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二零前中共恶党已在暗中迫害

其实，早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三、四年，中共就对法轮功进行了多次干扰，且越演越烈。师尊都及时有经文发表，指引大法弟子在大法遭到破坏时应如何护法，证实法，是我们得到磨炼和提高的过程。由于大法弟子的护法努力，使邪恶受到抑制。

1、一九九六年六月中共破坏原来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争论、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指令恶党喉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攻击法轮功，引发了《光明日报》事件。大法弟子及时向报社反映和写信予以批驳和澄清。

2、一九九六年初《转法轮》成为北京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中共恐慌，一九九六年七月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下文收缴并禁止出版法轮大法书籍；大法弟子不断上访、写信等等，实际上经书仍在大量流传。

3、一九九七年一月和一九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二次下密令调查法轮功，竟先内部定性“×教”，再调查。一九九八年五、六月间二十一位知名人士，致信国家领导人。同年八、九月间科技界、教育界、文化界、法律界的具有高级职称的专家学者和老干部一百六十余人，针对公安部一局的“通知”，再次联名上书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我和先生李宝庆都在其中，他还是科技系统的联系人）“上书”阐明了公安部的“通知”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及大法真相。

由于大法太正了，中共公安部竟在全国一条罪状也没找到。大法弟子为护法作了万人健康调查，证明了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而且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结论，使公安部的阴谋又未能得逞。

4、一九九八年，国家体委搞气功重新登记，我们和许多学员去国家体委反映情况、讲真相；北京辅导站和我们中科院的法轮功学员特邀请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身为评委的张姓研究员座谈，我还给他提供了翔实的法轮功修炼奇效的证据。一九九八年十月国家体委专门组团去长春、哈尔滨进行调查，并拍摄了现场录像，调查组长发表谈话说：调查表明，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都是很显著的，这些是要充份肯定的。调查的录像带当时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法轮功学员祛病健身的神奇故事和道德提高的鲜活事例十分令人感动，成为佳话，使更多的人修炼了法轮功，法轮大法反得到了洪扬。

5、中共动用媒体造谣。一九九八年“南方周末”、“齐鲁晚报”、“中国青年报”等不断刊登攻击法轮功的文章；我们都及时去反映情况；中国佛教协会在其主办刊物、出版物上公开攻击诬蔑法轮功为“×教”；一九九八年六月宗教文化出版社发行了陈某某第一本诬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恶书。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法轮功学员针对中国佛教协会对法轮功的攻击，给政协主席李瑞环写了“关于中国佛教协会公开攻击法轮功有碍社会稳定的情况报告”，要求追究责任，严肃处理。我丈夫李宝庆还参与了撰文批驳陈某某诬蔑法轮功的恶书等，以制止邪灵诬陷法轮功的阴谋。

6、北京电视台事件，一九九八年五月，后来的“六一零”头子罗干的连襟、我们中院的科痞何祚庥跳出来，在北京电视台故意编造谎言，诬蔑法轮功。上千名学员去北京电视台反映情况、讲真相，八位学员代表都以亲身修炼体会讲述了法轮功百利而无一害的真相，揭穿了何祚庥的谎言。令北京电视台的领导和当事人心灵震撼，承认这次节目是建台以来最严重的失误并以正面报道法轮功炼功的方式作为纠正，还责令责任人停职处理。平息了事端，使中共阴谋未能得逞。

在师尊的大法指引下，大法弟子始终以大善大忍之心，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平理性的护法，坚持不懈的向各有关部门打电话、写信、送材料、讲真相，单是信件，各部门都得用麻袋装还装不完；大批学员（我和丈夫李宝庆也在其中）去恶党中央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体委等上访；去报社讲真相。使许多人和单位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了解，如我和丈夫李宝庆去中宣部信访办上访时，接待我们的一位女士，认真听完我们修炼法轮功的祛病健身奇效和提高心性的事实后说：你们觉得好，就继续炼吧！可见，当时群众对法轮功是友善的，并无仇恨，镇压法轮功是与民意相违背的。

