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94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曾是北京市圆明园法轮功炼功点辅导员。从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我就一直被中共定为重点迫害对象，经常被公安部门非法传讯，曾经五次被他们绑架：其中两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劫持到洗脑班受精神摧残，两次被非法劳动教养共计长达四年之久。

我第二次被关押在北京女子劳动教养所期间，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迫害与精神伤害。我被关在单间里，两年六个月的时间不见天日，与世隔绝，不知日期、时间和外界所发生的一切，只靠包夹翻看记录时，或从她们只言片语中偶然看到或听到一些星星点点的消息。她们限制我所有一切生理需求和一举一动，长时间不让我睡觉，体罚，殴打，饿饭，灌不明药物致使我出现幻象。我已经被迫害的皮包骨像骷髅一样，用包夹的话形容：“说你像骷髅吧，比骷髅还多层皮，就说你是木乃伊吧！”

北京女子劳教所对外界毫不羞愧的造假掩盖她们对我所实施的迫害事实真相，用以对世人进行蒙骗、毒害相比。劳教所恶警们笑里藏刀，阴一套阳一套，为了她们的需要，可以任意把煤球说成是白色、蓝色、绿色、黄色，她们的虚伪，狡诈的流氓、无赖手段和行为，这也是邪党一贯伎俩的缩影。

以下是北京女子劳教所如何对迫害我的事实真相两次造假、蒙骗外界的。

一．劳教所一贯采用掩人耳目的做法

（1）象征性的睡眠

我被劫持在二队所谓的“攻坚队”时，我被规定半夜1点洗漱后开始上床睡觉，凌晨4点起床搞室内卫生。然后遭体罚，只允许我就一种姿势，丝毫不许改变的，僵直的在脚尖刚挨地的高凳上一坐就是21小时。

不足3个小时的睡眠，还不断的被叫醒，而且限制睡姿，不许面对墙壁、不许两手放在一起、不许被子挨着脸和下颏。如果睡着后姿势改变不是她们所规定和要求的，就会听到包夹大声喊：“姿势不对、起来从睡！”或坐在我身上使我透不过气来，不能再睡，不然就摇晃床，或把坐凳和坐椅用脚踢得乒乓响。还捉来小虫子、蚂蚁放在我盖的被子里咬我。

用包夹的话概括：“没不让你睡觉吧？即使有人来采访你，谁也不能说我们没让你睡觉吧！”用假相掩盖他们的阴险毒辣。我每天就是这样象征性的睡眠给别人看。

（2）蜻蜓点水似的洗漱

平时我被规定洗漱和大小便一起进行，共计只给两分钟时间，动作稍微慢一点，刚打开水龙头就被包夹关上，说时间到不许洗漱了。这样在大小便时我必须迅速揭下和被坐烂的屁股粘在一起的裤子，揭的鲜血直流，真是疼痛难忍，语言难诉。便后动作迅速一点，有时能洗一把脸或一只脚，另一只脚明天洗。不许洗脖子和其它部位。有时我刚一沾水，洗漱时间就到了。大小便后都不许洗手就吃饭，还逼我用手抓着吃，每天如此。

在场监视的警察（声称是为保护我）见到此景偷偷暗笑，包夹得意的说：“没不让你洗漱吧？你就是沾一下水、比划比划、也是让你洗漱了！”说白了我们洗漱也是为走形式给别人看的，她们就这么假、就这么邪。

（3）所谓的吃饭

为增加我饥饿的痛苦，每餐只给四分之一的馒头或两三口米饭，偶尔只有一个黄瓜条或一口菜汤，很多时没有菜。放在托盘里的汤或稀饭，包夹故意当我面一轮撒在地上。

包夹说：“让你减肥，瘦成皮包骨，坐在高凳上谁难受谁知道！瘦，不是打的吧？饭，不管多少也给你吃了！包子皮不管是捡来的还是吃剩的也是饭。”她们就这么狠，就这么毒，就这么虚伪。

