱骂声。尤其姓闫的女警凶神恶煞的，还有张芳更是心狠无度。

连续折磨几次，我的身体就被迫害的出现尿毒症，昏迷不醒两天两夜，被送进医院抢救。就这样，她们还不罢休，到了大年三十医院要放假，她们又把我押回五队迫害，在卫生间（严管室）里搭了一张小床，由所里的医生给我灌食，把管子整天插在鼻子里不拔出，把我双手铐在小床的两边，两脚绑在床尾两边，成大字形，动也不能动，稍一动弹，铐子就勒进肉里。早晨曲大队长还装模作样假惺惺的给我捏捏肩膀，表演一番，美其名曰为我好。说管子不能拔，拔下管子多遭罪。几天过后，一天早晨我用力把头靠近手趁机将管子拔下，拔下一看插进鼻子的那截白色管子都变成了黑色，我的鼻子又肿又痛。就这样她们还骂我说我拔下来给她们找麻烦，真是邪恶至极。他们把我铐在床上，每天就让我睡三个小时的觉，用各种方式成天折磨我。

在邪恶的黑窝里由于不能学法炼功，又被种酷刑折磨，我在神志不清时违心的向邪恶妥协。妥协后不几天我被并到二大队，大队长姓王（50多岁，瘦瘦的个子，大眼睛，长脸形，整天满脸乌云密布很邪恶）。到二大队的第二天王大队长找我谈话，谈话间我讲述了自己真实受益情况及法轮功真相，当时她听后很恼火。立马带领现任队长的刘（26岁左右，潍坊人，戴着眼镜）给我叫出去单独帮教，让我写体会，我不写她们就到所里汇报，所里又通知五大队把我带回去叫“异地帮教”，户口在二大队，人在五大队。

回去后五大队曲秀英及张大队长假惺惺的开始以“伪善”对我，当她们的目的没能达到时，就开始变换手法摧残折磨我。她们用罚站、昼夜不让睡觉来折磨我，几天下来我的脚肿的象个面包，身体还发着高烧。医生让我坐着，说在发展下去有生命危险，她们这才让我坐。因多日不让睡觉，晚上站着困得往后倒退。

在劳教所里，警察经常用减刑利诱唆使刑事犯人迫害大法弟子，一次刑事犯刘雪梅（平度人）一巴掌将我耳朵打的听不见声音。另一个叫王春梅（青岛即墨人）有一天一夜扳我的身体不停的折磨我。她以自己年轻力壮，想扳倒我来取乐没得逞，那天我困的迷迷糊糊还以为做梦呢。她们有时就将门窗打开，让我穿着单衣在风口里吹，她们却穿的暖暖的。当我质问队长时队长却说：“活该，让你清醒清醒。”那次40多天没让我回屋睡觉。在邪恶种种折磨下我再次向邪恶妥协，就这样委曲求全生不如死地继续苟活着。到了10月1日前夕，五大队因为人员减少被并入各大队里，我又被并入了三大队。三大队长李爱文，年轻气盛，对大法弟子更是邪恶至极，心狠手辣，成天弄些乱七八糟污蔑大法的光盘，强行给我们洗脑，出题目考测所谓的转化实情，逼迫写污蔑大法文章，花样繁多，邪恶透顶。在邪恶的环境里，生不如死，度日如年，劳教所真是迫害大法弟子的人间地狱。

到了3月份，“3•8”节那天强迫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我不写，他们又对我加重迫害，这次我写“严正声明”，宣布那些在酷刑迫害下的违心言行作废。此时此刻三大队大队长李爱文如临大敌，当晚布置了对我的迫害计划，派人严密监视我。第二天开始隔离严管，安排三班倒昼夜对我进行迫害，我唯一的选择是绝食反迫害，以行动要求还师父及大法的清白。在严管期间不让我睡觉并威胁利诱我吃饭，我不答应。

第六天，大队长李爱文亲自指导队办公室人员给我野蛮灌食，带班崔队长将我骗进办公室谈话，以伪善开头，当达不到目的时就凶相毕露，大队长李爱文带领李莤、殷桂华、崔红文、张春霞、还有一个又矮又胖姓李的队长，他们六人身强力壮将我团团围住，有掐我的头，有抱住我身子的，有拧胳膊的，有踩住我双脚的，还有只手狠狠的捏住我的鼻子，强行给我灌食。灌不进去，就将饭泼到我的嘴边，并且还有一只手狠狠的堵住我的嘴不让我呼吸。这时我呼吸困难，奋力抗争，心中请求师父救我，这时她们才松开手，我趁机将嘴边的玉米面粥全喷了出去，喷了女警一身。