7、中共不甘休，又策划了天津事件，又是何祚庥跳出来造谣，我们中科院的大法弟子，到何家找他澄清真相，他拒我们于门外，蛮横无理。我们联名写信给中科院，状告何违背科学院士的实事求是精神。中共在天津抓捕四十五名法轮功学员，制造四•二五事件，构陷法轮功，我们亲历了上万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上访，震惊了世界，又一次抑制了邪恶。

8、四•二五事件令中共极端恐惧，江魔头六•七讲话决意镇压法轮功。

二、四•二五到七•二零　中共磨刀霍霍

四•二五之后，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压力非常大，中共表面说一套，实际做一套，一步步对大法骚扰破坏。在巨大压力下，大法弟子坚持学法、炼功不动，坚持上访，反映意见，维护大法。

1、这时炼功点有密探来卧底，突然增加许多人，有警察来监控。
2、指令所有单位不许给法轮功活动提供方便和支援，包括学法、炼功的场地。
3、公安部门下令不许给复印法轮功材料，我们设法还是该发的材料都发了，师尊的澳、新、加的录音录像都复制下发。

4、法轮功学员家的电话安装窃听器

5、北京辅导站和分站的一些负责人也受到隔离或监控。

6、北京各分站的集体大炼功都是上千人，气势洪大，中共首先禁止法轮功在国家海洋局楼前广场的集体大炼功。公安部门为了不让集体大炼功，毫无法律依据的随心所欲“规定”五百人以上就算非法聚集。

五月十八日我们学院路分站北大和清华分站在中关村大操场大炼功，便衣警察布在大操场四周虎视眈眈，操场外还趴着随时待命的警车。

六月初我们学院路分站“上地产业基地”的二百人集体炼功。竟有十多辆警车和小轿车和近二十个警察和便衣把我们炼功场包围得水泄不通，还有两个人扛着摄像机来回拍摄。并戒严，车辆行人都不许通过，在树林里还有荷枪实弹的武警和汽车埋伏着，一片杀气，充满恐怖。

7、四•二五后中共军委发通知下了禁令：现役军人不许信法轮功、不许炼法轮功、不许参加法轮功活动，如果违反就要“脱军装”遣送回原籍。但许多军人弟子仍坚持学法炼功。

8、四•二五后，谣言不断。五月初就传说法轮功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杀。接着又传五月十三日法轮功要去香山集会给师父过生日等，都传说要去自杀。妄图把法轮功学员骗到香山预设包围圈内，动用武力加以秘密杀害，再诬蔑法轮功学员是集体自杀，为把法轮功打成“×教”制造证据。法轮功学员们以法为师，没有上当。

9、一九九九年六月七日江鬼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成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江鬼密谋策划灭绝法轮功的动员令，因为是阴谋，既要绝对保密，可是要实施镇压，又不得不向下传达。规定，不许念文件原文，书记要变成自己的话来传达。找人谈话党团员不许炼法轮功。

10、中共大耍阴谋诡计。它们一面编造谣言满天飞，一面倒打一耙，说是法轮功造谣、传谣；一面下达江的讲话不许炼法轮功，一面在报纸上说对炼功从未禁止过。它们故意制造混乱，以达到一箭多雕构陷法轮功的目地。一九九九年六月下旬，许多人听了江鬼六月七日讲话的传达，发现与人民日报六月十四日公开发表的“中央精神”完全相反，作为谣言批驳的恰恰是江要干的，且成立了专门镇压法轮功的组织机构。这是江鬼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令。恶魔已举起了屠刀却还在撒谎骗人，作为大法弟子义不容辞要揭露其罪恶，让国内外善良人们不要上当，所以我们立即将学员听传达的记录上了明慧网，将镇压法轮功的阴谋曝光。这是反迫害的正当行为，是为制止邪恶挽救全国百姓免遭涂炭的正义之举。大批弟子上访。

11、一九九九年不断出现公安机关对法轮功学员炼功进行无理骚扰，北京一些炼功点遭扬土、喷水、驱赶。新疆、辽宁、山东等省发生对法轮功炼功群众无理驱赶、甚至抄家、拘留、罚款敲诈等事件，并有越演越烈之势。