（4）没有外界人看见就是没挨打

我因缺少睡眠，犯困时，包夹一边打我、踢我、踩我一边问我：“谁打你了？谁看见了？”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到了打了人都不认账，一副流氓、无赖、伪装的嘴脸。

二．提前为我做保养、造假

2005年8月在海内外同修、家人共同营救下，她们迫于国际上的压力，不得不让我与家人相见。为掩盖我被迫害的事实真相，消除实证，劳教所做假相为我保养。她们开始让我提前洗漱，然后让我继续坐在凳子上等着。发现有人来检查，立即让我上床：“快！睡觉！”包夹告诉我有时不到半夜1点就提前让我睡了，还有时零点刚过就让我入睡。给我的饭量也逐渐增加，也有菜了。

我不知道原因，心里很奇怪，莫名其妙的过了二十来天。主管迫害我的警察副大队长宋丽丽，突然急匆匆地跑来，让我去洗漱，还问我有没有换洗衣服？见我没有，急得她直出汗，立即让包夹给我借来一身旧衣服让我穿上，把我那身沾满粪便、经血、呕吐物的衣服扔掉，让我用一暖水瓶水洗了全身和两个多月都没洗的头发。

等我回到屋子里，就有一个40多岁的女警察进来，问我叫什么名字，看了我一会就走了。又过了几天，攻坚队警察大队长杜敬彬进来问我：“你身上这么脏、臭，自己能闻到吗？你难受不难受？想不想洗洗、换换内衣？”“当然想啊！”当我脱掉衣服后，她惊讶地问我：“这么瘦！你还剩多少斤？”她的虚伪让我莫名其妙，不解的回答：“我怎么会知道还剩多少斤？”她又说：“你还觉得你自己挺好呢？你现在像80多岁的样子，一会洗漱完我领你去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都什么样了！你屁股怎么烂成这样了？身上这么多伤很疼吧？很难受是吧！”这分明是明知故问。

劳教所平时规定我们“重点人”根本不许照镜子。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陌生的，老态龙钟的样子，一层皮在我面部耷拉着，眼皮和酒窝也垂了下来，一副骨架支撑着头发几乎脱光的脑袋，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

女警让我换上夏装，我刚穿好衣服，就进来两个警察，其中有上次那个和一个年轻一点的警察进到水房问我：“洗漱是否有热水？”我不知中计指一指用空的暖水瓶，她们点点头说：“有热水！”就走了。包夹告诉我她们是监察科的。

原来劳教所内部人来人了解情况也这样造假。外界来人调查就更可想而知劳教所会怎样造假了。

监察科走马观花的“调查了解”之后，劳教所在给我丈夫的答复信上说：“刘保国同志：您在9月16日写到我所的信件已收到，来信反映刘桂芙在所处遇问题，我们非常重视，责成管理监察部门核实、调查，干警宋丽丽在执法过程中，没有违规违纪行为（按她们这种说法，说明宋对我所实施的残酷迫害是在认真执行劳教所的纪律和规定）。根据对重点人管理决定，在干警直接管理下，为有效的制止刘桂芙炼功、自伤、自残，选派4名劳教人员担任重点人包夹，干警没有发现她们打骂，体罚，虐待的现象。”这纯粹是撒谎，她们就象强盗永远不会承认自己偷、抢东西一样，是在掩盖迫害我的事实真相，蒙骗我的家人。假如我真有炼功、自伤、自残行为的话，肯定是被迫害的痛不欲生，说明她们很清楚劳教所所实施的迫害程度是一般人所无法承受的。

我发现给我的饭逐渐增多，也有菜了，过了几天，也就是8月16日宋丽丽跑进来又让我去洗漱，我很奇怪，我不明白近来为什么洗漱这么勤？看我没有干净衣服换，宋皱皱眉说：“来不及了！快走吧！”然后带我去接见。天上下着小雨，我和宋丽丽打一个伞，我才明白以上她们的一切做法都是因为我快要与家属接见了，而为我做保养。

