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入修炼做真正的好人

我修炼前因腿摔伤了，造成半月板损伤、韧带撕裂，走路疼痛难忍，医生断言我晚年可能残疾。在身心痛苦的境况下，一位法轮功学员对我说：“你的痛苦是业力造成的，是以前做的坏事促成的恶果，修炼吧。”就这样我开始走入修炼，每天去炼功点学法炼功，按真、善、忍原则做个真正的好人。不知不觉我的腿好了，工作中乐观向上、兢兢业业，单位的人都说我：这个小孩儿挺好。

为啥不让做好人？

可是正当我心性提高、事业有成，感到生活光明美好的时候，政府突然非法禁止民众修炼法轮功。为啥不让炼？为啥不让做好人？我理解不了。电视、广播每天不停的造谣、诬陷法轮功及其创始人。

99年7月22日，我与丈夫到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辅导站站长。市政府门前停辆广播车，不停的播放所谓的取缔××组织，头戴钢盔、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警察遍布我们周围。广播中高声喊话，让我们赶快撤离，否则如何如何。没有撤离的学员被一辆大卡车送到郊外一暑期闲置的学校，按地区分别关入教室。警察做笔录，记下我们的住宅电话、家庭住址，半夜将我们拉回分局，在一小屋羁押，翌日下午获释。自此，我们夫妻的行踪都被监控、电话被监听、逼写保证，日无宁日。

因坚守信仰而被非法劳教

99年10月16日，齐齐哈尔市邪恶系统对拒绝写“不炼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疯狂大搜捕。晚8点多龙华路派出所警察将我送到龙沙分局，半夜11点又送到齐齐哈尔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因炼功而被戴手铐脚镣；因坚持修炼拒写“不炼功保证”而被非法劳教一年。1999年12月初，我被非法送入齐齐哈尔市双合劳教所。在劳教所遭受酷刑、劳役等非人折磨，于2000年6月获释。

天安门证实法遭特工劫持

2000年12月16日，为履行公民的合法上访权益，为遭诬陷的法轮功及其创始人说句公道话，我带着真相条幅踏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独自来到天安门广场，见无数警察便衣混于人流中，他们时刻盯着过往行人。

这时我来到人群中，展开真相条幅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时蹿过来一个特种兵，飞起脚踹中我的前胸，我随之倒地。我继续高喊：“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另一个便衣将我在地上拖了一阵，用受过训练的方式拧我手腕，只听喀吧喀吧响，随即我的手不能动。他掐着我的手腕将我搡上了车。

车上一女学员正遭便衣打耳光，我制止他的恶行，他就打我耳光。我们被拉到站前分局，许多学员喊“法轮大法好”“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高声背《论语》。

我们被疏散，我被送到一个看守所，问我姓名，我不说。他们就又将我送到东四里派出所，问姓名，凌晨3点又被叫去逼问，不说，就被送到当地驻京办事处。我随后走脱，被迫流离失所。

建华区刑警大队的罪恶

2001年1月，腊月二十八，因向民众讲清真相而被建华区刑警队绑架。当时我和另两学员关在一室，听到隔壁一男学员被上刑的惨叫声。这时法轮功学员李兴亚和一姓韩的学员被绑架于此。

半夜他们对我们非法审讯，将我带入一小屋，屋内立着七、八个警察。他们给我上“苏秦背剑”的酷刑，一手在上一手在下在后背处铐上，疼痛难忍。他们问我姓名，我说：大法弟子。他们又将我带到丈夫受刑的房间，丈夫在房中间铁椅子上铐着，脚戴铁链子，穿着毛裤，脸色惨白，后来得知他们用电棍电击他的下身，在男房双臂不能动弹半年之久。

他们问我他（丈夫）是谁？我说不认识。他们将我带走，其中一警察说：“这娘们儿劳教过，给她整房顶上吊起来。”另一个恶警说：“不用，双层床就行。”他们把我双手背铐，手腕上缠上湿毛巾，用跳绳将我双脚捆绑拴在铁椅子上，先将手铐挂在上下铺的上铺床的铁筋上，身体悬空，重心集中在手腕上。他们开始毫无人性的推动我的身体悠来悠去，另一警察坐在床上使劲晃动床。其中一警察极其阴险的说：“把电棍拿来，电她最敏感部位。”另一警察极为下流的说：“哪敏感？就××地方敏感”。