三、七•二零　中共公开镇压法轮功

七•二零之前师尊已把大法弟子都推到了位，七•二零之后就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助师正法时期。对每个弟子都是考试，一段时间内，师尊不再有讲法和经文发表。弟子们以法为师，每个人按自己对法的理解，坚持学法炼功，走出来证实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九日江泽民下达了镇压法轮功的命令，二十日抓捕了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成员。为了给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大法弟子大规模上访，走出来证实法。

1、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上访

二十一日凌晨我骑车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早七时许，我刚到西安门大街，就被恶警拦住去路，未出示任何证件，就扯开我的包乱搜，抢我的录音机和法轮大法录音带，我不让，恶警就施暴掐扭我的胳膊和手（胳膊青紫了一大块），抢走了我的私人物品，并将我拖到马路对面。那里有三个警察，他对他的上级说：“她是法轮功！”他们就强行将我绑架上一辆带铁栏的警车，拉去天安门派出所。

那里已关押了被绑架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我和她们一起又被绑架上一辆大轿车，径直拉到远郊的石景山体育馆。之后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来，总共有上万人，许多人在馆外。馆内约有三、四千人，所有通道、出入口都布满了警察，不许我们走动。北京七月底正值盛夏，场内所有门窗紧闭，闷热难耐，透不过气来。我质问警察：我们是要去上访反映意见的，为什么把我们关押起来！我们要出去！要上访！我站起来带头向外走去，许多学员也都向外走，一群警察立即冲过来堵截。我们三、四千学员一齐背诵师父的经文和《洪吟》，一首接一首，反复不断，气势洪大，响彻体育馆。他们派人扛着大摄像机来回拍摄了所有学员，准备秋后算帐。

到下午五、六点钟，一个北京市的官员拿着高音喇叭对我们喊话，他带来了分别举着各区标牌的人，让我们按住址分区跟他们走。这是分而治之的阴谋，所以我们都不动。之后，场内突然出现大批武警，站满通道，要强行将我们抓走。我招呼大家相互挽起手臂不让抓，武警们就施用暴力，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不管是妇女、老人还是儿童都大打出手，场中一片混乱。我见一位白发老太太被两个武警在地上连拖带拽。老太太哭着、挣扎着，手中紧紧抓着一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喊着：“你们违犯国际公约！侵犯人权！”武警一把抢过“公约”撕掉、摔在地上，吼道：还“公约”呢！什么也没用！

他们根本不执行法律，只会黑帮流氓的一套。两个武警上来硬掰我的手，扭我的手指，掐胳膊，扯大腿，我刺心的疼痛，象断掉一样。他们扭着我的胳膊，拖着我拉到场外。我们又被绑架上一辆大轿车，拉到北京朝阳区工人体育馆，直到深夜一点才放回家。

就这样，在酷暑高温下，我们大法学员一整天食水未进，又饿又渴，遭受煎熬和折磨，肉体和精神受到伤害，折磨了十六小时。

2、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再次上访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早晨，我继续到西安门国务院信访办公室上访，到西安门大街已遍地是警车、警察，根本无法靠近。我们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只能在西四丁字街马路的东侧排成三排，要求上访。后来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长，有许多是外地赶来的学员，有的还带着孩子。我们让出了人行道和商店门口，静静的等待着向有关领导部门反映意见。当时在长安街六部口一带也有大批法轮功学员要求上访。

上午九点左右，突然由大轿车上下来大批武警，将学员分段包围，凶神恶煞地紧贴我们面前一字排开，顿时充满了恐怖，显然他们马上要行凶了。但学员们都没动，我大声念着“一个不动能制万动”相互鼓励。我身边一个东北来的女学员，带着一个约四、五岁的小女孩，在这危急形势下，她急忙在一个纸条上写了她家地址，连钱一起塞进女儿衣袋，流着泪向外推孩子说：“你快去火车站！把条子给人看，求人买张票回家吧！妈得留在这！”小孩抱着妈妈不放，哭着要和妈妈在一起，这么幼小的孩子能只身回到东北吗？我心一酸也哭了。我上去站在了最前排挡住她们：“你不能让他们抓去，快走！”可这时武警象恶犬一样扑上来，用暴力抓学员。我们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只有相互挽起手臂来抵御。二个武警扑上来扭着我的胳膊和手，拖我，又砸我的头。一些学员喊起来：“不要打人！不要打人！”但他们根本不理睬，我挣扎间看见那位妈妈和孩子已被绑架了，连小孩儿都不放过，毫无人性！