路上，宋丽丽威胁我不许向家人讲述我在这里被迫害的情况，否则永远取消我与亲人接见的资格！咱们不是没有警戒具，意思是说：如果我口说实情，就给我戴上警戒具。

我先生、姐姐和弟弟见到我的样子，非常吃惊，简直不敢相认，非常吃惊的问宋丽丽：“这人怎么这样了？”宋丽丽吱吱喔喔的无言以对。亲人们又对我说：“这3个多月没有你一点消息，你变老了20多岁，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告诉姐姐：“我这还是被她们保养了二十来天的样子，假如是在二十来天前你更不敢认我。我每天只能吃到极少的食物，没有菜。坐21个小时的硬板凳，几乎不让我睡觉。宋丽丽还强制我吃不明药物，吃完就吐酸水，头晕、眼前看什么都一阵阵发黑。”

宋丽丽立即打断我：“咱们怎么规定的？你这口说实情是怎么回事？”我姐姐质问她：“她没有病，你给她吃什么药？”宋丽丽急忙打断我姐姐：“药都是我从医院开来的，不是毒药，是调节神经的，我问了医生：这药吃后就是起那样的作用”。她的话证实了她对我是故意伤害！

我先生发现我胳膊上的伤，问我是谁打得，我回答是周萍，我先生听成“周红”，因我被迫害的语言不清楚，反应也迟钝，加上宋丽丽的阻止。20分钟的接见时间，宋丽丽阻止、捣乱就占用了十几分钟。

宋丽丽又说：“我都上恶人榜了，全世界都出了名。”我立即明白了，海内外同修都在营救我，这是他们迫于国际上的压力，才让我与家人相见。

我问宋丽丽：“那都是你自己做的，你怨谁呢？跟我有关系吗”她气急败坏地说：“有关系，谁知道你怎么把消息弄出去的？”真是岂有此理：“我连最基本的人权都被你们限制！我怎么泄漏的消息？”

这时曾经的管理科的科员蔡晓彬（他曾因与吸毒犯包夹杨菲在劳教所里乱搞两性关系被降职当了护卫队员，我们就是由这样的流氓败类管理）立即阻止我说：“20分钟接见时间到了，立即回去！”

我立即被小王队长带回，我先生是个老实巴交从不与人红脸、也不大声说话的。此时见我被迫害的骨瘦如柴，有满腹的冤屈、痛苦，却被阻拦无法说出的样子，我第一次见他这样愤怒，含着泪严厉的对宋说：“以后你再这样对她就不行！”在我与亲人接见后，宋丽丽恼羞成怒，加重了对我的虐待。

接见后我的家人写信向劳教所以及相关部门投诉我在劳教所遭受虐待情况后，收到劳教所以上蒙骗我家人的答复信。

三．劳教所两次蒙骗海外记者的经过

2005年8月海外来人采访，劳教所事先安排劳教人员造假蒙骗海外记者。事后这个劳教人员为此立功受奖，减期3个月提前回家。事情如下：

从2005年8月18日开始，劳教所警报器连续响了三天，攻坚队警察拿来去污粉和钢丝团，让我搞室内卫生，虽然室内仅有我一人住，只有一张床，搞卫生很简单，但极度虚弱的我，挺着颤抖的身体，大汗淋漓的，哆哆嗦嗦很费力的擦净了玻璃和地面。当时我还不知道劳教所是因为国际上有人要来劳教所采访而造假。

8月21日早上，使我奇怪的是：劳教所很反常的给我抬来一张小桌，让我坐在桌前看书，这时我才知道由于长期熬夜，不让睡觉，我的眼睛被迫害的视物模糊，根本看不清书上的字。包夹马强说：“看不清字就在桌前坐好！”中午时还给我端上来白米饭，猪肉炖粉条，西红柿炒鸡蛋。

