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寅教授全家抵达芝加哥奥哈尔国际机场

教书育人：全系三十六个“笑脸”，须寅得了十一个

和须寅教授谈话，不难感受到他对教书育人这个行业的热爱，一九九五年在清华土木工程系研究土木结构工程中的力学课题获得博士学位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书育才至今十三年。

在刚开始教书时，承担着两门课程的教学，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一个本科毕业年级的级主任的工作让须寅教授本人也是在超负荷运转，算下来半年的时间干了一年半的工作量，连他的导师都看不过去，更何况须寅全家在北京没有亲戚，没有住房，孩子刚刚出生等等因素让这个年轻的科研工作者特别的累，工作压力大，神经衰弱，每晚很难入睡；直到一九九五年的时候接触到了法轮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一天就看完了《转法轮》一书，天黑都不知道开灯，看完后什么都明白了。那叫一个轻松啊，倒头就睡着了，从此再没有失眠过。”

修炼法轮功后，须寅教授觉的精神特别好，工作效率高，身心健康，因其在本职工作中的优异表现，数次获得清华大学校系先进工作者、多个国家级教学和科研成果奖等荣誉，在多个学期结束后的学生给予的评估中获全系最高分，有的学生在评语中写道：“须寅教授是我从中学到大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他还在教学综合评估中总分连续几个学期获得全校的前5%。在清华大学，每当一个老师的课程评估的项目获得本校的前20%后，可得到一个“笑脸”作为鼓励，有一个学期结束后，土木工程系三十几个上课的教师共获得了三十六个笑脸，而须寅教授一个人就得了十一个，几乎占了三分之一，被同事们称为不折不扣的教学“得分手”。

风云突变　坚守岗位心不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开始非法打压法轮功后，这个兢兢业业的教授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组织：校六一零办公室。这个组织主要是由各个院系退休的党委书记组成，再加上本系的党委书记，天天轮番的都是中共的宣传，还莫名的给了须寅教授一个“工会体育委员”的头衔，不时的以开会为由看管着他，特别是到了所谓的敏感时期，须寅教授说：“有时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开会，回家才知道原来是什么十六大召开，后来我就直截了当的把他们的这个把戏说穿。他们也很尴尬。”

采访中他表示：“法轮功教我在哪个环境都要做好人，我就好好工作，上课，我的工作业绩越来越好，是系里的骨干教师，系领导看我心态平静，同事和其他导师对我的评价都很高，也就默许我炼，学生们也都知道我在炼法轮功，很多人暗地里也很关心我，担心我被打压。”

然而，“六一零”办公室的人眼看着须寅教授不为其所动，依旧上课，教书搞科研，便采取了另一种威胁的口气：你这么喜爱教书，你就不怕因为炼法轮功而教不下去？你就不怕被开除？

须教授回忆说：“我当时就正告他们，你们要开除我，必须出示正式通知，让全校的师生都知道我被开除不是因为我的业务，而是因为我的信仰，因为我炼法轮功而被开除。”他们一看也就不敢用这个方式了。

突陷囹圄　遭非法劳教牵连无辜家人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象往常一样，送走女儿上学后，须寅本打算开始准备出全国研究生考卷，突然，二十几个海淀公安分局的中共警察突然闯开未锁的防盗门，进行搜查。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证件就翻箱倒柜，翻出法轮功的书籍；然后，竟拿出空白的“讯问令”和“搜查令”，当场填写，并以此将须寅教授和妻子拘捕。

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一天后，经须教授据理力争，以孩子无人照顾为由，他妻子被放回家，而他本人却被非法关进海淀看守所，第二天被“国家安全保卫处”的人提审。因须寅教授曾义务担任清华大学炼功辅导站的副站长，被认为是重中之重的人物，国保处的人曾扬言：放谁也不能放须寅。须寅教授本人因而被非法劳教两年。

后来，有的警察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抓人是有指标的，抓刑事犯有危险，抓法轮功没有任何危险，还有奖金。”“我们现在抓人也是为两年后的奥运做准备，就是要营造这种气氛，你就是在奥运会之前被放出来，你也不敢动。”

须寅教授说：“这不就是国家恐怖主义吗？他们有没有想过这个，说抓就抓，给被抓人的家庭、工作带来什么影响了吗？我们在北京没有亲戚，我妻子担负着全部的家庭负担，还要为我的生命安全担忧，并为我被早日获释操碎了心，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我的女儿还不到十四岁，以她的优秀成绩考入本校高中本来是没有问题的，然而我的突然被捕，给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考试失利，也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爸爸被抓，怕别人误会她爸爸是坏人。”“我的父母后来到北京帮助照看家里，我的父亲已经快八十岁了，父母又要为我的事情奔走，父亲的病情更加严重，后来需要动手术，又不敢告诉被关押的我，全家人的压力可想而知。”