他们取来电棍虽未电击下身，但疯狂电击我的双乳，将我从床上放下后又将我放在铁椅子上。叫嚣道：“你说吧，不说还挂，你是不是去北京了？挂条幅了？”半夜他们将我送入齐齐哈尔市第二看守所。

在齐市第二看守所遭遇手铐、脚镣、地环等酷刑折磨

在第二看守所，大年初五那天我们集体背《论语》，恶警吕征操纵值班警察毒打我们。我们反抗，一时间囚室内乱作一团。

他们将我和一学员弄到办公室，我说大法弟子无罪！一姓郭的警察说，你说啥？就开始打我耳光。他不停的打，我就不停的说。他吼着要取小白龙去（包着铁链子的塑料管），看你还背不背了？我说背！

他又将我弄到另一小屋，砸上38斤脚镣、戴上手捧子，再在前面穿上，一同锁在地环上，我弯曲着身子，苦不堪言。

半夜所长林永贵来查岗时，竟极为凶恶的用力抠我锁骨的穴位，我虽疼痛难忍却一言不发，他又气急败坏的使劲踢我腰部。恶狠狠的问：还背不背了？我说背。第二天全体大法弟子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又将我、郑伟利等二十几位学员转到第一看守所。

我当时被折磨的不成样子，脸部肿胀青紫、眼睛充血。他们把我抬到二十九监舍，躺在床上多日起不来。我找杨所长、郝所长谈话，要求无罪释放；起诉二看的林永贵和吕征折磨被监管人员。

2001年3月我再次被非法送入齐齐哈尔市劳教所迫害。在齐市劳教所，遭受关小号、围攻转化等迫害；10月13日，因我将粘贴“法轮大法好”贴在走廊墙面上，被劳教所起诉押送到第二看守所，关押近一年之久。

一日，齐市第二看守所给我们照相。因我们不配合他们，因而大法弟子杨艳秋、王淑芳、缪晓露、刘永娟和我，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警察吕征把我们5人叫了出去，见大厅里有好多男警察还拿着照相机。他们把写着我的名字的牌子给我们，我们不从。他们气急败坏的蜂拥而上，棍棒、拳脚齐上，劈头盖脸的猛打。这时我们高喊：“不许打人”“法轮大法好”。

2002年9月19日我们被非法判重刑四年，劫持到哈尔滨女子监狱继续迫害。

人间魔窟——黑龙江女子监狱

2002年9月19日，二看送我们去哈尔滨女子监狱。从早上天未亮出发下午1点多到达哈监。刚到黑龙江女子监狱，杨艳秋、刘永娟、缪小露和我等5位法轮功学员，就遭遇吕X萍队长和警察刘爽及几个杀人犯的打耳光；拳打脚踢；强行按着扒光衣服；裸身罚蹲；套上囚服；被剃鬼头。

之后，没让我们吃午饭，就把我们分别带到各办公室进行所谓的“转化”：采用罚蹲、背铐、电棍、拳打脚踢等手段折磨我们。我一边向他们讲着真相一边劝善，可是电棍仍触在我身上，闪着电光。他们将我们送入小号。

刘永娟被打的脸部紫黑、头部肿大；缪小露被扣地环；我在小号遭受铁椅子酷刑。第二天他们轮番打骂我们，用尽各种卑鄙手段逼写“四书”、强行转化，持续27天；又把我们四人弄到会议室，坐在瓷砖地上观看邪党文化洗脑；夜里他们又强行将我们的手反铐于背后，让我们就在冰冷的瓷砖地上睡觉。当时的北方夜里非常寒冷，可是晚上我们就戴着背铐睡在水泥地上。

第二天我们绝食抗议这种迫害，他们调来警力和众刑事犯强行反铐，我们不许他们反铐，高声喊：“法轮大法好！”一时间喊声、殴打声扭作一团；一个月后我们又分别被送往集训队。在集训队每位法轮功学员由两个刑事犯看管，走一步跟一步，不让我们说话，很快又把我们分到大中队。

到了大中队，法轮功学员由4个犯人看管，实施株连手段，只要法轮功学员“有事”就扣犯人的分，无形中在我们和犯人之间造成难以化解的矛盾。经常由于大法弟子之间说话而被犯人毒打。还迫使我们干活。我们抗议非法奴役劳动、拒绝干活。