从我来到劳教所就没见过这样的饭菜和饭量，这真是天翻地覆般的变化，凭在劳教所的经历告诉我，可能会有什么人来参观吧，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教所就会做出这种假相，这分明是劳教所为掩盖迫害事实真相，迷惑、蒙骗世人而为。不管什么人来吧，劳教所绝对不会让来人与我们这些被他们视为“重点人”接触的。我想只有趁机把自己被迫害事实真相说出来让外界人知道，才是唯一获救的希望。但是在劳教所讲出真相是很危险的，这需要勇气和胆量，要付出很大代价，轻则会被戴上警戒具，遭到更严重的迫害。重则甚至加速自己被灭口，这是劳教所一贯的做法。我想起包夹马强对我所说的：“警察说把你折磨死了，算你自然死亡。”

我现在已被迫害的生不如死，既然我已知道她们又在造假骗人，我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戳穿他们的谎言，为解救攻坚队同我一样受苦受难的姐妹们，我也豁出去了，即使死也要死个明白。

因包夹不让我说话，我只好为自己寻找说话的理由，不客气的大声说：“我要反映宋丽丽的经济问题。”这简直是奇闻，包夹和警察非常吃惊我竟然这样“胆大包天”。

杨副大队长闻讯跑来威胁我：“你这样说话，要负法律责任！宋丽丽说你敢诬陷她，就给你加刑！”我斩钉截铁地说“宋丽丽没有资格给谁加刑，她说了不算，那要经过法院确定，我一没说她行贿受贿，二没说她贪污，我所说的她有经济问题，是指她私自用我的钱买来故意伤害我的工具。她用我购买：内裤，胸罩、凉鞋和其它日用品的49.8元钱，未经我允许，为我买了一个内裤和两个大背心，在摄氏38度的高温下，不但不让我脱掉冬天穿的高领毛衣、毛裤、秋衣、秋裤，还强制我穿上这两个大背心，用作迫害我的工具。关严门窗挂上厚厚的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包夹们热的连胸罩都脱了，只穿着短袖上衣，在屋里还呆不了几分钟，轮流到外面用自来水去冲凉，最后都中暑被送去了医院、喝救急水，你们才不得不打开门窗。她这是故意对我人身进行伤害，我要到法院状告她对我的迫害。

副大队长杨某说：“我是学法律的，你所用名词和这种说法不恰当。”我说：“我虽然不是学法律的，但我知道故意对我人身进行伤害是有罪的！”“杨副大队长没等我说完就走了。

我对着监控器继续大声讲：“讲什么卫生啊？这都是假相，大小便后都不让洗手就吃饭，每顿只让吃四分之一的馒头和两三口米饭，还没有菜。两个多月不让洗漱，虫子直往我头发里爬，对我是体罚、虐待、殴打、转化，强行给我灌不明药物，我的生命都有危险得不到保障，我要求见所领导，要求给我调队。在包夹的极力阻止和威胁下，我将劳教所迫害我的情况，很费力的说出了一些。

晚上呼啦啦进来十几个包夹，将我从桌子前架着胳膊站起来。我想宋丽丽真要给我上警戒具了，也许要灭口。但她们只是把我架起来后，又让我继续像原来一样坐在高凳上。

包夹们告诉我：当我坐在那里大声揭露劳教所对我的迫害时，劳教所领导和劳教局领导通过监控都听到了。周萍也对我说：“你坚持不转化等送你去了集训队，情况更糟，比攻坚队还凶，被送进集训队的重点人，被关在2平米多的单间里，包夹穿三层棉衣还冷得发抖，冬天冻着你。晚上熬死你，零点才让你睡，轻则包夹坐你两头，让你圈着腿睡，或压在你身上，使你透不过气来。重则坐着睡，包夹坐在你的两边，和你扯一个被子，你在中间坐着，穿的又薄，寒风在你褪下穿来穿去，冻得你全身发抖。一夜也睡不着。5点起床，夏天让蚊子咬你，每天还要罚两个小时军姿，可受罪了。你抗不住想死都不能，四面墙壁都是用海绵软包的，加上四个包夹看着你，想自杀都没门儿。还告诉我：“全攻坚队就剩你这条死鱼了。”