同时，须寅教授上课的一百多学生也受到影响，因为突然换老师，连教务处开始时都不知怎么回事，代课老师换了，学生们不满意；又换一个也不满意；学生们都在寻找他们熟悉的须寅教授。当得知须寅因炼功被抓了，他的研究生还到看守所送衣服，说：“我的老师不是坏人，我们尊敬他。”

坚修大法　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三日，须寅教授被非法关押在了团河劳教所，其中八个月被隔离在“小号”，只许1/3的坐在一个三十厘米高的小凳子上，一整天面壁不许动，不许闭眼睛，因为坐的受力面积小，时间一长就疼痛难忍，同时，隔三差五的找他谈话，用这种办法精神和肉体上煎熬须寅教授，让他看不到任何希望，不许和任何人哪怕是眼光的接触，以防止任何的鼓励，欲以此达到让他精神崩溃，最后放弃修炼。

在劳教所与家人通信受到严格限制，有劳教所认为不合适的内容就扣押了。家属的来信都全被先查看，并用家里的来信作为诱惑。

须寅教授回忆说：“当时父亲有病，他们就拿着信说家里有事，想不想打电话问问啊？我当然想打电话问问了。他们就说，你只要写‘保证书’，电话随便打。在那个时候，这真是个诱惑。但我知道，那种不炼功的保证只是第一步，写了保证就得写‘揭批材料’，就是骂法轮功啊，最后每一到两个月还得进行什么考核，关于法轮功的选择题，合格后才能减期，这就是所谓的‘学习程序’。”

“我就是不走这个程序，就是不想配合，因为我是重点对象，警察还暗中指使‘包夹’折磨我。‘包夹’就是被关押的看管法轮功的普通犯人，在劳教所里，一点点恩惠就是极大的诱惑，包夹也不例外，所以警察的指使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的对待我们。我当着警察的面就直接指出‘包夹’对我干的所有坏事就是警察干的。”

“后来，他们逼迫我单独看录像，一些邪悟人的话。看完后我说，‘他们根本不是法轮功，我是法轮功，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然后我就讲真相；后来，一看录像，我就取笑录像里播放的内容，警察很沮丧：完了，又白看了。后来就不再让我看了。

“警察诬蔑法轮功，对我说：一个‘法轮功’在河上摆上纸莲花，然后从纸莲花上走过，走到河中心时掉水里淹死了。我说这是假的，那纸莲花踩第一个时就落水了，怎么可能等到河中心？”

“‘揭露伪科学’的录像片，是警察用来给我们洗脑的东西，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迫看了不止一次。当我看时，我发现那个片子是试图用魔术师的变戏法来证明特异功能是假的。我对警察说，魔术师变戏法前提就是假的，怎么能用假的东西来证明真的特异功能是假的呢？后来，劳教所也没有再放这个片子了。”

“在和转化我的警察们交锋时，我尽量用他们能明白的话讲，特别我是个学理工科的教师，我用严密的科学思维逻辑与警察那种的中共流氓式的政治逻辑抗衡，我从自然科学角度给他们证明法轮功是非常好的功法，他们无法推翻我用的自然科学逻辑，警察也觉得我是个思维理智的人。和他们一谈就是很长时间，我通过问问题的方式牵制着他们的思维。就这样一个自称‘全国转化水平最高’的警察也认输了，用他的话讲：我们这里的警察没有一个能说服你，我们这里的录像和书对你根本没有用。再后来他们谁也不愿和我谈话了。”

“再后来就没有人愿‘转化’和‘教育’我了，我还相对自由些，就这样警察也希望我赶紧走，别给他们添麻烦。劳教所后来在我到期被释放时，警察对前来接我的学校院系领导说：‘和没进劳教所一样，回去还得看紧’。”

重获自由　海外揭露迫害

二零零八年三月十三日，须寅教授被释放出来后，清华大学强迫其再写认错和不炼功的声明，否则不续签教书合同。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大学教授只好放弃了为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的工作权利，携全家妻小来到美国，重获自由。

取自《周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是多少莘莘学子向往的地方，本应该是宣扬、传播、维护真理和正义的地方。然而，一名清华大学教授，在无端被关押两年之后，跟着的却是校方要求其背弃信仰，十余载的教书生涯换来的却是生活来源被剥夺。一个正常的教授家庭被破坏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中共却说须寅教授因修炼法轮功扰乱社会秩序。到底是谁在扰乱正常秩序？

据法轮功明慧网资料显示，目前清华大学至少有四十多人被关押，判刑，劳教，判刑时间最长的是十三年。

须寅教授在其声明中有这样一段话：我爱我的工作岗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亲人。我不愿离弃生我养我的那片中华大地，我不愿离开我熟悉的课堂和学生期待的目光。但是在信仰与利益相互矛盾时，我要为我的学生做出示范：我为讲真话，为揭露中共的迫害，为了唤醒被中共邪恶谎言迷惑的民众，我只能放弃我所热爱的一切，离开中国，到我能讲真话的地方表达心声。

我要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的学生和全世界的人：中共有罪。并尽快把我的遭遇向全世界人民公布，让全世界人民看到中共的铁幕后面掩盖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