穷凶极恶的队长张秀丽，给伊春大法弟子任淑贤吊刑20多天，全天24小时吊挂。脚胀的裂口、渗血。我和大法弟子丁彧被罚蹲10多天。当恶警张秀丽再次欲对任淑贤吊挂时，由于不堪重负任淑贤便从二楼跳下，造成一脚后跟粉碎性骨折。

一次，省老改局“五查”人员由王星监狱长陪着，来车间检查狱警纪律。我喊报告，欲揭露监狱警察的罪恶。犯人阻拦，狱侦科陈科长要动手打我，我义正辞严的制止：“在狱长和五查人员在的情况下，你还敢打人？”这时大法弟子接二连三的全喊报告。一时间混乱异常，他们将喊报告的大法弟子弄进小号。我当着恶警张秀丽的面，向他们揭露张秀丽如何残害大法弟子任淑贤的过程，要求取消株连害人的“五连保”政策。自小号回来，因经常抗议他们的不法行径，我几乎一、两个月就被关入小号折磨。

在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四监舍，因大法弟子背法，不听不看诽谤大法的录像，王菊艳被关小号，其余学员都被捆在床头，坐在水泥地上，不让睡觉。恶徒肖林纵使四大科室的男女警察及20多个犯人，将10多个大法弟子赶出室外跑步，不跑就用棍子打。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年大法弟子跑不动了，口渴想喝点水，弯腰捡矿泉水瓶，一姓牛的恶警将矿泉水瓶一脚踢出老远：“喝什么喝！”

晚上，逼迫我们脸朝墙、腰挺直、双脚伸直、双手放在膝盖处，稍一动或闭眼他们就大打出手，有的被折磨至昏迷，早上醒来，见袜子上全是血点子（犯人用针扎的）。他们还用木棍打大法弟子朴英素的脚趾，趾甲脱落。犯人王凤春还用木棍捅其阴部。被迫害最严重的是大法弟子张艳芳，脸部肿胀、全身青紫、辨不清模样。

他们将我、丁彧、田桂清、王洪杰、关迎新、李玉书送到一个仓库。我们绝食抗议，三天后被插管灌食迫害。

2003年9月20日，因近20天没睡觉，加之绝食，被插管灌食时，我抽搐、昏迷、不省人事。他们将我平躺放在海绵垫子上，抬到新楼仓库。罚坐在水泥地上，不让睡觉。北方的11月份，仓库的水泥地寒冷如冰，没有被褥，我在水泥地上躺了2个多月、绝食抗议2个多月。

2004年3月，因我不穿囚服、抵制非法劳役，我、丁彧、刘丽萍被关入小号，一关就是4个多月。不让上厕所，不打开铐子，我绝食8天回到监舍。我又被转到九监区。我被4个刑事犯严管，完全与外界隔离。最邪恶的犯人乔青艳，是“转化”迫害的急先锋。她纵使犯人放音乐干扰我、逼我看诽谤大法的电视、用各种手段哄骗让我“转化”。

我开始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要求无罪释放。她们用野蛮灌食折磨我：她们拿着装有食物的矿泉水瓶，一人骑在我腿上、一个人压我肚子、两个人分别拽我胳膊、一个把着我的头，掐着我的鼻子往里灌。有两次，呛的我差点儿休克，她们还极其邪恶的恶意用钢勺硬是将我的一颗牙齿别掉。我骨瘦如柴，体重仅剩70斤。

九监区成为邪恶的“转化”基地，搞车轮战术，24小时不让睡觉，犯人轮流念污蔑大法的东西。恶人吴相芬不让我睡觉，逼我坐在水泥地上观看诽谤电视，我就背法，坚决抵制。犯人陶红、郭淑华等七、八个人竟毫无人性的一哄而上，将我衣服剥光，用拖鞋从头打到脚，我痛苦难当，几乎死去。

2005年6月，我再次被单独隔离迫害，后来与值夜岗人员放在一室。直到2005年10月26日，饱经邪党摧残的我，终于重获自由。

如今，丈夫与众多法轮功学员还在大庆监狱遭受迫害，刑期12年。而我早已失去工作，艰难维持生计，有家难回。可是就是这样，派出所的警察还常常骚扰我的家人，打探我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