我问她什么叫死鱼？她说：“死鱼就是转化不了了，沉底了。”包夹任荣芬对我说：“等我也拿到减期奖励，我就不对你这样凶了。”又接着说：“这下儿你死不了了。”我问为什么？她神秘的“嘘”了一声，不告诉我。

在8月29日早8点多，宋丽丽把我送到集训队，我听从攻坚队跟我过来的四个包夹互相谈论：攻坚队在今晚上就解散了，改为普教队。攻坚队在世界都出了名的邪恶，国外再来人采访，劳教所就可以会声称“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攻坚队！”，那些迫害法轮功的事也就似乎不存在了。劳教所就是不择手段的掩盖罪行。

那天在集训队包夹张凤香对我说：“8月21日那天，海外记者都已到了一队我们楼下，你在二楼大声控诉，我看你是跟宋三儿（宋丽丽绰号）磕了！不要命了！”我才知道那天是有国际记者来采访。

后来又听包夹杨志敏对其它包夹说：“那天是外国人来采访，所以一队咱们那个冒充她们（法轮功学员）被采访，（造假）立了大功，获得立功奖励，减期3个月提前出所回家。这事如果摊上我多好！”

四．劳教所蒙骗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先生

2005年的11月，联合国人权组织的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先生到中国调查酷刑问题，他知道我正在遭受酷刑迫害，要求在劳教所见我，劳教所为掩盖迫害事实，把我藏在所长办公室内，所以诺瓦克先生没有见到我。以下是劳教所策划造假事实经过：

2005年10月中旬家人接见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听到背后有人说：“让她站起来，转过身来。”包夹示意我站起来，我转过身见到门口集训队副大队长周月荣带来一个男的，40岁左右，身穿公安内衣，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因问话突然，我没有心理准备，错把54年出生说成了54岁。我回答之后，那个公安说：“嗯！54岁不显！”我莫名其妙地问：“什么叫不显哪？”他没回答就走了。以后所发生的事才使我明白，公安在为造假找人冒充我做准备。

恶警私自查看我的信后，周月荣把我叫去趁机对我家庭成员和我主要社会关系进行一番询问，我的回答对不上信里对我的称呼，就不给我信看，还问我：“你到底多大年龄？”我回答说：“我实际年龄跟身份证上不一样，招工时被弄错了。”周又问：“外界如果有人问你年龄，你究竟怎么回答？是说实际年龄还是按身份证上说？”我说：“那看什么人问，说哪个年龄都没错。”

自从那天开始，集训队发生了很多变化，为掩盖集训队的罪行，首先更换了大队长，由七大队的大队长王兆凤替换了集训队大队长李秀英。又更换了集训队很多原来的包夹，我原来的包夹只剩杨志敏。劳教所还登记我的外貌，什么双眼皮、瓜子脸、有酒窝、花白头发、年龄、身高、血型、口音，还登记我的主要社会关系，家庭全部成员。我意识到其中一定有阴谋，就问管班警察李晶晶，这与我劳教有关系吗？她被问得脸通红。

关于家庭情况，我就坚持不登记。周月荣对我说：“最低你有丈夫有女儿必须登记清楚。”还登记电话。我问：“不允许我给家打电话，为什么还登记我家电话号码？我不登记。”包夹说不知道，你问警察去！她们问了警察，回来骗我说：“以后都让打电话了，登吧。”我受了欺骗。

事后劳教所从各队和调遣处，抽调出外貌象我和与我年龄相近的人做我的包夹，学我说话，学我走路，学我一举一动。监控器镜头由对向我的床，改为对向我对面包夹尹桂香的床。为得到我的一切信息，由过去不许包夹和我闲谈，改成没事可以聊聊。闲谈中包夹总是问我一些与我有关的情况，就连我都参加了几个法轮功传法学习班和都在什么地点都问，还问×××（转化了的法轮功学员）你认识吗，我告诉他们我谁都不认识。