西四人流非常稠密，马路对面站满了围观的群众，都被这黑帮暴行惊呆了。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受江××指使的暴徒们却毫无顾忌的施暴，真是无法无天。我和学员们被绑架到大公共汽车上，我们不管恶警的阻止，向路边的百姓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背《论语》和《洪吟》，众人流着泪向我们挥手。

劫持我们的车驶往北京远郊，过了滑雪场还在开，谁也不知是去什么地方。当开进一个院子时，我才见大门边挂着海淀区永丰乡公安局派出所的牌子。我们被关押在一个大礼堂里，约有千余名法轮功学员，又让我们登记。恶警用酷暑、饥饿、干渴来虐待我们，不给食物，不给水喝，我的两眼冒金星，北京正值盛夏高温，人又多，闷热难耐。下午，警察说：“中央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都播放了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决定和公安六条，你们不要再闹了！”这是公开大镇压，应立即去上访制止镇压，我们却被劫持在这里，我心急如焚。大部份学员都陆续被各区派出所绑架走了，直到半夜，朝阳区派出所也没来人，恶警只好放我和最后几个人自己回家。一天被折磨了十四个小时，肉体和精神造成严重伤害。

当时我丈夫和女儿在美国，家里只有我一人，他俩打电话找不到我，女儿又打国际长途电话求她的朋友帮助找，可谁也找不到我的下落，急得女儿直哭，感到十分恐惧。丈夫也急得团团转，他们十分担忧我的生命安全。中共邪党统治的中国，公民就这样随时都会被绑架，不知何时就失踪，生命安全受威胁，还让全家人精神受到伤害。

还有大批学员被关押在丰台体育馆。

四、和平上访

七•二零后一段时间，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和平上访为主的讲真相，后走上天安门证实大法好。

之后我们还安排了接待大批外地来京上访弟子。

去人大信访办，国务院信访办等上访，每次出去都很可能被抓，但大法弟子仍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的去上访，走出去证实法。我丈夫李宝庆去人大常委会交信，反映法轮功是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功法，不应被镇压。要求人大依据宪法对法轮功被镇压进行调查，门卫不收信反叫来警察，把他抓捕拘留。

中共已把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弟子依法上访，但大批被警察抓捕迫害。

广州法会和北京国外记者会，向国际揭露了迫害真相，给弟子很大鼓舞。海外弟子来京与北京弟子进行了许多交流。

我那时已被中共非法抓捕了五次到公安局非法审讯拘留，还被关押到科研单位，及被监视居住，但我仍参加多次交流会，接待国外弟子在我家住宿并组织了在我家的交流会。二零零零年二月二日我联系了在学员家开的有澳洲、美国和外省、北京学员参加的交流会，交流了新年去天安门证实法之事。

二零零零年年除夕夜和大年初一（二零零零年二月四日、五日）有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证实法，举起了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旗帜。人数之多，正气之洪大，令邪恶胆寒，事实上宣告了它们“三个月消灭法轮功”叫嚣的破产，并由此鼓舞学员们前赴后继去天安门证实法。同时此次正法活动在国际互联网上登载，造成了极大国际影响。因此江××十分恼火，气急败坏的定性为“天安门事件”，亲批“彻查”，一定要“揪出组织者”。据此，在六一零办公室操控下，设定了“二零四大案”。大肆绑架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拘留、审讯和判刑，对公民合法权利治罪，披着“法律”外衣，把我和另外八名法轮功学员定为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我被中共非法判刑三年，投入监狱残酷迫害，遭受暴力灌食、强行灌输不明药物、“大夜熬鹰”不许睡觉等酷刑，及强行全面体检、抽血化验，超时奴役劳动，强制洗脑等肉体和精神迫害，至今都不给我本应享有的退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