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年大法遭到诬陷诽谤，我觉的我有义务去北京上访，为师父，为大法鸣冤，叫人们知道大法真相。

七二零不久，我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还没到信访办就被北京的警察抓了。隆化县公安局把我接回来送到看守所，说十五天放我，但却说要出去就得写“保证”。我说：我向你们保证什么，本来我就是冤枉的。我们有话没处说，有理没处讲。他们说那你就在里边待着吧。我被拘留五个多月他们仍不放我，于是我绝食抗议非法关押，他们才把我放回家。

因为两次北京上访都没有达到证实法的目的，在二零零零年我又去北京上访。我想现在政府没有人听我们的，无处讲理，我就去天安门打横幅。可是横幅还没打出来我就又被抓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当官模样的人面前，并把我的那条横幅交给那个官样人的手中。他说要把我送走，我就从那个人手中一把抢过横幅，高声喊出：“法轮大法好！”那个人当时呆了，当他反应过来后把我推出去两三米远，接着把我带上已经准备好的警车，关进昌平看守所。隆化县公安局又把我接回关到隆化县看守所。我一直绝食抗议，抵制迫害。后来，承德市国保何士金带着恶警对我们被非法关押的大法修炼者们施加压力，他们污蔑师父，污蔑大法，我站出来抵制迫害，在何士金指使下，一个公安人员过来踢我，给我戴上背铐，强迫我坐老虎凳。由于我绝食抗议，过了十五天后，才把我送回家，不过他们一直在雇人监督着我。

十几天后，“六一零”、公安局派人来说要我去一趟，问我一些事情，再把我送回来。结果把我直接送到了看守所。到那里一看，早已有十六、七个大法弟子被关在那里了。我们一共十八个大法弟子均被劳教。当夜把我送到保定高阳劳教所，那是个新建的女子劳教所。那里关押着六名大法弟子。

高阳劳教所的警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把我们当成了坏人。当晚提审我们三个人，说我们三个人是“头”。另外两个学员被动了刑，其中一个头被打坏了，还有一个同修被电棍电的手、脸都肿了。他们说明天晚上给我用刑，其目的是让我写保证。第二天，又让其他同修一个个过“关”。在这里不写保证都得用刑。有的同修，心理压力太大，没有承受过去，在邪恶的迫害面前觉得没有办法就采取了撞头的办法抵制迫害，而后被送进了医院。

我知道今天晚上他们还要对我下手，我想好了，哪怕我失去生命我也不向他们保证什么，我们做好人没有错。晚上某队长又来提审我，我向他说明真相。我告诉他们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炼“法轮功”，而且世界上有很多国家的民众也在炼，为什么只有中共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大队长仍然让我写保证，我说：我向你们保证什么？总不能保证我去做坏人吧！总不能保证我们做不好的人吧！他们说，如果你不写保证你就得吃苦头了。我说我原来一身病，医院都治不了，而炼法轮功后却好了。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失去生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人没有了标准，做人没有了道德的底线。没有道德了，做违背良心的事，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哪个人没有儿女，哪个人没有兄弟姐妹，你们那样对待我们你们就下得去手吗？还提什么做人呢？还提什么做好人呢！人们口口声声说是在帮助我们，在救我们，你们把我们的同修都救到医院里去了，把我们同修“救”的头破血流，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在做好人吗？你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就这么忍心吗？

我又善意的告诉他们，我是怎样得的法；怎么样通过炼功后祛病健身；怎么样做一个好人；一直讲到师父让我们与人为善无私无我，修成先他后我的正觉。我说，我们师父教我们是最正的路。我讲了很多很多，最后他们说：今天就不动你了。这样就把我送回了监舍。过几天，我们几个同修早上一起炼功，叶副大队长和几个小队长来制止炼功。晚上王亚杰来了，我们说早晨我们是要炼功的，我们以前就是由于身体有病才炼法轮功。王队长说：你们在这里炼功会影响她们（指已写了所谓“保证”的人），给你们找个地方去炼。我们就信以为真。我们被带到一间看上去没有人住过的破旧房屋，那里没有暖气，只有两张床。显然她们这是早就给准备好了的，因窗户已经用白布封了起来了，一进屋，就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队长给我们拿来一个塑料桶说：大小便不许出去，下一步听我们安排，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们要听我们的。你们要是不听就得吃苦受罪。我这才知道受骗了，我们被关禁闭了。后来又有两个同修被关进来，也是不肯写保证的。此后我们七个人就在这个屋中度过了四个多月的日子。我们过的都是非正常人的生活：没有洗过衣服、洗过澡，喝的是凉水，有时连凉水都喝不上，吃的是凉饭，不能和任何人接触，只是几个队长轮番值班。冬天很冷，他们值班队长跟前有一个电暖风，那她们都冻得两三个小时就得换班。