得知我妈是旗人，还调来出身在旗人家庭的包夹套问我家情况。还利用包夹念小说里的故事情节后，再套我说我父亲家的情况。对我家情况了解得非常细致，甚至连我有没有没见过面的亲属都问了。

由原来不让我给家写信，也改成主动让我写信想从中获取信息。信里的每一个人名，都追问是谁？什么亲属关系？家里寄来的信也如此追问。问我家几个子女，最大的是哥哥还是姐姐，每的人多大年龄属什么的，最小的妹妹（早在唐山地震时去世）甚至我右腿上伤疤来历，女儿出生的时辰，连死去的人，情况都问的都很详细。

10月30～31日开始，劳教所的警报器又响起来了，劳教所警察们如临大敌。那天我正巧在厕所里听到警报器响，包夹立即催我回到屋里去，我在通道里看到我们每个重点人的门口都站着警察。回到屋子里包夹把我围在中间而坐。连续三、四天，每天如此。当时我是被关在集训队的前院，集训队分为前后两个院。前院是11个15平米大小的有窗户的房间，1～6班是一排，我开始在一班，后来我又在七班。对面一排包括图书室兼库房、民管会活动室实际是七班、洗漱间、厕所，还有一个什么房间是八班。但是平时挂着窗帘，不许我们重点人往外看。

后院很隐秘，外界人没有内部人引导根本找不到，是10个2～3平米大小的禁闭室，呈弧形的一排，铁门无窗户，只有窥视孔。冬天冷，夏天热。我曾经四次被关进那里，最后是从那里解教的。

大概是11月1日那天凌晨4点，我突然肚子疼的很厉害，我跟包夹请求上厕所，包夹说有人在洗漱不能去！我憋不住就拉在我的洗脚盆里，包夹和我吵起来。惊动了王兆凤，包夹向她汇报时说：“凌晨4点，其他重点人刚开始洗漱，她就拉肚子。我们无法让她去，她就拉在盆里。”王兆凤说：“像这种情况她可以拉盆里！”我心里很奇怪，有什么事情让其他“重点人”这么早洗漱？

然后我听到外面汽车开过来的响声，紧接着有三个人的声音在高喊：“法轮大法好！”包夹掀开窗帘的一角往外看，被另外的包夹制止。原来包夹现在也不许随便往外看。我又听到三个“重点人”被电击的声音，很快能听到窗外有人被推上汽车，又听到车开走的声音。我想她们三个被转移到哪里去受迫害了？从采买金额签字表上的情况中，我猜想这三个人其中有怀柔区的王桂娥、朝阳区的张莲英、还有一个毛桂芝。

白天能听到装卸铁器的声音，偶然听包夹说集训队后院在突击改善设施，安装暖气设备和装修墙壁。集训队给包夹开会，禁止她们向重点人泄露劳教所的行踪。所以想从她们那里听消息也很困难。

夜间0点以后我先听到汽车开过来后开车门的声音，又听到三个人喊：“法轮大法好！”接着就发出被人捂上嘴的声音和遭电棍电击的噼啪声，挨打声，我问警察为什么打人？警察说：“谁打人了？你看见了？”“我听见了！”“她们是精神病！”“精神病不负法律责任为什么还劳教？”警察没话说了。连续3～4天都是这样，早上把重点人转移走，晚上再弄回来。

11月的一天，早上8点左右，下夜班的包夹刚睡下，集训队大队长警察王兆凤尖着嗓门儿大声喊：“全体起床！集合！”然后她和警察张清急速的搀扶着把我弄上警车，4个包夹坐在我周围，车上还有管理科和护卫队的警察。