我已是年过半百的妇女，已经绝食绝水六天了，面对这群如虎似狼的恶警野蛮非人行为，更加认清恶党的邪恶面目，也更加坚定了我坚修大法的决心。

恶警狼狈收场后，她们还不死心，她们又邪恶的用株连方法煽动他人仇恨，不让我所在班的全班及工作人员吃饭，妄图要挟我，我不被邪招所动，最后她们将我的事上报到所里，又把我强制送劳教所医院灌食，连续五天，一天两次的野蛮灌食，严重摧残了我的身体。她们每天从楼上把我抬到楼下的过程中都是骂不停口，恶警宋红一边抬一边趁机使劲掐我的大腿内侧。到医院，每次都是将我按住，屁股坐在椅子上，手反铐在背后椅子背上，两条腿被强行分开，两脚分别被别到左右两边的椅子腿的衬里，脚脖子被别得钻心的疼，全身动弹不了，前面两女警用穿高跟皮鞋的脚踩住我的脚，身后两边各站一女警，中间是护卫队的男警，专掐头的，他揪着我的头发使劲往下拽，50分钟下来，双脚都木了，脚脖子深深的勒出了一道痕。

有一次灌食，他们狠命往我嘴里捅管子，两根管子同时被我咬住，她们竟动用9名恶警，主任医生赤膊上阵亲自指导用铁具撬牙并凶狠的狂叫：“使劲撬，将她的牙撬下来。”护士长见撬不开，丢了面子，更是魔性大发，破口大骂。当时我口中两条管子满满的，只能心中默念师父的法，心中求师父加持。灌完食后，回所医务室强行注射针剂，也是将两手铐在床头上，两脚绑到床尾。不久她们又把我转到所内的禁闭室进一步迫害。那里阴冷潮湿。晚上我全身打寒战，牙齿紧咬。

第二天一上班，三大队的副大队长、王永红又带领张芳、李莤、张春霞、崔红文一窝蜂拥进来，强行押我去医院灌食，我喊：“法轮大法好！”并挣扎不去。管理科长陈素萍狠狠的说：“你还越来越喊上了啊。”她们七手八脚拽抬着我。女恶警张春霞喊道：“给她亮亮相，让她喊。”将我衣服拽起半截故意露着。刚进医院，主任医生跑来说昨天的化验结果下来了，马上住院输氧。这时我浑身仍寒战不停，牙关紧咬。一位医生过来对我查过心电图，马上将我带到病房输氧。

在医院期间，第一天是张春霞、李茜。李茜是个年轻的女警，成天端着个自以为是架子，实在很邪恶。我身体都那样了，还刁难折腾我故意用矿泉水盖倒上水往我嘴里倒，我不张口。她就骂骂咧咧的往我脸上泼，水流到枕头上。张口闭口骂法轮功，而且她值班的时候，因打吊瓶需人拿着瓶子才能解手，为此她也骂我。这就是邪党培养出的新一代女警。还有张芳，当时我身体已虚弱无力了，她竟逼我起来擦地，因我腰疼的厉害不敢弯腰，她竟嫌我不用劲，没擦干净，真是没有人性。她还邪恶的说，象我这样的，在男所早就治过来了（因她丈夫在男所也是迫害法轮功的，听说更是心狠手辣）。那意思是对我迫害的程度还不够厉害，真是邪恶至极。打吊瓶从早到半夜，手还得铐在床头上，身体动也不能动。

不久因我的心、肾都出现严重衰竭，每天处于昏沉沉的迷糊状态，还被大队长李爱文说成是装的。后来病情越来越重出现光想尿又尿不出来的症状，实在很难受，可张芳却说我给她们找麻烦。

在劳教所的警察们除了迫害大法弟子，再就是向大法弟子勒索钱，真是别的什么也不管，把我迫害的生命垂危了，竟还向我的家人索取医药费。她们开始打电话找我丈夫没找着，就向我女儿要，她们明知道我女儿刚生小孩，女人产期不能受刺激，却狂叫：“跟她女儿要，使劲折腾折腾她！”随后就打电话骚扰我女儿，给女儿的身心、经济和家庭都造成了严重伤害。还有一次找不到我家人，从我本子上查到我婆婆家的电话，她们连80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张口向老人要钱，我与婆婆家是异地，她并不知道我的详细情况，惊吓之余吃不下饭，觉也睡不着，严重的伤害了她的身体，差点要了老人的命。

由于我身体每况愈下，心、肾都出现严重衰竭，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劳教所迫不得已将我放回家治疗，办了保外就医，临走时还扣衣物，以此要挟我家人，并勒索现金6000多元。当时医院诊断，我回家不死也成个废人，因为当时我的身体根本动不了，只是还没停止呼吸。

以上是我遭受迫害的部份经历，在此，我奉劝那些曾参与和还在参与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者赶快醒悟，明真相，不要助恶为虐、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