在我们隔壁是一个大教室，是邪恶专门利用来“收拾”法轮功学员的。每天晚上十二点钟左右就能听到那里面传出的电棍“啪啪”声和不断的惨叫声。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多，我们听那边电棍声已经连续两个小时了，我们几个开始大声背法，队长不让我们背，又从隔壁叫来大队长和李教导，她们拿着棍子使劲打我们的头，有的被打昏过去了还不停手。有一天我们打坐，王大队长来了，不让我们炼。我说：王队长是你让我们来这炼功的。王大队长却说：你胡说八道，我从来没让你们炼功，而且动手打了我，记不得打了我多少个嘴巴子，打累了她才停手。后来她又叫来几个队长把我们带到一个大厂棚，以前那里是一个毛毯厂，没有窗户，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了。他们把我们的双手铐在地上一个大铁环上，两条腿并齐后蹲着不让动，一动就用电棍电。几个队长轮番看着。大约晚上十一点左右，王大队长又和一个叫马力的队长用电棍电我，直到电棍电的没电了她们才走。白天一直得蹲着，时常队长们过来对我打骂，就象她们的家常便饭。第二天晚上大概十点多钟，叶淑娴队长和一个叫房豹男人又来了，他们对我说：今天不写保证就收拾你。问我写不写保证？我说我一个字都不向你们保证。房豹拿起机械上用的三角带抽打我，叶淑娴还使劲搬着我的头向上，手铐铐在地上的铁环上拽着我的手向下，房豹又拿电棍来电我。我想我不能叫他们这么肆无忌惮这样迫害我，我撞头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我的头正好撞到地上的铁环上，瞬间血就流了出来，他们停手了，并且取笑我，还说着风凉话。

大约十二月份的一天夜间十二点，她们又来了，对我们这些不写保证的一个个用刑。我是第二个被提审的。进屋后看到地上铺上一个大黑毯子，上面有手铐脚镣还有电棍，杨（男，大队）、王亚杰（女，大队长），叶淑娴（女）、马力（女）、李教导（男）加上几个小队长。我进屋后杨大队要问我话，王亚杰说不要跟她废话，收拾完了再说。她们把我按到大黑毯子上给我戴上手铐、脚镣，一开始用两电棍电我的脚心，后又加了两电棍，电脖子，两边一边一根，四个电棍电了我两个小时，才放我回去。我又绝食抗议，她们又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边打带电，我绝不向她们妥协。就这样直到所谓“解教”都没有停止对我进行迫害。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年劳教到期丈夫把我接回家。在开十六大前两天，隆化县的公安局及六一零在早晨六点我还没起床他们就又来用谎言骗我，说让我去公安局有事。我说：不去，你们又在骗人！他们不容分说几个人把我拖到车上，直接送到看守所，同时还有八个同修也用同样手段被送入看守所。为抗议这些可恶的行径，我们绝食。有一天，一个叫刘文海的乡政府干部一进屋就说，你吃不吃饭，我说：你们没有任何理由把我送到这个地方，我又和他善意的讲道理，他不但不听还说劳教所制不了你，我今天就要制你。你吃不吃饭？我说：不吃！他上床就把我按倒且骑到我身上，捏住我的鼻子往嘴里灌泔水，我用力反抗着，我们俩都滚到地上，当时在场的还有六一零姓何的（都叫他小何），还有一个不知名的。后来刘文海搬来了老虎凳，强迫我坐。

二零零五年四月份的一天，承德市恶警何士金指使隆化县公安局孙红文、吴维等四人毫无法律依据对我家进行非法搜查，拿走了我的三本《转法轮》和全部经文，还有师父法像和师父讲法光盘，我和他们论理，他们把我拉到承德。由于我抵制迫害，承德不收，第二天下午，隆化县公安人员又把我们送到滦平县看守所。因为我们做好人没有错，他们这样迫害太不公平，所以我们绝食抗议。滦平县看守所对我强行灌食，我被迫害的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走路由人扶着。这样四十多天后他们才把我放回家。但他们还不甘心，还想继续迫害我。为了不被迫害，没别的办法，万般无奈下，从那时起我被迫流离失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