全所警察兴师动众几乎全部出动，忙忙碌碌，把我转移到天堂河医院，而且不仅不用手铐铐我，一反常态，警察亲自搀扶我，包夹们被命令包围着我，我奇怪的问：“我这么健康为什么还搀扶着我？”王兆凤说：“嘿！你不知道你是多么重要的人物吗？”

我反问：“我一个老太婆有什么重要？”王兆凤半真半假开玩笑说：“你都处级以上待遇了，这么多人护驾！”我心里明白一定是海外记者来了，劳教所做贼心虚，害怕露馅儿。

我被簇拥着登上三层楼那个早已打扫一空的住院部，警察张清和四个包夹把我藏进一间空病房，这时我听到病房外杂乱的脚步声，和三个使我很感亲切又熟悉的声音：“法轮大法好！”我透过门上的玻璃窗，看到那三个大法弟子被反铐着双手藏到其他病房里去。

包夹和警察张清闲聊了一会儿，管理科的警察和王兆凤进屋来说：“快！把她带出去！”包夹全部留在屋子里，不知在做什么假。我又被搀扶着带进一个诊室，警察和那屋子里的医生连说带笑的，一会儿让我弯弯腰，又过一会儿让我侧侧身，我明知劳教所在造假故意问：“这叫什么体检？就我一人在这儿这样磨磨蹭蹭这么长时间？”王兆凤不打自招地说：“你怎么知道其他人不来体检？一会儿都得体检！”

为我象征性体检后，让我坐在这个诊室门口休息，两个管理科和三个护卫队的警察，加上王兆凤、张清7个警察包围着我。我心里明白，看这阵势，可能有记者来采访正在找我们了。他们一会儿带我到二楼坐一会儿，一会儿又带我到三楼坐一会儿。我故意表示疑问的说：“这么多警察围着我绝对不是体检！”他们都笑了。只好带我去验尿做做样子，然后留下一个男的和两个女护卫队警察看着我，其他人坐到通道的另一头，明松暗紧的看着我。

中午医生都吃饭去了，我们仍然坐在那里无事可做。我觉得时间竟然如此漫长，真盼望海外记者能在这里看到我。

下午医生上班后，她们把我又带到一楼，让我拍了X光片。然后又让我坐在门外和两个护卫队闲聊很长时间，一直到陈丽副所长假惺惺地来找王兆凤，她看着我，面对王兆凤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给我听：“唉呦！从早上我一直给你打电话，都打不通，路上还堵车了，我只好走过来找你。”真是假的令人作呕。劳教所到天堂河医院开车才走几分钟，陈丽说她步行十几个小时的时间才过来鬼才相信！？再说这段路处在比较僻静地区，两边又没有居民居住，周围也没有那么多车辆怎么会堵车？他俩悄悄地嘀咕着什么，不一会儿，王兆凤就转过头来告诉我：“你家有人要见你，你猜是什么人？咱们回所吧！”

下楼以后我见到医院的院子里还停着标有京G牌子的车，这种车是公安分局的车。我以为劳教所真的要让我与海外记者相见，没想到是上了当。紧接着他们就象强盗销赃一样，把我象她们盗窃来的赃物一样塞进警车里藏起来，然后很快带我到所长办公室，我见到劳教所大门口停着很多高级轿车，有一辆红旗和多辆奔驰车。我站在所长办公室门口，想多停留一会儿，希望来采访的记者能看到我，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被王兆凤拽进所长办公室，室内空空的并没有人，我假说去厕所，见会议厅里也没有人。过了一会儿我只见到陈丽副所长一人进来，没话找话的假惺惺地向我说着讨好我的话，我知道她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向她揭露二大队警察宋丽丽对我的迫害，但是陈丽找各种理由为宋丽丽掩盖罪行，称宋丽丽是孩子，说：“这些孩子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她是内蒙人，大学毕业素质很高。”我说：“素质高还这样没人性，是不是在内蒙与畜牲接触的多了，所以连畜类都不如啊？我现在身上伤疤还没好！”她见我为她的掩盖表示这样说时，就不作声了。室内王兆凤我们三人谈话的气氛逐渐紧张起来。

