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慧网二零零八年九月十七日】北京法轮功学员,曾执教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须寅教授,于二零零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赴美后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并谴责中共利用国家机器对他本人的迫害事实,特别是北京团河劳教所对他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 须寅教授全家抵达芝加哥奥哈尔国际机场 |
以下是须寅教授声明原文: 我从一九九五年起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和我的妻子、女儿过着安宁的生活。直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我平静的生活从此结束。我工作所在的清华大学,为了迫使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多次用开除公职,使我失去维持生活收入相威胁,对我施加压力。当地公安警察多次闯入我家进行骚扰,而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后,我家就被清华大学六一零和海淀区中关村派出所严密监控起来。居委会的治安巡逻人员经常在我家楼道里蹲坑,在我家附近监视我的行踪。同时,对我家的电话、电脑网络进行监听、监控。清华大学六一零每逢敏感日期,比如节假日、中共开什么重要会议,都要找我谈话,阻止我参与法轮功的请愿,限制我的人身自由。中共迫害法轮功步步升级,有很多人因为继续修炼法轮功,被抓捕、关押甚至虐杀。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三日早上,我在家中正准备工作。突然,一伙公安警察闯入我家,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强行搜家,把我家中法轮功的书籍、资料、光盘和掌上电脑抢走。事后当着我的面,填写了带来的空白搜查令和传讯令,把我和我妻子一起绑架到派出所。因家中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没人看护,在我们的抗议下,我妻子被拘留一天后,被释放回家。而我当晚被送进北京海淀看守所。 按中共法律明文规定被关押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应该有权力聘请律师、寻求法律的帮助。而实际的情况是,我被关进看守所后,警察不准我给家人写信、打电话联系,我就不可能让家人请律师为我辩护。警察也不准我自己请律师辩护,只因为我是法轮功修炼者。 一个月后,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我被非法劳教两年。警察把我与盗窃、抢劫、吸毒、赌博、杀人等犯人关在一起。在不足十八平方米却关有三十多人的牢房中,只能人挨人地侧着睡觉。盖的被子很脏,散发浓烈的霉臭味。很多人共用一个牙刷、一条毛巾。严格限制大小便次数和时间。常常一个月也没有一次放风机会。很冷的冬天,常常只能用刺骨的凉水洗澡。牢头经常对其他被关押的人污言秽语、拳打脚踢,牢房里每天充满着恐怖的气氛。我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被非法关押了半年之久。后被转送到北京劳教人员调遣处,被非法关押两个月后,被强行戴着手铐转移到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继续被非法关押直至两年期满。 在以迫害人权、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关押期间,遭受到严重的迫害。中共警察为了迫使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在肉体和精神上对我进行折磨。把我单独关押在小号内长达八个月之久,一天二十四小时严加看管。每天被强迫按他们规定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姿势坐小板凳面壁长达十八、九个小时,有时更长。人被迫用固定不变的姿势面壁是一种严厉的体罚,一般这种体罚持续一个小时便很难忍受。当超过人能忍受的极限时,如果稍微改变一下身体姿势,就会立即招来大声呵斥,甚至是拳脚相加。因为长期坐小板凳面壁,造成我的臀部局部皮肉组织变黑坏死。而且每天只让我睡很少的时间,就是在仅有的睡眠时间里,还常常故意把我弄醒。致使我的肉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痛苦、疲惫和紧张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多个警察还车轮式的轮番给我洗脑,不断向我灌输他们恶毒攻击法轮功的谎言。同时警察还采取限制甚至禁止我与家人联系、不让家人来接见,以及不让洗澡、不许我购买维持身体必需的食品等等手段,对我在精神和身体进行多方面的折磨。警察常以净身(即强迫脱光衣服搜身)、搜身等方法对我进行侮辱,对我用暴力语言的侮辱更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我每天都感觉到度日如年,那种感受是难以用语言能够形容。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我在心理上受到极大伤害的同时身体也被摧残折磨至极度虚弱。以致天气稍有变化,就会感冒、发烧,常常胸闷心慌、全身疼痛。由于长期受到固定姿势的面壁体罚以及精神上的非人折磨,我的头发也白了很多,并使我至今还留有腰椎疼痛的后遗症。 中共对我的迫害同时也给我的家人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我妻子是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副教授,是业务骨干,承担着很繁重的工作,还要一个人照看着未成年的女儿,同时每天又对丈夫的人身安全担惊受怕,并为我被早日获释操碎了心,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被非法关押后,也给我未成年的女儿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她每天晚上难以入睡,精神忧郁,担心她的父亲的生命安全,给她幼小的心灵里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我身陷囹圄也给我年迈体弱的父母带来很大的打击,他们为了让自己唯一的儿子早日获释,拖着虚弱的身体到处奔走呼吁,心力交瘁。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父亲因病重而动手术治疗。 我被非法劳教了两年,期满释放回家后,仍然受到中共公安警察和单位主管部门的监控,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还以是否能继续工作为筹码,进行威胁,企图迫使我放弃修炼法轮功。 我爱我的工作岗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亲人。我不愿离弃生我养我的那片中华大地,我不愿离开我熟悉的课堂和学生期待的目光。但是在信仰与利益发生矛盾时,我要为我的学生做出示范:我为了讲真话,为了揭露中共的迫害,为了唤醒被中共邪恶谎言迷惑的民众,我只能放弃我所热爱的一切,离开中国,到我能讲真话的地方表达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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