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单独关在一间屋子里，由两个从军队找来的女人负责看管监视我的言行，每天进行长达十多个小时的洗脑迫害，每天由至少三个或五个犹大进行的洗脑教唆。一个叫闫海燕（严海燕）2001年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2队被强制洗脑而成为犹大，一个叫卢宗仁（家住清河一带）、赵素英（家住八一中学稻香园那里）、王玉珍（家住在中关村）、李还（家住在挂甲屯有时住在她娘家香山，在邪党没镇压法轮功前，任化五的邪党书记，曾负责北大炼功点大法资料）是全国为邪党卖命、做洗脑的典型骨干，其余四个也都是已背叛大法的洗脑骨干，还有王宁、王蓉之和很多不知名姓的犹大。每人每月工资600元人民币。其他在场监督的是一个张科长，30多岁，是由海淀公安分局预审科调来的。一个负责生活的苏科长必要时也来参与洗脑。每天每人150元的伙食费。

洗脑班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洗脑阶段，第二个是检举揭发阶段，不转化的就是审讯阶段。首先由那些曾学过大法的犹大进行邪悟的教唆转化，对我进行洗脑。这些犹大由于曾学过大法，因此，对大法弟子的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相当了解。他们在必要时拿出师尊所讲的法进行亵渎。把他们曾经有过的邪悟行为，恶毒的嫁祸于大法，为了那点少得可怜的工资助纣为虐，帮邪党栽赃、陷害、污蔑大法。用尽他们所谓有效迫害大法弟子所积累的经验和相当多的邪恶理论，妄想利用我的善良，企图找到我对大法法理迷惑之处，徒劳的在我这里实践他们的洗脑策略。然后以再次送我劳教相威胁，企图动摇我对大法的信念，进而逼迫我放弃对大法的信仰。达到摧毁我的精神防线为目地，为第二阶段逼迫我供出流离失所的同修下落而打基础。

组长闫海燕说：“不转化就交代问题吧！”张科长说：“把你对法轮大法的认识写出来！”威胁我不转化就送去劳教，我毫不犹豫的写出：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教之后，张科长他就拿走了，梦想达到它们邪恶目地，过了两天见我没有任何反应，就自圆其说的对我说：“我找到劳教所对李继荣说了：“刘桂芙根本没转化，纯纯粹粹一个法轮功顽固分子！’李继荣说：‘知道，知道！可到期了也不能不放她回家呀！”见我仍然不为其所动，他们也就没了办法。

在对我进行了将近20天的精神摧残后，我毅然写下了：“我要坚定不移的修炼法轮大法！”签名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刘桂芙。邪悟之首闫海燕无奈地说“另请高明吧！”

第二天，海淀公安分局三个预审员对我进行审讯，逼我出卖同修，即所谓的交代出流离失所的同修的下落。当他们这些险恶的硬招数又失败后，还不甘心，就采取阴险的软招数收买我，因为这几个流离失所的同修是公安部点名通缉了几年也没抓到的，邪党公安人员不肯轻易放过我这个线索，在第22天就让街道“610”把我保释回家。

被劫持在洗脑班期间，我一直试图使那些犹大明白过来，我的努力毫无效果，看着这些被邪党毁掉的生命，我心里很难受，终于病倒了。

邪党人员一计不成又施一计，用金钱收买、引诱我做特务。我回家后的次日，北京市国保大队警官赵凤林、于警官（女）、孟警官到我家直接询问情况，还问我是否需要钱？我非常明白他们是要我当特务做内线，我很坦然地说：“我非常需要钱，但是，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要得到这些钱，而出卖自己的灵魂，让我善良而又无辜的同修被关押进去多少年，我绝不会做这缺德事！“

从此，我家无宁日，他们经常上门骚扰。对我家电话继续监听，谁给我打电话就绑架谁。对我外出进行跟踪，我在外面打公用电话，他们会突然出现，查看我所拨打的电话号码。一次我和姐姐去看望我同学，在等车时，北京国保大队的车停在我的对面监视我，从车上下来一个警察故意向我们走来，见我们没有反应，就粗暴的抢其他等车人的包进行搜查，然后向我们走来，我若无其事的迎上去，那个警察见此状就犹豫了，最后没有搜我们的包。但他们仍不死心，竟然尾随着公交车比我们先来到我同学的单位，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我和姐姐回来后，他们找到我同学的领导和保卫部门，说我是如何重要的人物，现在对我是撒网、监视、跟踪阶段。直到我同学最后被逼无奈，果断辞职躲避才免遭迫害。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5年2月28日，我第五次被绑架前，邪党人员们把在对我家电话监听时，和跟踪我外出时所得到的一些情况写好笔录给我的同修看，我同修没有识破他们的阴谋手段，误以为他们什么都知道了，就在他们写好的笔录上看都没看就签了字，使他们找到迫害我的借口，再次绑架我，非法劳教两年六个月。在劳教所对我进行酷刑逼供，但是始终也没达到他们的目地。

今写出这些，目地是揭露邪党的所谓“学习班”“法制教育中心”等洗脑机构的罪恶，也是为使我的同修们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有效的防止恶警的阴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