这时另一个副所长进来问我家住在哪里？还问我先生的情况。她们三番五次地询问我家人情况，使我警觉她们是否要找人冒充我或要造什么假，也许对我的社会关系感兴趣，所以我含糊其辞的回答她们问话。事后她们说我是撒谎世家，证实她们造假、撒谎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地遭到失败了。

那个副所长又对我说朱所长把你从攻坚队调到集训队，对你多好！攻坚队的事你不要再提了。我想她们想堵住我的嘴，没门儿！陈丽趁机出去了。王兆凤给我买来包子。又过了很长很长时间陈丽进来说：“要见你的人遇到路障回去了。”

她们仍然害怕有人看见我，真是做贼心虚，从大门口到集训队几十米的路，仍然把我又藏到警车里送回了集训队。这时已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平时我们5：30分吃晚饭。

我发现集训队门口的牌子被摘了下来，一群警察正在门口从新往墙上钉集训队的牌子。屋子里空空的，我们的床都拆了，我们的被褥都被用车拉走了。我的床头卡也被劳教所弄到医院去了，拿回来时上面还粘着双面胶。集训队里的其他包夹及法轮功学员都被转移走了。我问包夹其他重点人的吸毒犯李玉君：“你们去了哪里？”她说是去了八队未成年队，中午她们都在八队吃的饭。

当时唯一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包夹杨萍，长得有点儿像我，又是花白头发的，只因个子太矮，1.48米，被劳教所提前安排到医院去住院，她从医院回来告诉我，在医院5～6天根本就没给她治什么病。劳教所把我弄去医院时，她听到有人喊：“法轮大法好！”就知道是我们来了。后来医院的两个男医生拿着注射器围着她，另外有两个医生，一个按她脚，一个按她胳膊，吓得她摇着头挣扎着大声喊叫。医生让她闭上眼，结果医生什么都没做，就说：“好了！”她都觉得莫名其妙。

一直到07年8月31日我解教回家，才听家人和海外同修说那天是联合国酷刑调查专员诺瓦克先生要在劳教所见我，劳教所为掩盖迫害我的事实真相，弄虚作假、玩弄花招，想千方百计挡着不让了解情况，不知在这一天里她们都做了怎样的手脚，怎样搪塞的诺瓦克先生。

自从这天结束以后，劳教所并没有因此而平静，造假现象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集训队一切情况都令人费解，做什么也都很异常，对我来说一切都变得很复杂，首先“重点人”单独被关押，与世隔绝，什么事都看不见，仅仅靠听--来判断。听到的也不是完全真实的，因劳教所警察历来都是撒谎，为了他们的需要还教包夹如何撒谎，不说实话。

我不知道海外具体来的什么人，具体什么时间来的，什么时间走的，一切都靠根据情况猜测、判断。我想：无论事情怎么复杂都不要去管，我只想把劳教所是怎样造假的现象，如实的揭露出来，彻底揭开黑内幕清除邪恶，拯救所有被关押的同修。

每周一次的洗澡，警察鬼鬼祟祟的恐怕被什么人发现我们，用包夹的话形容：变得就象打仗一样！我来到集训队后她们总是让我这个重点人和我的包夹们单独去浴池洗，集训队尽量不让其他的劳教人员知道有我的存在。可现在和大家一起去一起回，警察先让我们排好队等着，她们电话联系，指挥者让回就回，在洗澡回来的路上，把我溶进在集训队的群体中藏着，路上她们东张西望，遇有情况就让我们跑步前进，或进到屋里按兵不动。如果没发现任何情况，全队包夹就会说：“这人真够二儿（傻）的。意思就是我们都回来了也没被发现我们。”

劳教所总是尽量让我躲躲藏藏，还不想让我觉察出来，表面上都能看的出来劳教所恐怕我能接触到什么人，在设法让我躲避什么人，非常害怕我揭露她们对我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