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喜得大法，六天就开始骑自行车了。这千真万确的神奇事实，使我坚信了大法。

当99年法轮功被迫害时，我真诚的想向政府说句公道话，左思右想，想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实一下法轮功是好的，因此，在2000年6月12日走上了天安门广场证实大法。

在广场上的当天上午，我们夫妻俩就被抓捕到北京的某派出所，晚上就被关到团河劳教所，在那里呆了三天，收缴的300多元吃了七、八个窝窝头就扣我150元钱，当成都驻京办来接人时，我直问那里的警察说：我只吃了你们几个窝窝头就要扣我150元钱吗？警察无话，才叫狱霸退了我100元钱，我才看出警匪一家的真面目。

在团河劳教所这三天里，恶警叫我奔跑，跑过去踢一脚，跑过来踢一脚，叫我飞起、掐奶头、足心踩碳渣、蹲马步、打耳光、站通夜不准睡觉等刑罚。我妻子涂木英也在女子监狱那边打得昏了过去，恶警还说她装疯等残酷迫害。

到了驻京办的当晚启程送到成都，到了成都，只见乡上的张主任和派出所的一恶警恶狠狠的骂着我们，把我交到派出所，身上的现金全搜走，推进监室，夫妻俩被高翔不知打了多少耳光，我的脸被打肿，眼睛也眯着了，头也昏沉沉的，只听有人说：“把家给他抄了，房子给他炸了。”大队的书记胡秋悌也在场辱骂和指责一番。第二天胡秋悌就带人抄了我的家。抄家时，我也从派出所被带回了家，恶人把头给我按下，不准看他们，公社和派出所的人就开始抢东西了，站了一会又把我带回派出所，第二天就到拘留所。关了我们一个多月才放回家。

一看家的惨景真叫人心酸，进院坝的大铁门被撬了，楼下的六角木门全被搬走，刚收起来的菜籽、麦子和谷子上千斤抢走，连罐罐里的一点米倒走不说，当场就把罐罐砸碎了，把儿媳的金项链、毛毯、收录机、电视机、自行车各两部，高压锅，家人新旧衣服、床上盖的垫的棉被、家具被抢劫，连补过的塑料盆、半节火钳、三条腿的方桌，灶上的五板子铁锅也难逃此劫。有村民说：“这些管多少钱嘛都给人家拿走了？”恶人回答：“总要管一角钱嘛。”连小孙子的婴儿车、小衣裤也被抢走，村民说：“你们拿了大人的就算了嘛，小人的都给人家拿去了。”恶人说：“要拿要拿，还要全部拿完。”连一只瘟鸡也被恶人用钢钎扛走了，正如村民所说：“你们这个样子就象日本鬼子进村一样。”回到家里我们只身穿了一件衣服，烧水都没法煮，真不要人活了。

我们只好种点快速菜，边种边卖来维持生活，在朋友帮助下，勉强能过下去了。

正在理上维持生活的路，迫害又来了，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前夕，我一个人在家，妻子在大女儿那里，半夜两点左右，派出所来了几名警察，把我带到派出所骗说是办学习班，到那一看，就我一个人，我问：办学习班怎么我一个呢？文警官说：你和他们不一样，你要特殊点。就这样无辜关了我二十多天。

回家不久我见到一些真相资料，我把其中一张真相资料给了大队副书记张德全，想让他了解法轮功真实情况。没想到，在2000年11月15日下午，我正在地里点麦子，突然新津县花桥乡派出所的秦建军、王建军、何学刚等一行，到地里就把手铐给我铐上，绑架到派出所迫害，一到派出所就被乡上派出所的四、五个人轮番打我耳光，过后，叫我脱光衣服，只穿内裤按在养鱼的水池里泡起冻，冻了之后，拉起来在门口站着，光溜溜的被寒风吹着，一会儿叫我穿衣服，水淋淋的裤子又不准换，深夜了，把我和弟弟各铐一只手，直坐到天亮。三、四个人在办公室的床上睡着守我们。

在花桥派出所我被关了近一个月，那监室的地上潮湿，垫的棉絮下面都起了水珠。后来就送到新津县看守所，看守所又不收，叫花桥派出所的警官又送到拘留所，后来又返回派出所，成了派出所的洗车工，记得一次两顿饭不给吃，还给他们洗四部车子，后又送到县拘留所，反反复复直到2001年3月12日才放回家中，白天黑夜都在他们的监控之下，寻机迫害。